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的 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材料一   在苏俄最初与孙中山接触时，孙中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仲出的橄榄枝并没有积极回应。1922年6月，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发生后，孙中山离粤赴沪。在与英国记者阿瑟·索兰姆的谈话中，孙中山说：“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就抓住了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喊，叫我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摘编自李振武《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

材料二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的选官体制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置中正、小中正，专司品评人才，并向朝廷推荐。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政治制度有所改变。所以，南北朝时期，随着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的不断扩大，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基本上被废除。

——摘编自隋启良《九品中正制的兴衰》

材料二：唐代科举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馆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中央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

——摘编自杜非《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材料三：制举是唐代科举中一种特殊的选才形式，唐代制举效仿汉代察举，多在新君即位、改易年号或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开设，由皇帝亲自下诏选拔贤良人才，以表达乐善求贤之意，唐高宗以后制举逐渐成为科举制的科目之一。新君通过制举选贤的形式与天下对话，借此表明自己是一位招贤纳士的仁德之君，意欲广纳贤才、励精图治，令天下人臣服于其统治，从而确保统治权力的平稳过渡。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从唐太宗一直到唐文宗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三位在登基之时开设制举。

——摘编自田子爽《从皇帝即位改元看唐王朝的制举选贤》

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27年10月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黄允升、唐宝林等《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   1934年10月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摘自《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习近平202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1912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摘编自[美]费正清《评中国和日本近代化》

材料三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而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很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