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保甲制度在新政权得以稳定之后必须清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城市自发形成的一些基层管理组织，如清洁卫生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冬防委员会等。但也造成多头指挥、组织混乱等现象。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成立了一些城市管理组织。1954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基层管理的法律依据。全国城市基层组织统一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街居制即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也随之建立。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延伸。条例还对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规定：“居民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三人。”到1956年，居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了。在街居制的组织下，兴办了较多福利性质的居办经济和各类服务组织，在单位制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基础上，辅助治理了辖区范围内的治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
——摘编自肖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研究（1949—1956）》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在全国建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建立的积极作用。
| A．英国向北美输出议会政治 | B．北美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萌发 |
| C．英国民主实践的影响扩大 | D．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矛盾激化 |
| A．展现人民公社农业大丰收场面 | B．期盼农村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
| C．号召农民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 | D．歌颂政府惠农政策成效卓著 |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多方面内容。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颜渊》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梁惠王下》中最早提出“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民可畏论》，强调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均取决于人民。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摘编自张弓《民本思想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王韬等人关于民的观念呈现出新的气息。王韬提出：“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王韬认为中国取士的方法必须改变，取士之法不变则无法产生真正的人才，必须改革学校制度，重视实学和政学。他把西方的君民共治看作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提出，中国要富强、要救贫，就必须开议院以通下情。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以王韬为例的思想史解读》
材料三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以民为本”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从同盟会成立乃至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改组国民党，其理论和实践活动无不体现着他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比，王韬关于“民”的观念的新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形成的有利条件。
(3)材料三展示了孙中山将传统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的历史逻辑。根据材料三，简述这一历史逻辑的史实依据。
| A．世界文化传播方式受科技发展影响 | B．信息技术革命维护全球文化多样性 |
| C．新媒体主导着区域间文化传播网络 | D．科学理论创新与文化传播良性互动 |
| A．欧洲殖民模式转变 | B．拉美多元文化并存 |
| C．殖民者的文化入侵 | D．全球经济联系加强 |
| A．适应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 B．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
| C．配合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 D．建立了有效的新闻宣传机制 |
| A．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 | B．力图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
| C．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D．外交政策发生战略性调整 |
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模式促进了时代主题的政变，确保了战后世界整体和平的出现，也带来了人类社会财富的极大繁荣，以和平而非战争、征服的方式把世界日益联为紧密的整体。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世界发展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如它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求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
——摘编自朱大伟《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发展模式转换》
结合所学知识，提取材料中任一或整体观点，自拟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材料 随着重庆城市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构建了以都邮街广场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重庆市人民政府通过修建都邮街广场，既重构了重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了在都邮街广场举办重要的政治活动。随着街道的整修和都邮街广场的重修，重庆市人民政府还重新命名了原有城市街道，强化了重庆城市空间的政治特性。随后，“精神堡垒”纪念碑建成，“精神堡垒”广场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政治集会场所。国民政府在此举办国民月会、庆典活动和纪念活动，使得这一城市广场充斥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加速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应该讲，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对于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庆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