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15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国际贸易不断发展演变，其阶段特征如表所示。
| 15—18世纪中叶 |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开始。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在国际贸易中先后居于优势地位 |
|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 | 机织品成为这一时期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工业制造品；大宗工业原料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优势地位 |
| 19世纪末至一战前 | 国际贸易仍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垄断组织开始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并形成了一个以西欧、北美国家、日本生产和出口制成品，其余国家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制成品的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格局 |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世界贸易额锐减并停滞不前。在制成品贸易中，机械产品和武器产品贸易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在初级产品贸易中，矿产品和石油所占比重迅速提高。世界贸易中，欧洲的重要性降低，美国的地位上升很快 |
——摘编自海闻《国际贸易》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任一阶段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表达清晰。）世界历史进程的多元性的内涵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持全球史观的史学家们注重研究历史发展的空间维度的横向改变，他们认为，历史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向全球辐射扩散的过程。“由分散到整体”最能说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但是，世界的碎裂同样也是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必然现象。庞大帝国的解体释放出来的政治能量而弹射出若干独立的主权国家；殖民主义的瓦解引发的第三世界运动导致了众多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化浪潮中涌现出了社会形态转型的不同模式和不同发展道路；民族矛盾、文化隔阂、宗教对立、文明冲突，形成了巨大的裂变张力。
人类历史是在全球一体化以及世界秩序和运行规则的合理化这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
——摘编自王玮《世界历史进程的悖论：整合与碎裂》
请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整合与碎裂”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标题，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群岛，其国内也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激烈争论。“帝国主义”一方大多不接受“帝国”或“帝国主义”的称谓，而将其政策定义为“扩张”,如时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就很少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也从未承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帝国主义”的。然而，他却频繁使用“扩张”一词，并撰文大谈“扩张与和平”的关系。罗斯福说道：“每一次扩张所以发生，是因为其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当一个伟大的民族害怕扩张，不再进行扩张时，那是因为这个民族已不再是个优异的民族。”他还说道，“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带来和平。换言之，每一个文明大国的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他宣称倘若“文明”国家放弃扩张，便会让“野蛮”国家得利，进而危害世界和平，将美国的“扩张”美化为“文明的扩张”。
——摘编自刘义勇《美国外交中的“扩张”与“帝国主义”话语（1898-1914）》
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结合世界史相关内容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述清晰）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一般是国家的内部因素和外部世界的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诚如章开沅、罗福惠等专家指出的：“挑战来自外部，如何回应挑战则多取决于内部。而各种回应方式的效果如何， 又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所致。消极的回应会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因素，积极的回应却能较多地抵制或克服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讨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状况，必须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着手。他们不同意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或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观点，而同意“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有效动力在于内部”。
——摘自吴松弟等《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
当代学者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有不同的阐释。概括当代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动因的观点并予以评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清晰)
汉代官僚集团结构的演变
材料 如表为汉高帝至武帝时期各类官僚所占的比率（单位：%）
| 高帝 | 惠吕 | 文帝 | 景帝 | 武帝 | |
| 军层① | 96 | 81 | 50 | 30 | 20 |
| 军吏② | 0 | 0 | 5 | 19 | 27 |
| 法吏 | 0 | 2 | 21 | 23 | 20 |
| 儒吏 | 0 | 0 | 0 | 0 | 11 |
| 士吏③ | 4 | 7 | 18 | 19 | 13 |
| 宗亲 | 0 | 9 | 5 | 9 | 9 |
注
①军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主要指汉初开国勋贵及其家属。
②军吏指非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军事官吏。
③士吏指通过军、法、儒以外的途径出仕任官者。
——摘编自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汉代官僚集团结构的演变”为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 刘家和在《古代中国与世界》中指出，文化史上发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继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文化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就有文化遗产的继承。但是，有文化遗产的继承却未必有文化史发展的连续。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例如，中国古代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书，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其全部发展过程体现文化发展连续性。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历史相关知识，就“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自拟论题，从整体或局部任一角度进行阐释。（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不得抄袭材料中的案例。）材料 革命战争年代，部分外国记者深入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通过采访领袖人物、农民群众、普通士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生动地展现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诸如“红军官兵生活一样”“（根据地的）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人民会支持、保护和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给养”等记载比比皆是。一批怀有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执着于土地改革、平等精神、清廉自律的实际行动，诸如此类均成为民众认同、支持与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根本动力，也孕育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摘编自李金铮《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材料 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特质
| 特质 | 表现 |
| 礼法结合 | 西汉率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引礼入法，即通过把礼引入法律从而做到礼法结合。汉代中期以后的法律儒家化，则更广泛、更直接地把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礼、法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融合 |
| 礼主刑辅、礼刑并用 | 礼与刑自西周开始就成为法律体系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
| 伦理立法 | 中国的传统法律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历朝历代的法律均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伦尊卑的等级秩序 |
——摘编自赵玉环《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特质及现代意义》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项特质，运用中国古代史知识对其进行阐述。（要求：写出选取的特质、阐述须有史实依据、逻辑清晰。）
建党初期，为了加紧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当尽力编著通俗的歌谣小册子”。大革命时期，瞿秋白谈到“五卅运动”以后的社会状况时说：“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歌谣在革命运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川陕苏区的《工农永远是主人》《加紧春耕》《戒烟歌》等歌谣巧妙地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编入其中。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积极创作革命歌谣唱述新生活，如《插秧曲》中唱到：“一、二、三……绿映映……插得整齐又好看……我们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参加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歌谣迅速发展。结合当时的实际武装斗争所创作的《抗战动员歌》《杀敌歌》《收回失地保家乡》等抗战主题歌谣，面向群众和士兵四处传唱，一些革命歌谣还记载着日军的罪恶和中国人民的愤怒。此外，反映陕甘宁边区人民参与民主政治高涨热情的《乡选歌》等歌谣，也深受群众喜爱。
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创作热情高涨，对传统歌谣的改造日趋成熟。歌谣《停止打内战》《开会讨论来分田》《千年奴隶当了家》等在解放区广为传唱，传递出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摘编自邓登瑶《革命歌谣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价值意蕴》
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阐释革命歌谣的发展和时代价值。
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