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世纪晚期，有英国学者提出“文明使命论”。他们认为，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文明在海外的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进步，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洲和非洲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论断下，亚洲和非洲文明被欧洲统治者贴上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任何发明的劣等文明标签，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方式。英国政府允诺一旦亚非这些地区经过改造达到宗主国的文明标准便准许其独立。近年，有学者指出，人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同质化，而在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克服各类全球性挑战，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坦诚交流和互学互鉴，才能让各个文明的智慧充分迸发出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贡献力量。
——摘编自周欣平《文明的交汇》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材料中任一观点予以评析。（要求：明确列出所评观点，评析时须史论结合）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变革成功有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影响大众，那么政治变革会很容易发生。如果精英阶层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
其次，外来政治文化同传统文化的整合，会推动政治变革的成功。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
再次，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政治文化，容易推动政治变革的发生。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反之，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
——摘编自张迪《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 观点 | 史实 |
| 泥炭说 | 16—17世纪上半期，荷兰埋藏较浅的泥炭被大量开发，且运输便利，使得酿酒、蒸馏、制陶等工业能够充分发展。 17世纪后期，较深层泥炭开采的成本上升。 18世纪，荷兰经济出现衰退时，依然有大量的泥炭资源可供开采。 |
| 泥炭、煤炭混合说 | 17世纪，荷兰每年进口的煤炭平均数是65000吨。这些进口的煤炭约占国内泥炭提供能耗的2/5。 18世纪，荷兰的泥炭产量逐步减少，泥炭价格稳定上升，煤炭竞争力加强，煤炭的使用和泥炭变得大致相等。 1863年，荷兰煤炭消费税被废除后，泥炭总消费量从1863年占全国能源消费的50%下降到1865年的38%。 |
——据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等
(1)指出材料中两种观点的共性，并分别概括两种观点的论据。(2)围绕“近代荷兰经济的发展”这一主题，评析上述学术研究的价值。
材料 产业革命时期，即是指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40年代这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向前发展，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一系列重大领域都建立了完善的近代科学体系。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宏观到微观，从生物到自然，无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工业革命的客观需要之下完成的。社会经济要飞速发展，资产阶级要取得更大的利润，就必须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开始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中，由此导致了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新的文学和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
——沈之兴、张幼香《西方文化史》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评析科学技术发展。（说明：运用具体史实，对材料所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方面或整体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材料 中国古人对政治的理解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二是对国家的治理。这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打天下”和“治天下”。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治天下展开的。要治天下，是需要对偌大的空间范围进行分土而治呢，还是进行分民而治，这就出现了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要治天下，就需要人手，靠帝王一己之力无法对偌大的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于是就出现了人事制度；要治天下，预防地方割据，就需要中央政府派人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就出现了监察制度。对于边远地区，或者说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帝力可及，但要想把他们完全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制度架构中，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治天下的内涵又被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因此而被增加了诸多精彩的内容。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