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远古时代，先民一般利用天然河水、湖水或泉水维持生计。夏商周时期，人类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在无天然河湖可资利用的地方，只好开泉、凿井取水。秦汉以后，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对生活用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井、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开发水源，修渠引水，以解决城镇居民的用水问题。汉武帝元狩三年修昆明池，并引池水入汉都长安，供居民使用。隋唐长安有比较完备的供水系统，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进城，与城中众多的水井相辅相成，共同解决城市生活用水及环境用水问题。唐代以后，宋元明清诸代在大中型城市中也普遍建有供水设施。
——摘编自王双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及其特征》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各地沿海通商口岸如天津、上海先后建设了城市自来水供水系统。20世纪初，北京供水不足问题进一步引起各方人士重视。1908年北京连续发生火灾，清廷寻求防火方法，袁世凯称自来水为解决之道并获得政府支持。因国力衰微，政府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自来水公司只得采取招商集股的方式筹集资金，随后发行300万元股票。又因技术落后无力自产，供水设备只得向外国购买，但外国公司只计自身利益，对中国的自来水系统建设不负责任，建设过程很快出了问题。在铺设安装水管时，部分宗室以管线可能会经过其祖坟为理由阻挠，甚至将官司打到了宗人府。
——摘编自张凯昭《民生之首：清末民初北京的自来水系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城市供水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影响近代中国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的因素。
材料一在不少中古传统的典籍中，比较简要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1974年出土的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巧合的是，1990年出土的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
——摘编自荣新江《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材料二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后，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就是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唐朝的馆驿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和烽铺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
——摘编自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1)据材料一，指出学者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
(2)综合上述材料，概括馆驿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作用。
材料 “两伊（伊朗、伊拉克）战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仍有对峙之势，但是对中东的策略已经发生微妙复杂的变化。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阐述了美国对两伊战争的四项原则∶第一，保持中立；第二，期望苏联会采取克制态度；第三，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关心这场冲突；第四，必须早日结束这场冲突。阿富沙战争是此时苏联中东战略的关键一环。作为阿富汗的邻国，伊朗将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的行为视为对其安全的挑战。虽然苏联在两伊战争爆发后向伊朗频频示好，但是伊朗仍在阿富汗问题上坚决反对苏联，这也导致了苏联在战争中后期开始对伊拉克有所倾向。虽然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一直不愿对苏联言听计从，但是并不能说毫无成效，在1987年后，伊朗在该问题上立场逐渐软化，可以说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外交目的。
——摘编自冀开运《美苏对两伊战争的政策对比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苏两国对待两伊战争态度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伊战争给国际局势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早期西方政治社会中已经分化出了专门的司法机构，如雅典出现的阿留帕克、埃非特法院、11人法院、迫埃德特法院和40人法院等。在雅典，掌握国家政权的九个执政官的任职资格、任职期间的行为都必须接受陪审法庭的审查，执政官也必须向陪审法庭述职，雅典的法庭还具有对立法权的制约功能。
——摘编自孙永兴《论西方早期社会的司法—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例》
材料二早在中世纪英国国王加冕的誓词中，就有国王要承诺遵守和维持王国民众所选择的法律和正当习惯的规定，查理一世即位时的加冕词也宣称：国王“同意遵守并维护王国现有的法律和正当习俗”。“光荣革命”后，法律取得了高于王权的地位。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议会借助革命和复辟王朝的政治妥协确立了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争取的权力和地位。18世纪以来，英国司法制度逐步朝着近代转型的方向迈进。
——摘编自部政达《近代早期英国司法转型研究（1485—1714）》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社会司法发展的特征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英国社会司法进步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雅典与近代英国司法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材料一 宋朝时上流社会中流行射类、蹴鞠、棋类、水上活动、角力、田径、武术、节令游戏以及百戏等体育活动。《宋史》中记载，上流社会对体育礼仪的规定非常严格，如打球包括了鼓乐、服饰、仪式等等诸多程序和规矩，礼法森严。朱熹提出“修建射圃，提倡习射；效法孔孟，尊崇六艺以及登山郊游，导引调息”的体育思想。民间也兴起各类体育活动，并出现大量专业的体育“社”，如打毬社、齐云社、角抵社、锦标社、锦体社、英略社等。宋代《齐云社规》记载蹴鞠有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都城开封街市店铺甚至还专门出售一种儿童秋千，设计精巧，深受百姓喜爱。城市里也出现一些新的娱乐场所，将文艺表演和休闲体育结合起来，吸引大量的市民来休闲娱乐。
——摘编自周丛改《宋代体育的繁荣及其成因》
材料二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认为“学生芒有强健的体魄和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具，然后方能担负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在张伯苓看来，体育可以“增进全身之健康，使一切动作敏捷正确，精神愉快，产生美观，并养成能守纪律，重协力，尚仁侠之健全人格。”他提出“民主政治即是体育精神。体验过体育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利得多”。他从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出发，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的人才”。
——摘编自霍玉《张伯苓：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先行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体育活动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伯苓体育思想的内容并简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逐渐向社会下层移动，“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磕妇(为往田野送饭的妇女)，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
——摘编自秦海骰《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民国建立后，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教科书，一律禁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经教育部审定，很快被各地学校普遍采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种教育思潮竞相呈现，主张课程改革要面向生活、面向科学。1920年教育部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都被选进了国文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科书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包括书信、传记、讲演，故事、科技说明等日常应用文体。
——摘编自曲铁华《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从19S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救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成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救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材兴盛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年中小学教材编写的特点，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编订中小学教材的意义
材料 18世纪末期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但这一时期美国已不乏关于发展制造业的声音。19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在技术水平上明显落后于英国。19世纪初美国的禁运法令甚至一度导致英美之间的贸易中断，但这为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这一世纪，美国工业部门经历了快速地成长，在钢铁等一些领域慢慢追赶并超过了英国，成为当时重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出口也完成了由以农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品为主的转变，1860年美国制造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8%，1910年这一比重已达到60%。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税在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远低于19世纪，美国转而成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论是制造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制造业从业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发展趋势被很多学者称之为“去工业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承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大量转移至这些国家和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更多地倾向于出口技能、资本密集型产品。由“去工业化”所引发的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对美国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美国的“分裂”，如传统产业地区与后来居上的以金融、通信严业为核心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摘编自王曙光等《美国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进程对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美国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去工业化”带来的影响。
(3)综合以上信息，谈谈你对工业化的认识。
材料一 1271年元朝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旧有河道迂回曲折，水路转运诸多不便。世祖忽必烈采纳韩仲恽、郭守敬等人的建议，截弯取直，重新规划运河线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直达大都。1293年，南起杭州、北抵大都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1700余公里。由于运河各段地势高下不一，元朝改善坝闸技术，利用更加省时、省力的复式船闸来调节水量提高运输能力，还专设都水监及下级机构掌管河道运营，严格控制来往船只，保障河道畅通。大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苏伊士地峡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早在古代，埃及法老就曾试图领导人民开凿苏伊士运河，但没有成功。新航路开辟以后，伴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西欧国家企图控制关键性航路枢纽，法国觊觎苏伊士地峡由来已久。1854年埃及与法国签署开凿合同，法国人负责策划，历时十多年，运河终于竣工通航。但十几万埃及劳工因此丧生，埃及政府也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后英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购买运河股票、甚至驻军侵占埃及，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直到1956年，埃及政府才通过艰难斗争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
——摘编自吕桂霞《苏伊士运河与大英帝国的兴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在运河开凿和管理上的主要举措，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苏伊士运河开凿。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运河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