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会计机构出现在上海等城市的租界内，主要服务于外商。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中国近代职业会计师的制度开始建立。早期会计师人数增长缓慢，业务量有限。

1936年，会计师业务逐渐兴盛。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办了《立信月报》等专业刊物，并刊发大量文章。会计师们出版了税法解释及纳税指南一类的书籍。立信会计学校还添设所得税科，学员“大多为工商界正副经理、会计主任及其他高级职员”。会计师在工商企业的邀请下，赴各地讲解税法及会计相关问题，听者“均系中外闻人，工商巨子”。政府税务部门也聘请会计师解释税法。1937年，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办者潘序伦向财政部提出对国家税法进行修改的建议。国民政府在后来修订税法之时也部分吸收会计师的意见。

——摘编自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等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材料一：在国际汉学界，宋代被誉为“最伟大的时代”“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地区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海商依赖200吨以上的大型商船，组建庞大商队，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宋代进口的“蕃货”以香料、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初级产品为主，而输出品则以手工制成品为主，尤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出口商品。这和北宋中叶以来在煤炭革命的带动下，手工业生产部门产出能力显著提升有密切关系。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南宋的出口商品可达二百种。泉州、广州、温州、明州等沿海城市也由此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这推动了江南部分地区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演化为农商并重的结构。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1913年和1936年中国部分进出口商品所占比重表单位（%）

——摘编自董智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材料三：1821年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占进口商品的比例超过60%，同一时期的出口商品中初级食品和初级原材料比例高达85%。188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1914年，美国制造业进口贸易比重下降到47%，原材料出口贸易占比下降到40%，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出口贸易占比增长到48%。1913年美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原棉，占比高达22.5%，其次是机械，占比为8.0%。1938年，美国主要出口商品变为机械，棉织品出口下降到仅1.9%。

——王红梅《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

材料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出生于福建泉州，其本人勤学十余载，最终官至宰相。1057年，该书对之前的本草典籍进行了增补。1061年，其编修的中国第一部刻版印刷的本草药物图谱《本草图经》告成。1086年，先制模型，后造实物，他编纂了《新仪象法要》一书，还和他人合作设计制造了假天仪。苏颂尊重科学，对一时研究不透的问题，宁可存疑，苏颂与世长辞。

——摘编自史晓雷《科技宰相：苏颂》等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材料一   下表反映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历经百年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性，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而新中国的成立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打开了前进通道，中国开启了主动现代化的征程。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求索，试图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方案。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化方案都是外源式的，这些不顾本国国情盲目照搬照抄他国的做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奋斗中，逐步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内生性方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当前，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致力于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摘编自王晓青《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

材料   近代日本立宪君主制明确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其大权由互不统属的各机构分割代行。在这种分权体制下，军部的权力不仅独立于政府之外，还干预甚至操纵政府决策。1900年政友会成立，之后政党逐渐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1913年，民众掀起反对藩阀和军部势力、拥护宪政的运动。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开始推行改革。首先改革众议院选举制度，将现行纳税资格从10日元降低到3日元；其次将皇室收入用于资助设置大学、中学及实业学校的六年计划及奖励在教育事业上有勋劳者，并用皇室财产弥补预算不足等。原敬还计划将陆军置于政府领导之下，并由陆军自主进行去军国主义改革。1921年11月4日原敬遭到暗杀，改革戛然而止。

——摘编自陈伟《原敬关于立宪君主制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材料一   南宋时期已有鱼鳞图册。顾炎武称赞道：“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是之谓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乎母，而的的可据，纵欲诡寄埋没，而不可得也。此鱼鳞图之制然也。”通过鱼鳞图，政府能较为有效地掌握土地流动和人户占有的状况。不过鱼鳞图的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历史上每一次攒造的鱼鳞图册都只是某一时间点土地田产状况的静态记录，而实际上田产随着日常土地交易不断在发生变化。土地登记信息的变动，致使原有鱼鳞图需要重新绘制。官府赋予相关田块新的登记编号，结果编号数字越来越大。除编号外，土名、亩步、四至、田税等信息也需一同调整。

——摘编自戴建国《南宋中后期的土地清查和地籍攒造》

材料二   鱼鳞总图是总括土地丘块的地形图，史籍一般称“鱼鳞图”。鱼鳞分图绘制独立地块的地形。鱼鳞图册分为总图和分图是今人所创概念体系，史籍未见“鱼鳞总图”和“鱼鳞分图”之名。王毓铨等人指出，“"鱼鳞图册，乃鱼鳞总图和清册的统称”。“清册”即装订成册的鱼鳞分图，登记业户独立的土地丘块。

——摘编自汪庆元《明清鱼鳞总图汇考——以徽州鱼鳞图册为中心》

材料   宴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生活方式。秦汉时期，每年正月旦的元会议，由朝贺与置酒宴饮两部分组成，是皇帝规训群臣服从意识的重要仪式。汉初，皇帝与诸侯王有“四见”，均是以宴饮的形式开展，皇帝通过展演礼仪确立自己作为大宗的道德尊位和政治权威。外藩首领或使者来朝见时，皇帝置酒设宴，这涉及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以及夷夏关系问题。秦汉的皇帝还热衷于赐酺，在皇帝的恩典下所有庶民都开展持续数日的宴饮，感受着皇恩浩荡。这种全体居民参加的宴饮活动有各种体现尊卑长幼秩序的规矩，是演习“乡党之礼”的重要场合。秦汉时期的元会议或皇帝赐酺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官场和民间举行的大多数宴饮都属于非制度性的安排。非制度性层面的运作，与制度层面的运作一起，共同支撑着古代国家的日常运转。

——摘编自薛小林《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