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铸器的目的在于保持家族地位 | B.通过铜器铭文来传承家族记忆 |
C.利用铜器强化与周天子的联系 | D.致力于维护周文化的独特地位 |
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A.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 | B.所处社会阶层的区别 |
C.历史叙述的价值取向 | D.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
A.全国商业资本向南方集聚 | B.茶叶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 |
C.制茶业出现新的经营方式 | D.大额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 |
A.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提高 | B.中国成功解决了粮食基本自给问题 |
C.政府保障粮食安全卓有成效 | D.中国为人类消除饥饿作出重大贡献 |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1)根据材料一分析阿拉伯帝国的国家机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述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措施。
A.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并存的多元文化 | B.希腊化时代继承了古典时代哲学遗产 |
C.征服战争激化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矛盾 | D.政治权力深刻影响一定时期文化走向 |
A.探索适合国情发展道路 | B.各国经济相互依存 |
C.努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 D.殖民体系彻底崩溃 |
A.体现市民娱乐和休闲生活的情趣 | B.彰显社会稳定繁荣的时代风貌 |
C.是研究民族交融的重要历史素材 | D.折射出北方风俗深受南方影响 |
材料一:农业是历代私有制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就颁布法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多,复其身”。唐宋以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矛盾日趋加剧,封建国家日益重视荒地的开垦,例如,洪武二十八年,明政府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康熙十二年规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除上述目的外,历史上还有因“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而减免赋税的情况。
——摘编自刘德成《中国古代减免赋税析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不过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民众的税负很轻。土地税征收中“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营业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及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在百元以下的群众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出售剩余产品的都实行免税政策。关税一般是轻税或者免征,一切货物在边境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不重复征税。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依靠税收,而是采取“取之于己”的方针:一是红军公田收入;二是来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手工业收入;三是发展经济,开展生产建设。
——摘编自赵云琪《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政府减免赋税的共同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税收制度的特征,并简要评价中国古代政府与近代中共减免赋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