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苏俄最初与孙中山接触时，孙中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仲出的橄榄枝并没有积极回应。1922年6月，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发生后，孙中山离粤赴沪。在与英国记者阿瑟·索兰姆的谈话中，孙中山说：“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就抓住了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喊，叫我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摘编自李振武《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对苏俄态度转变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并简析失败的原因。
| A．近代科技发展的社会基础 | B．欧洲革命的历史影响 |
| C．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和条件 | D．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 |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国地方行政制度有何重大变化。这对秦国加强统治有何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原因。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黔东北深山高寒地区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难以生长，山民的生存难以获得保障，明政府采取“移民就宽乡”政策，进一步加重了黔地的人口压力。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原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相继传入我国，这些作物具有耐瘠、耐旱等特性，使贫瘠土地和高坡山地成为了可利用的耕地。山民们种植的高产作物或被加工为各种干粮以作备荒之用，或被加工磨制成可供食用的淀粉，或被制成喂养牲畜的饲料，在保障了日常的粮食需求后，山民也会余留部分用于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摘编自李锦伟等《明清时期高产作物的引进对西南山区的影响—以黔东北地区为例》
材料二
——摘编自王浩强《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高产作物引进中国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洋米进口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一组民族火柴业留下的商标——火花
材料二 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摘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根据材料一中的火花内容，分析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
(2)说明材料二中“黄金时代”的具体时间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明代财政收入
| 年份 | 米麦（万石） | 布（万匹） | 绢（万匹） | 宝钞（万锭） | 银（万两） |
| 1430 | 3979 | 20.5 | 94.1 | 7388.9 | 32.9 |
| 1552 | 2659 | 13.3 | 32.0 | 2414.4 | 243.3 |
| 1621 | 2780 | 12.9 | 20.6 | 8.1 | 755.2 |
——摘编自《明实录》
材料二 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中国输出的商品是以资源的高耗费为前提的，包括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西方输出的是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是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西方人并没有为此支付应有的成本——没有为此耗费自己的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白银流入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越多，白银加剧了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
——摘编自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材料三 1933年美国宣布“白银国有令”而导致的国际银价暴涨，加之日本在华北进行侵略活动，大肆走私白银出口，导致中国的货币白银迅速外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公告宣布实施法币。统一以法币为支付所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债务，应准照面额于到期日以法币清偿之，所有银元持有人，应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
——摘编自王乔《近代中国货币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财政收入的变化。结合所学，从明代改革的角度简述出现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白银流入中国的途径，并结合所学分析白银大量流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明美国宣布“白银国有令”的背景。简述民国时期中国货币的变化。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然而，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的记述，与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能容许它聚集的财富已经到达最高程度。
——摘编自[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首次出版于177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亚当·斯密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存在什么现象？并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其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维新人士虽还没有明确提出“民族”的概念，但他们从“保国、保种、保教”的角度来宣传变法思想。20世纪初，国粹派认为，国学中具有民族独具的特质，是“激动种姓”、增加爱国情感的良药。他们还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平等，以此说明保持民族特性符合世界公理。章太炎则多次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来概括中外文化，说明二者各有所长。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更为自觉地认同民族文化，重视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
——摘编自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并分析其对法国社会变革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864年，在华尔“洋枪队”的启发下，李鸿章决心创办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访购设备时，因丁日昌购下“修船之器甚多，造炮之器甚少”的旗记铁厂（美资）。江南制造局也开始了其轮船修造业务。在船舶修理方面，由于其官办性质，经费的拨给与其生产效益没有关系，使得修船费用高昂，修船周期漫长，在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外资船厂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这也导致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舰船宁可入洋坞修理。最终迫使造船业务从江南机器制造局独立，成立江南船坞。
——摘编自郑英杰《从“四局二坞”浅析晚清官办船舶工业未能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江南造船所（原江南船坞），后更名为“江南造船厂”。20世纪50—60年代，江南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艘03型潜艇（苏联技术转让）、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有困难找江南”成为了当时的俗语。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江南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品牌；液化气船更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在公务船领域，江南造船厂先后交付了“东方红3”号海洋综合科考船、 “雪龙2”号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等，均处国际领先水平。2018年海上阅兵中的五分之一的舰艇也出自其手。 “十三五”期间，江南造船厂还整合资源成立了江南研究院，开启了以数字造船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摘编自余俊伟《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世界船坞”——江南造船厂的过去与现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该局造船业务未能获得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造船厂发展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江南造船厂从“江南机器制造局”到“世界船坞”转型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