材料 集结于豫皖边境地区的新四军第4支队于5月12日起进至巢县以南，7月间袭击运漕地区伪军，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二县城。11月，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抵达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
至1938年10月，新四军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7日，镇江、句容、丹阳、金坛4县抗敌总会以茅麓茶叶公司经理、当地自卫队负责人纪振纲为主任，进步人士樊玉琳、新四军第1支队民运科长王丰庆为副主任。8月，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以著名绅士叶文明为主任，国民党员张干农、新四军干部夏定才为副主任。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四军抗战的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四军抗战的意义。
材料 新中国人口迁移概况统计表
| 时间 | 概况 |
| 1953—1957年 | 东部地区人口向东北、西北边疆地区迁移。从各省人口净迁移来看，1953～1957年，作为当时全国重要人口迁入地的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净迁入人口规模均超过100万人。其中，黑龙江省仅1954～1957年就净迁入112.8万人。 |
| 1958—1960年 |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总数几乎每年都在1000万人以上，1958年甚至达到3200万人；人口总迁移率超过9.0%，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强度的最高峰。 |
| 1961—1965年 | 1961年，国家要求1957年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凡是能够回乡的动员回乡。短短数年，中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口迁移就完成了一个由农村迁向城市又转变为由城市返迁农村的“U”形迁移周期。1962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129万人。 |
| 1966—1983年 | 1966～1978年，受户籍制度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人口迁移处于低潮期。 1978～1983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向当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转移。这一阶段人口迁移仍主要延续改革开放前的趋势，年迁移量大致保持在1400万～2300万人。 |
| 1984—2000年 | 1984～1993年，人口主要向小城镇迁移流动逐步发展到向各级城市甚至东部大城市迁移流动，其迁移流动规模及强度也呈渐趋扩大、增强态势。这一时期，省际自发迁移人数也大致由120万增加到320万，迁移率由1%左右上升到2.5%以上。1995年总迁移人口大致为1300多万人，省际迁移人口为350多万，2000年二者分别增加到3200多万人和1000多万人，分别增长了约1.89倍和2.41倍。 |
——整理自王桂新《新中国人口迁移70年：机制、过程与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趋势。(2)阅读材料，以“人口与时代”为主题，自拟题目，结合中国现代史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材料 罗马共和国初期，为了限制贵族滥用职权，随意解释习惯法，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一番斗争，成立了拥有全权制定法律的十人团，于公元前451—前450年公布了《十二铜表法》。量刑定罪以此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在司法上的专横行为。
公元前445年，根据坎努利尤斯法，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平民与贵族通婚的禁令。次年，设置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政官职位，初为3人，后增至6人，并规定平民也可当选。这是贵族的一大让步，同时也可能出于当时军事上的需要。
公元前367年，罗马共和国通过的《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规定：所有债务的已付债息折作本金计算，尚欠部分分三年偿清；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500犹格；取消军政官，重选执政官，两执政官之一须由平民担任，成为平民反对贵族斗争胜利的一个里程碑。
公元前326年，罗马共和国通过了波提利阿法案，禁止以人抵债，实际上废止了债务奴役制。
公元前287年，罗马平民举行最后一次撤离。而后平民出身的霍腾西阿颁布了一项法律，重申平民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这一事件标志着平民对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概括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对贵族斗争胜利的影响。
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一 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是中国科研机构的萌芽时期。1872年，法国人在上海建立徐家汇气象台（含气象、地震、授时三个部分）。1885年，英国人在台湾基隆、淡水、安平、渔翁岛、鹅鸾鼻等地建立气象站。其后，清政府也开始注意建立科研机构。1898年，光绪帝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并于京师设立中央负责农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农工商总局（1906年改设农工商部）。上海的育蚕试验场同期建立。1902年以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开始建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3月，农工商部上书议设“农事试验场”时说： “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近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 “京师为首善之区，树艺农桑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业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不久，农工商部便于京师西直门外建设农事试验场。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科研机构统计表（1911年以前）
| 成立时间 | 地点 | 机构名称 |
| 1872年 | 上海 | 徐家汇天文台 |
| 1885年 | 台湾 | 气象站 |
| 1898年 | 上海 | 育蚕试验场 |
| 1902年 | 保定 | 直隶农事试验场 |
| 1903年 | 太原 | 山西农事试验场 |
| 1903年 | 济南 | 山东农事试验场 |
| 1904年 | 济南 | 山东林业试验场 |
| 1906年 | 北京 | 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 |
| 1906年 | 大连 | 奉天农事试验场 |
| 1906年 | 福州 | 福建农事试验场 |
| 1908年 | 大连 | 奉天植物研究所 |
| 1908年 | 天津 | 天津种植园 |
——据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整理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晚清科研机构设置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科研机构设置的意义。
材料一 我国古代法典编撰，大致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至成文法并到法典化的发展历程。从夏朝出现习惯法，到商周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完善，再到战国时《法经》开创成文法典之先河，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古代法典编纂技术和法律制度逐步成型并达到顶峰。《唐律疏议》不仅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律典的蓝本，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体例与规定已经达到了古代世界刑法之最高成就。
——何勤华《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材料二 “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系在民国时期由陶希圣、陈寅恪初步提出，并由瞿同祖系统阐释。该命题认为，秦汉律典“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同一性行为规范”为治国之具；自汉朝起，儒生屡以律学章句、经义折狱等手段，将儒家强调差异性的礼义引入法律实践中；从曹魏到隋唐，引礼入律逐步完成，儒家化的律典成为法律的正统。
——赖骏楠景风华《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特点。(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材料一 1865年利兰·斯坦福州长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报告：“为了解决内华达山工程停滞的问题，我们雇用了一批中国工人，他们沉着而安静，非常勤劳，热爱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强得多。这些华人的学习能力令人惊讶，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未来铁路建设工作中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同年，美国政府决定建立和中国之间的海邮汽船服务事宜。1868年两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推动大批华工来美国修筑铁路和开发西部。
——摘编自黄安年《沉默的华工和贯通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
材料二 下南洋的民众把当时中国的制陶、造纸、造船等技术带到南洋各个国家，同时还带去了栽种白菜、韭菜、荔枝、龙眼、肉桂等水果、蔬菜的技术。沿海地区下南洋的人，还给当地带去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念、先进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先进的渔业生产方式等。人口迁入中形成了一种文化涵盖，在这种文化孕育的过程中也吸收当地文化的一些精髓。许多国家还产生了由华人组织的会馆，这种会馆实际上就是在大量华人中形成的一种民族意识，同样还有文化上的认同意识。
——摘编自陈秋沛《浅析晚清下南洋中华人对南洋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美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述晚清华人“下南洋”的主要影响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
材料一 南宋时期，《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以及《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并称“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皇室宫苑、朝廷机构、物产风俗、历代牧守；《淳祐临安志》主要载述南宋临安的城府、山川；《咸淳临安志》征材宏富，体例井然，对疆域、山川、秩官、风土、人物等内容均有记载，是三本志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临安三志在中国古代都城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咸淳临安志》与《长安志》，显然都城志在南宋时期已趋于定型。都城志发展至两宋时期，体例趋于完备，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当时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修志风气的盛行分不开。
——摘编自黄硕《临安三志研究》
材料二 临安成为都城的原因，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不如临安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摘编自包伟民《南宋临安—壮心未与年俱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临安三志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临安城发展的原因。
材料 现代外交制度是主权国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外交政策的成长、国内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国内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日益重视，外交决策模式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其制度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1949—1976年，很多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外交部或者其他外事部门上报文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的方式决策。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几乎天天要审阅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甚至连为法国学生开办暑期汉语培训班、援助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之类的事务都要经过邓小平的批示。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一些事务性政策、例行性政策、常态性政策的决策权力被下放，明确规定只有那些牵涉重要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议题必须交给中央决策讨论，其他一些次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或者由外交外事部门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外事决策往往由外交部、外经贸部、文化部等部委甚至司局级单位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部委的意见和政策。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外交决策方式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外交决策方式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阿拉伯帝国出现大翻译时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的特点。
(3)根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阿拉伯帝国时期和明清时期翻译活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