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使执政者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矛盾最集中的又莫过于对商业的管理。面对新形势，宋廷没有囿于传统，而是积极应对，在牙人、行会和伪钞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丰富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伟超《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
材料二 从清代前期江南省、府、县三级官员的若干政令文告集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于田土、房屋产权交易俗例的规范，货币与度量衡、牙行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维持，以及某些市场活动的管制，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商业与市场管理在明清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地方官员面对商业经济问题时，基本都提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只有类似“严拿究处”“置之重典，决不姑容”等疾言厉色的训诫，即便佐以枷号、杖责、徒刑之类的威胁，在行政上仍缺乏实施细则、有效的监督和执法力量，只是一纸空文。
——摘编自黄敬斌《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商业管理政策调整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地方商业管理出现困境的原因。
材料 20世纪初，中国“教育救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焉；庚子之创，一年以来，而教育之声，逐遍满于朝野上下"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5年9月，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12月，建立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关；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并鼓励自费留学等。清政府主观上“教育救国”的目的并不明显，但在顺应人民“教育救国”的愿望和要求方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周瑞萍等《清末教育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教育改革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3次会议（1950年7月28日）批准了《专科学校暂行规程》。规程规定专科学校的任务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行革命的政治及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发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需，进行教学工作，培养通晓基本理论并能实际运用的专业技术人才，普及科学和技术的知识。专科学校的修业年限为2至3年，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发给毕业证书。专科学校的课程设置，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及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学校各课目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应报教育部备案。
(1)根据材料，概括《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专科学校暂行规程》颁行的必要性。
材料一 明朝，内阁阁臣的选拔方式大致有两种：特简和廷推。特简是指由皇帝直接以圣旨的方式任命阁臣，而不通过吏部。这种方式大致又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由皇帝本人亲自选拔出阁臣；二是皇帝采纳大臣们的荐举，或由中官们的援引而任命；再有一种形式是由现任阁臣们推举若干名人选，再由皇帝点用。万历以前，阁臣的选任大多是通过特简。而万历以后，则多是廷推。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共同推举，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著的大臣。明代的廷推大典形式很严格，大都是朝廷的高级官员和言官们，所以，廷推能够采纳众议，较为公正。特简和廷推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喜欢与否是能否入阁的决定因素。
——摘编自冯宪军《明代内阁阁臣的选任》
材料二 明朝内阁相当于一个秘书处，这在法理上来说内阁是没有宰相之名，由此也就没有宰相之责，可又确有宰相之权。内阁行使相权缺乏律法依据，所以外廷同内阁之间会出现一些权力上的纷争，在责任上也会相互推脱。明朝的内阁，受到皇权和宦官势力的牵制，当年张居正任首辅，仍须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好才能执掌大权。明朝内阁其本意是想要分担皇帝的政务压力，但是后来却因为内阁权力划分和律法等问题，使得内阁是一种不健全的存在，在皇权的压制下，内阁被夹在了皇权和外任官员之间，极其容易受到君主意志的影响。
——摘编自陶佳城《浅谈明朝内阁制度的优缺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内阁阁臣选拔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内阁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法治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商鞅法治改革的影响。
材料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经过20世纪70年代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及长期争霸，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济不堪重负。为此，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外交政策的“新思维”，对外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其也把着眼点放在了美国。里根政府上台时，美国国内财政经济困难，而“伊朗门”事件的发生更损坏了里根政府的信誉和里根作为一个“坚强领导者”的形象。为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里根政府需要从外交方面入手，更为重要的是利用苏联改革和实行“新思维”之机，促使苏联做出更多让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提出政治上的“公开性”与“民主化”，这使得美国及西方盟国认识到它不仅为改变东西方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而且为西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对苏“和平演变”打开了大门。美苏双方进行了裁军，签订中导条约，基本达成和接受了军备控制、地区冲突、人权问题和双边关系的四项议程。自1985年到1991年，美苏双方举行5次最高级会晤，30轮会谈，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就有6次。
——摘编自吕树峰《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的新缓和》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的影响。
材料 1902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广泛传播西学，观察、分析时政，立志报效国家。1902年，与杨笃生共同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翻译西方革命历史。1903年，黄兴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同盟会成立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诋毁孙中山，黄兴则坚持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至1911年，黄兴领导革命党人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兴还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袁世凯称帝后，黄兴在痛苦中认识到“大盗窃国，吾辈之责”，坚决反袁。1916年，年仅42岁的他溘然离世，其报效国家的壮志未能完成。
——摘编自黄绍强《纪念黄兴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黄兴的历史功绩。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兴报效国家的壮志未能完成的原因。
材料一 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呈现高涨之势，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不断涌现。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统治观念盛行。这种社会中心观念认为，社会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一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社会的同意，并受到社会立法的制约：在英国，议会作为社会的代表无疑拥有至上的权力，是法律的真正制定者，因此，国王应演受到议会的限制。到18世纪，随着内阁制度的逐步确立，英国的代议制度建立起来，进一步完善了君主立宪制。
——摘编自胡宁《试析英国宪政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材料二 在英国，议会至上，议会对内阁、法院有较强的监督权：美国实行典型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模式。英国的大选是指议会下议院议员的选举：在大选中，美国绝大多数州和首都实行胜者全得制度，即在一州或首都获得选民票最多者获得该州或首都所有选举人票。赢得270张或以上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即获得选举胜利，而当选的总统所在的政党就是国家的执政党；英国的两个党都具有不同的选民基础，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领袖成为行政首脑，组织内阁，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立法权。由此可知，英、美两国主要都采用两院制，即立法机关由上议院和下议院两个团体组成，共同行使议会职权。
——摘编自韩玮《英美的政治制度比较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君主权力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发生该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美政治体制的异同。
材料一 明初实行“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政策，积极发展对外交往，较少考虑经济利益得失，明初的朝贡贸易本身也不是市场主导下的正常经贸往来。明中期以后不再无条件地满足外国贡使的全部请求，同时重申“四夷”朝贡制度，以杜朝贡“频数”。从正统（明英宗年号）之后明廷给予各国朝贡使臣的赏赐来看，虽然明朝统治者表面上不断强调，对待外国贡使要加以抚恤、厚加款待，“以示柔远之意”，但对“四夷”朝贡的赏赐总体上呈变“薄”之势。明廷对周边诸国朝贡态度的变化，表明其以“厚往薄来”为基调的对外交往面临变局，“四夷来朝”盛况不再，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日趋衰落，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四夷来商”，即民间性质的海上贸易。
民间海上贸易的出现是明廷实行的海禁政策的产物。明廷实行海禁本为垄断朝贡贸易，但这一行为在阻碍中外经贸交流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沿海居民利益，遭到沿海居民的反抗，一些沿海居民甚至潜逃国外。
——摘编自刘祥学《“四夷来朝”与明初百年对外关系的变局》
材料二 1858年，中国清政府在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接受了外国使馆常驻北京的要求。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中国放弃了旧有的朝贡体制，开始按照西方的制度处理外交事务，并终于认识到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自成体系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角色转变，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在一定意义上缩小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鸿沟。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故开始培养通晓外语的专业人才，也逐步建立、建设相应的外交机构，向外派遣常驻外交人员。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到金灿灿
的南洋去淘金、到白花花的北美去聚银的人增多，与外国往来产生的商务、劳务、财产问题日益复杂。按照当时的说法，凡是处理与外国业务关系的事务一概笼统地称为“洋务”，外交也只是洋务活动的一部分，甚至后来代表国家的驻外公馆也带有“洋务”机构的性质。
——摘编自陈奉林《西方的冲击与近代东方外交体制的自我调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对外贸易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代相比，晚清中国外交的发展，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 馆驿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机构，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唐玄宗幸蜀时曾“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停留食宿。唐代以来，国家政令均是依靠馆驿来传递的，“事当谋叛已上，驰驿奏闻”，地方上发生紧急事件时，如灾荒、叛乱等，“飞驿以达警急”，“邮驿本备军速”。唐玄宗赐杨慎矜自尽后，将其亲眷“所在即差纲驿领送”，武后以谋反罪将裴炎“斩于都亭驿”，唐昭宗时“（王抟）贬崖州司户参军事，赐死蓝田驿”等现象也较为多见。此外，唐代还有七条国际性驿道，双方经此进行友好交流，如东亚的“高丽、百济、新罗……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南亚的昆仑国“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来唐交流。
——摘编自黄明建《唐代馆驿制度及分布特点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馆驿制度的职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馆驿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