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店铺散落到居民区中的大街小巷。店铺布局和装饰不再整齐划一，店铺的招牌凸显出各自特色。据统计，《清明上河图》中除景物的遮挡外，图中有商家设置的广告招牌23处，广告旗帜10面，灯箱广告4块。使用店招的店铺多以姓氏或经营的名牌产品作为店招，如“杨家应症”“刘家上色”“太阳中医肠胃”等。彩楼（门面装饰）广告是宋伐新出现的广告形式。《东京梦华录》载：“凡京师门店，门皆缚彩楼欢门。”还有许多店家用名人字画来装饰店面，还出现了诗人专为商品销售创作的广告诗。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铜板雕版印刷广告，印制精美，雕版中间刻有玉兔抱杵捣药的商标图。
——摘编自杨海军《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等
材料二 画报作为一种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刊物，是研究近代城市生活与文化的重要资料。天津的《北洋画报》自1928年起相继刊登标语口号，以此支持国货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在广告中不断强调“国货”概念，传递“爱国”观念，借助国货运动的开展将国货产品、国货广告与爱国情感联系在一起。如“好运道，爱国人士请吸国产超等香烟”“爱国须用国货”“中国人不用中国货，谁用中国货!”等。还有广告语突出表明商品的“国货”性质，如“纯粹国产呢绒”“用国产纯羊绒织成”“完全国货”等。
——摘编自何嘉琪《近代国货广告的文化解读以<北洋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广告丰富多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洋画报》刊登传递爱国观念广告的历史背景，并作简要评价。
材料一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萧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超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模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到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 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利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等价格涨跌时就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场，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
材料三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一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末清初重庆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分析清朝鼓励移民对重庆经济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重庆商业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1981年，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他认为“失业是法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并围绕社会福利政策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主要做法包括：规定提高各行各业最低工资者的工资；增加住房补贴和家庭补助；提高最低养老金和成年人残废补助金；鼓励缩短工时和提前退休；提高对富人和高收入者的税收，免去部分低收入者的所得税，扩大动产与不动产升值税的征收范围，取消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征收的增值税。这些做法使政府的开支加大，从而使财政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他起用共产党人担任一些政府部门的部长，这对大垄断集团的投资心理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虽然工人工资有所提高，但企业主会把增加的费用算到价格里去，从而使物价加速.上涨，通货膨胀加重；当时法国的国内市场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而扩大进口又使外国商品大量涌进法国市场，国际收支赤字扩大，甚至将法郎推向“不受欢迎的货币”的行列。
——摘编自董平《密特朗执政以来的经济政策初析》
(1)根据材料，指出密特朗执政初期法国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些政策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密特朗执政初期法国社会福利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
材料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祖在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路途中，少不了对数字和形状的研究与琢磨。早在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300~约公元前1046年)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13种计数单字。最晚在春秋末年，人们就已经普遍掌握了十进制的计数方法，并且可以随意使用“算筹”这种工具进行运算，这一运算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宝典，涵盖了战国、秦朝，汉朝时期的数学成就，它甚至还提到了分数问题和盈不足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三位伟大的数学家——刘徽与祖冲之父子……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数学研究的繁荣顶点出现，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大批有成就的数学家。
——摘编自中国数字会网站《中国古代数学简介》
材料二 李约瑟经过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缺乏精确验证和数理逻辑。传统文化有形象思想和深奥模糊的混沌特征，诸如道家学说的太极、元气，经络、风水、阴阳等，都普遍存在着“妙处难与君说”的特点。中医虽然神奇灵验，却没有西欧的化验验证和精确数据。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虽然注重记录现象，也有直觉猜测，但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古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科学的天文学体系。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先秦至宋元时期数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科技具有优势的领域，并简析中国古代科技的主要特征。
材料一 汉初功臣封侯时，“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时代，“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蕃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武帝继位后，随着治国思想的改变，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要求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所谓“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对朝臣的控制；二是加强朝廷对各地的控制。这两个层次的控制加强的结果，自然是一切大权统归于至高无上的皇帝。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至文景时期社会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意义。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施行的矿务政策主要是大力发展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对民间开矿的态度基本是禁止和限制的。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左支右绌，一些官员提出“广制造、兴矿政，以开源也”，呼吁发展采矿业以挽回利权。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实业救国“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逐渐改变清初的矿业政策，开始允许民间开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清廷下旨命各省五金各矿“宜及时攻采，以期推广”。
——摘编自程博《清末民初矿业法制变革初探——从焦作煤矿实便展开》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矿业法》，置各矿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并要求所有外资经营的煤矿依法划区设权，领取开采执照或者重新改组。实业部对于无证私采之矿，加以取缔；并将已设定矿权的矿，按期开列清单，分发各路局查考。依据矿业法的规定，矿税被分为矿区税与矿产税两种，凡已设定矿权的厂矿必须缴纳矿区税，该税由农矿部（或实业部）委托省市主管官署代为征收转解。对于各大矿业公司，其矿区税数额较大者，由实业部直接催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重要矿产资源的统制。1931年11月，由实业部牵头召集救济长江煤业会议，并于上海设立国煤救济委员会，以应对长江流域的煤荒，促进煤矿业产运销合作。1933年6月，实业部召集各煤商及有关各部召开修车运煤会议，以增进运输而谋路矿之合作。1935年，国民政府以钢铁关系国防安全为由，规定苏、皖、鄂、赣、湘五省境内铁矿将不再准许人民承租，全部收归国营。
——摘编自向明亮《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材料三 1994年，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确立了矿产资源的资源性资产性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平等的财产交换关系。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矿产资源法》，允许矿业权流转，这促进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矿产资源管理逐步走向市场化。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此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矿业中经受住了考验，而在与国际矿业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中国矿业也在不断拓宽视野，逐步提高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摘编自赵凡《我国矿业权制度改革40年综述》
(1)根据材料一，指出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矿务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矿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实施的目的。
(3)根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90年代中国矿业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材料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立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法》就是基于这一总路线制定的。按规定，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这五大财产，而对“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1950年12月8日，中共华东局向中共中央报告，试点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主劳动回心”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认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是有序和温和的。
从1949年到1952年，全国耕地面积，由0．98亿公顷，增加到1．08亿公顷；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8．95公斤，提高到288．12公斤。农业生产要素产出率实现快速提升，全国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由1949年的1029．3公斤提高到1955年的1416．7公斤，提高了37．6%，年均递增5．5%，这是在传统农业技术下实现的（也有恢复性增长因素）。正是土地改革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土地改革总路线的精神，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了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因此保障了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
——摘编自郑有贵《新中国土地改革开辟现代化通途》
(1)根据材料概括土地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其市舶税制的课征内容有三：其一为舶脚，据船舶的运载量课征；其二为进奉，即外国商人向朝廷进贡的货物；其三为收市，即朝廷所要收购的货物。唐政府对外籍商舶“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外国商船在市舶司完成登记，查验文书后依次课征关税，所余货物即可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商船出海贸易，一般也按上述制度征税。市舶税是唐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德宗时，岭南节度使王锷在广州办理外贸，所得的收益就相当于两税的收入。
——摘编自齐海鹏、孙文学《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海关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设立，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各国支持，使得总税务司在内的绝大部分洋员由英国人担任。这种状态下的中国海关庞杂无比，除了进行税务和海务的本职管理外，还要确保清政府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和全国人大均要求对明显过高的税率做局部调整，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随后各地海关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报关制度，恢复海关征税和海关统计。同时将关税收入统归中央，关税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
——摘编自岑维廉等《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市舶税制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清海关管理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关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摘编自潘岳《秦汉与罗马》（《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材料二 关于罗马与中国的外交联系，现在已知的只有非常零星的信息。根据中国的史料记录，公元166年，安敦皇帝派代表团来到中国，而在公元226年，一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抵达了东吴孙权在南京的朝廷。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古代世界这两个最伟大的帝国基本上是各行其道，几乎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摘编自[英]西蒙·普莱斯等《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罗马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秦汉是如何解决“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这一类似问题的。(2)根据材料二说明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交流的特点，并指出在研究两者交流时要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战国末期，郑国受韩国派遣，以水工的身份来到秦国，承担修建引泾灌渠工程。韩国此举意在“疲秦”，消耗秦国实力，使其放弃吞并六国之计划。“公元前 246 年，（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渠就……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古代容量单位）。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摘编自《史记·河渠书》等
材料二 隋炀帝即位后，关中和河洛地区的物资不足以供应隋中央政府的需要，为此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 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在开河过程中仅通济渠便先后征调民夫二百万，隋炀帝还在沿途建置了许多专供个人享乐的“御用”工程。开通后的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水系，全长 2500多公里，加强了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郑国渠的建成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进行简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