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先有国民权利平等意识的觉醒，后有人民主权的制度设计与鼓吹，再经过或急或缓的民权革命，才建立起来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同于17、18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先后生成之时。因此，当时开始广泛兴起并对东方民族产生刺激的，已经不再是民主主义，而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赫尔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拥有独有的“虚构能力”。人类的几乎一切社会秩序，不管是政治制度、经济秩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等等，都不是天然存在，而是人类意识虚构出来的。当时下的社会秩序束缚了人类时，人类就会虚构出一个新的秩序将其取而代之。对于人类而言，虚构秩序的进化代替了身体进化，大大加速了人类发展的速度。

材料：历史上落后民族以武力征服先进的民族，其结果却被后者所同化，这种自然同化现象，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多次重现。以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冲突为例，吴于廑先生总结指出，游牧世界曾三次对农耕世界发起冲击，分别是公元前2千纪印欧人的迁徙、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以及蒙古西征。三次入侵表面上看都是游牧世界取得了胜利，但最终的结果是农耕世界依靠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吸收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扩大了农耕世界，削弱了游牧世界。到1500年之后，游牧民再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冲击。

材料   有学者总结“16世纪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时，提出了以下观点：

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通过16世纪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其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不仅对于东亚邻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发生过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的兴起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6世纪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积极地与域外世界进行交流，吸收域外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得到更快的发展，并创造出自己的文明辉煌。

——摘编自陈尚胜著《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革命与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确定了社会革命与改革的辩证关系，赋予了它们各自科学的理论内涵。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特殊形式。任何类型的社会革命，都能直接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革命只有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关节，点上才发生，是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普遍形式。社会改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转轨换型，另一种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除旧布新。

——摘编自张艳国《革命进程》

材料 重视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之源。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应时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就能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摘编自“新华网” 《理想合肥·举旗帜》

材料   在五四时期，关于中国文明如何复兴问题，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力主全盘西化，服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文明论；梁启超等人在一战后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希望生成世界新文明；辜鸿铭等传统主义者则决意“归宗儒家”，主张中国文化、文明的世界化。三种文明之间所构成的激烈对抗性，其实是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文明冲突的本土表征。实际上，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实践的整体性综合，也体现为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创造性想象，其目的是无限敞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

——摘编自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

材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兴久不衰、永葆青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我革命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项品格。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这一鲜明品格的概念正式提出是在新时代，但详细研究党史资料后会发现，党对自我革命理论形成和实践探索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

——摘编自孙双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

材料   “到边疆去”“到西北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流行的口号。《良友画报》开辟专栏反映西北地区风土民情。

1932年9月，良友全国摄影团从上海出发，在七个半月走过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共16省，行程共五万余里，采摄照片万余幅。由此形成的系列报道“全国猎影记"中的“西北印象”报道了对绥远、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省的考察印象。西北在“全国猎影记”中留下了“尚未开垦之富源”的印象，说明“中国并非真的穷，不过偶然拿着钥匙挨饿罢了”。

1935年，开辟了“良友读者旅行列车”，除摄影记者自行前往采访外，还可以由读者投稿。其中有大量篇幅介绍西北的河套、蒙古、青海，以及西南的康藏地区，展示了西部边疆地区土地广大、物产丰富、风俗特异、民风淳朴以及周边列强对西北、西南的觊觎。同时还记录上述地区大量的特色风景和文物古迹。

1936年至1937年，推出了“西游记”十篇。专栏作者庄学本，此行是护送班禅大师返回西藏，并且沿途考察西北与黔藏等省的社会、语言、物种等，行程路线为由首都南京出发，经西安、潼关、陕西、甘肃、青海入藏，行程万里。专栏充满了少数民族风情的描绘和保卫国族的暗示。

——摘编自王若梅《（良友画报）关于西北地区的论述初探》

材料   希腊字母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希腊字母由腓尼基字母改造而来。腓尼基字母共有二十二个，希腊古典字母有二十四个，比腓尼基字母多两个。腓尼基字母都是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文字发音只有根据上下文推断。希腊字母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元音字母。希腊人创造了元音表示法，这一创造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使字母成为完备的语言记录工具，开创了字母文字发展的新篇章。

——摘编自郭东《论拉丁字母的符号象征性——从埃及文字、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