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校体育的价值是什么？从国家和民族来讲，学校体育解决的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国民素质包括提高中国公民的健康素质，健康素质包括很多，包括饮食、工作习惯、生活习惯等，包括体育锻炼习惯、医疗保障、意外伤害保险等等，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是发展学校体育非常重要的内容。学校体育的价值定位就是要振奋和提高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包含了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合作的精神、顽强拼搏的精神。体育是现代社会培养合格公民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广泛开展体育竞赛活动就可以培养和磨炼这样的民族精神，而没有广泛开展竞技体育， （1） 。从教育来讲，体育是教育的基石。教育是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基石，这是优先发展教育的理论基础。从教育的“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来看，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体育。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体”作了一个非常高度的概括，“体者，塞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育就是教育的基石，在教育中，体育是最基础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体育是成功和幸福的基础。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体魄强健、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全面的个性发展、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是个人成功和幸福的基础，是家庭幸福的基础。学校体育的价值，无论是对国家、民族，对教育本身以及对每一个人都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基于上述价值定位，学校体育的目标是“三位一体”的。首先是体魄强健，与之相关的还有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这两个方面是对体魄强健最直接的贡献，但是两者有区别。第三个目标是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健全人格就离不开竞赛，只有通过体育竞赛才能够真正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知识和技能掌握了之后，能够提高人的体质健康水平，但是没有办法去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团队合作精神、顽强拼搏精神、遵守规矩的意识，这些只能通过竞赛来完成。《奥林匹克宣言》中明确提出，竞技运动可以造就一批身心协调发展的青少年，把这个运动推广到全世界，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竞技比赛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按照大家商定好的规则去比拼。比拼的结果有胜负，每个人都在“三个规定”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在赛场上是对手，比赛完了是朋友，这就是公平竞赛，这就是世界和平的基础。而且在竞赛的过程中培养的是人的规则意识、团队合作精神、不服输的精神和平和面对输赢的精神。当然你代表国家、代表你的学校、代表你的班级就有了爱国主义、爱校主义和爱班主义。没有竞赛，这些都谈不上。从目标上来讲，学校体育绝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是一个副产品。教给学生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通过广泛参与竞技比赛，培养和磨炼学生的意志品质，这是学校体育要达到的更高目标。

学校体育目标明确了，实现手段就简单了，不外就是教学、训练和竞赛。只不过，现在的学校体育，教不会、没比赛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保障上来讲，当然这也是做起来很难的，一个是政策体系，一个是师资场地等等条件保障，还有就是社会参与。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从影响因素来讲，有学校体育、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三个方面，三方面的协力合作对于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非常重要。

（摘编自《教育中的体育和体育中的教育》）

材料二

长期以来，很多人只是将体育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体育的育人功能才是最本质的功能，育人功能非常重要，不容忽视。正如教育家蔡元培所说，“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体育强身健体的作用，更要发掘和弘扬体育的育人功能。

体育的育人功能内涵丰富，关键是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体育精神包括的内容很多，但主要内容有三条。

第一，坚韧不拔的意志。体育是一项艰苦而愉悦的活动，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不仅面临体力上的考验，更要经受意志力的磨炼。体育没有捷径，唯有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艰苦训练，坚持不懈，才能取得进步，获得成功的喜悦。在体育运动中，学生要迫使自己走出“舒适圈”，走向运动场，向自己的惰性、体力、运动技能发起一次次挑战，在经年累月的坚持中挥洒汗水，磨炼意志和享受快乐，最终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向上的品格。

第二，团结协作的精神。团体体育项目要求每个成员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特长和潜能，才能凝聚成强大的团队合力，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学校教育中，学生们的学科学习考验的是个人学习能力，而体育运动则可弥补学科教育的不足，打破以自我为中心、孤军奋战的格局，增进集体凝聚力，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让学生拥有开放的心态和主动合作意识。当今时代，单打独斗已很难成功，唯有团结协作方可取得胜利。体育带给学生的这种精神，将使其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与人共处，与人交往，与人合作。

第三， （2） 。体育运动有明确的竞技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参与者都必须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因此，体育是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讲规矩、讲规则是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在体育中养成的规则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德的认同与遵循，从而促进学生成为自觉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对于培养学生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具有独特功能，有助于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因此，我们应在加强体育上下大力气，并基于育人功能设计和实施体育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摘编自《高度重视体育的育人功能》）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社会和文化社会的变化，构筑文学理论的核心“文学性”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到广泛的社会文本，从审美性、文学性到政治性、文化性，“文学性的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和当代媒体文化、视觉文化的发达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话语系统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突破过去文学观念的种种局限。

局限之一是精英文学观。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反思。实际上，所谓“精英文学观”，并不是认为精英文学/大众文学有绝对的分野——在延安时代的赵树理文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学——而更多是一种要扶持某种文学类型、文学势力以及文学创作成为正统主流的姿态。这种“扶正”会扼杀多样性，因为它会使文学陷入一种单一标准统摄的、忽视个体独特性的模式中。

局限之二是文学文本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把“文学”理解为“思想”，要么理解为“语言”，要么是合二为一，但都是悬空建立在文本基础上。

这种虚化的文本，一方面忽视了文学的“物质性”。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来不关注文学的物质载体，比如说书籍报刊，比如说图书的装帧、印刷、出版、发行等等。以鲁迅的小说为例，小说集《呐喊》中多篇作品是先刊印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么从杂志刊行到最后辑成单本出版其间是否有变化？《呐喊》的装帧设计、装订形式、书籍用纸等又是如何？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小道”，往往不予关注，但事实上，洋装本还是线装本，往往暗藏着思想文化的交锋。

另一方面忽视了文学的“活动性”。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所谓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显然是就文本而言的，但这个文本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文化产品它是有生产过程的，不仅有生产，同时还有消费过程，以及这之间的传播过程。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这些是最被忽略的。相反在新文化史中，阅读史、图书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门类。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就以研究阅读史而闻名，他曾经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我感兴趣的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讨论印刷品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这一核心问题”。显然，在文学作品如何被阅读、如何进入普通读者生活这方面，文学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

对活动的关注，也就是对“过程”的关注。学者周武就认为，以往的文化史基本上是结果（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新文化史更专注于过程的研究。所谓结果的研究，指的是对最终事实的研究，即对已成为事实的唯一可能性的研究，对思想家或学人而言，这个最终事实就是思考的文本化成果。所谓过程的研究，则是对文本化成果的探索与思考过程的研究。我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到文本本身，因此对文本的处理，对文本的梳理与解说，就成了以往文化史研究的中心环节。这种状况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慢慢走出单纯的文本研究的方式，开始关注这些观念、态度、学术、思潮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出现的？在特定的语境里面又是怎么变化的？它的传播渠道是什么？它的读者又是哪些人？哪些人出于怎样的理由接受或者反对？简单来说，这一类型的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一种充满了细节的过程。

显然，如果“文学”不作为这样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来理解，它始终是无法获得一种超越纸面的立体感的。

（摘编自邓金明《“新文化史”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材料二：

其实，作品写成以后，文学并没有完成，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完成了文学的使命。真正的文学史不仅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而且应该包括作品和作家不断被阐释的历史。没有作品被阐释的曲折历程，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这一点长期被忽略，真有点令人奇怪。现象学的文论早已把读者放在中心，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把读者放在一定地位上（就更不要说中心地位了）的文学史。试想，如果现代文学史，能够把对于《阿Q正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元阐释考虑进去，将给文学史增添多少深邃的内涵。作家加作品的文学史模式一统天下的现状，使我们的文学史常常缺乏历史感。

许多匆匆忙忙投入文学史编写的人士，并没有认真研究过文学史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巨大差异，把文学史与文学评论混同，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流行病。文学评论，代表作者当前的观念，是一种静态的评价；而文学史的分析则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评价，它不但要表述作者本人评价，而且还要概括出作品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评价，有了历史的过程，才能达到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评价，不能离开评价的历史。

（摘编自孙绍振《文学史的写法和文学批评的写法》）

材料一

①博物馆的使命，是个厚重而又常新的话题。说它厚重，是因为它承载着人类文明，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叙述着过往；说它常新，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它总是带着不同的色彩并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职责。在新时代，要让文物、遗产、古籍活起来，博物馆承担着重要使命。

②博物馆能以物教人。“物”是一切博物馆的基础存在，是博物馆的本质内容，也是历史、文化存在的载体。物的搜集、甄别、保存、陈列都有其基本的规范及内在逻辑，既是一项系统的专业工程，也是一项体现审美价值的艺术工程，还是一项需要敬业奉献的工程。近代实业家张謇当年为办博物苑，“謇家所有，具已纳入”。以物教人，就是要将物的形态真实、准确、合理地展现出来，让人们在观物、识物、赏物的过程中，既能观看其形态特征，也能感受其本质属性，还能体会其生命灵性。在此过程中，让观众由物及物，由物及理，由物及人，并从中获得知识，体会美感，陶冶性情。

③博物馆能以史有人。“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物的背后有着其特有的历史和故事。要将这些历史和故事尽可能真实地挖掘出来、准确清晰地描摹出来、形象生动地讲述出来，既需要知识水平，也需要智慧能力，还需要付出艰辛劳动。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将故事讲得生动形象。张謇当年呼吁国家办博物馆，认为博物馆功能之一就是存史以公诸天下，以物存证，以史服人。博物馆本身亦具有存史功能，除了书本外，博物馆的文物、遗存都是非常鲜活的史料，能够“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让人们在倾听历史故事中学史、懂史，提高鉴史能力和欣赏水平，又在触动和感动中汲取正能量。

④博物馆能以文化人。“文”指的是文化，文物背后有历史有故事，历史故事背后蕴含着文化。以文化人是指由“物”“史”所体现出的文化来引导人、熏陶人、感化人，使人们的心灵、思想得到浸润和滋养。文化既客观存在，又抽象无形。以文化人，博物馆的这个功能和职责在今天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蕴含于文物之中，人们在观物、品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感染，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既带给人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也能领略并感知文化遗产的精髓和力量。

⑤物、史、文三者处于不同的层面。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基础；史是能够领略、感知的，是物与文化的桥梁纽带；而文则是无影无形的，当然，它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是可意会的。史借助于物得以表达，而文又附着于物的形体、史的内涵之中。物所展陈的程度、史被挖掘的水平，这二者对文化的揭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⑥要让文物动起来，让博物馆活起来，除了内容的实、形式的美，还要有手段的新、方法的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来获取并释放更多信息。内容、形式、手段、方法四者和谐统一，物、史、文三者融为一体，真正达到以物教人、以史有人、以文化人的目的和效果。

(摘编自王敦琴《新时代博物馆的重要使命》)

材料二

①当今博物馆的角色已不限于单纯的积累传承，其核心动能在于对社会创新的推动。作为文化生产单元的博物馆，必须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成为生产知识的动力源，培养人们创造性的思维，我们把这样的体系称为智识机制的建构。

②新技术带给艺术博物馆领域中首要、直接的变化来自受众“观看”模式的改变。传统的观众概念被新技术发散成为“受众”概念，即观看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足以代表人们在艺术中所获得的全部。虚拟现实、大数据、智能穿戴等技术的发展，也拓展了受众对于作品可能的参与和干涉程度。同时，博物馆为了增加受众，不断积极拓展和电影、智能工业等其他领域的深度合作，受众和博物馆所提供的艺术生产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

③建构智识机制不断启发创新思维模式从而梳理当代的人类认识规律与特征，正是艺术博物馆的当代意义所在。“智识”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传统和脑科学的研究结果，相对于通过经验和教育获得的事实、信息或信息集合的“知识”，“智识”更准确地指向人们判断事物和解决矛盾的逻辑与能カ，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征。“智识”强调的是认识发生的机制与过程，“知识”强调的是认知活动或能力达成的结果。艺术博物馆在当今的智识体系建构中，显示出以视听等感官体验为主的特征，同时与其他学科合作，传递、收集与归纳信息，为集体记忆提供支持，启发创新思维模式。

④数字技术革命使技术与文化高度融合，同时影响了包含艺术生产与博物馆运营在内的所有非物质生产领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观众在“参与”作品的同时，其智识与艺术家的智识相互作用，可能形成新的智识结果，这成为艺术博物馆智识机制最基本的形式。博物馆可能不会直接解决21世纪困扰人类的许多问题，但是，通过让民众增进智识，可以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作用。如果探究“智识”，跨学科是其主要特征，整合多学科的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才能梳理其脉络。将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纳入到新时代的技术认知中来，参考一些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观察艺术和生态秩序，是艺术博物馆面对信息时代所需要的智识精神。

⑤回应受众的变化，策展强调与观众的融合与平等，主要表现在策展内容、结构、过程、结果的开放。人与艺术在媒介的中介下形成一种“双重凝视”。展览呈现的作品需要观众的参与才完整，而策展人与艺术家在展览尚未成形时，创作出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是“未成形”作品。在展览展出的那一刻，作品被观众参与，被凝视，这样的状态又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作品因此才完整。

⑥当下的艺术场域不再提倡“权威”，策展人也由放弃权威、放弃诠释作品这一行为，得到了更纯粹的、基于“平等凝视”的策展实践。策展从单向的传递转变为平等的交流。观众不再是旁观凝视，而是成为主观艺术意涵的构造者之一。

⑦在新知识形态时代，我们认为艺术博物馆提供的不仅是艺术专业知识的直接生产，而且是生产知识的动力——一种创新思维模式，一个智识生长的空间，我们把这样的博物馆运营指导思想，称为智识机制的建构。

(摘编自张子康《用博物馆的“大脑”去思考》)

材料一：

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观念，悲剧真正进入中国，前后不过百年时间。百年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便将西方源远流长的悲剧传统接受、演练了一遍。虽然其间颇多曲折与起伏，但终自成一格，形成了一个既区别于西方悲剧的“中国”文学观念，同时，又区别于中国传统悲情戏曲的“现代”文学观念。以一种动态、开放的视野审视、分析悲剧在中国的接受、成长状况，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发展，虽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但其内里却是在持续推进，且隐然有迹可循。如果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的阶段性与理论认知、创作实践、社会状况、时代语境等密切相关，那么其内在路向的发生则源自悲剧意识的觉醒。而且，路向与阶段，事实上是一里一表，二者互为生发。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研究，“悲剧是什么”“悲剧应当如何”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言人人殊的论题，此处不打算展开论析，只想重申悲剧观念最核心的两个方面，因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内在的发展路向所在。

朱光潜曾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一部著作”。原因之一就在于尼采的悲剧观念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二者矛盾的组合，将“酒神原始的苦难融入日神灿烂的光辉之中”。在朱光潜看来，这是尼采的一大功绩。理由是，悲剧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自然。因为悲剧是有感于生活的阴暗、命运的不公等不如意而产生的；与此同时，悲剧又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对于悲剧人物而言，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从观念的角度看，朱光潜的这一评论或者说尼采那看似矛盾的组合，正道出了悲剧的两个最基本层面：直击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意识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

悲剧意识如同悲剧的内核，体现着悲剧的哲思性；悲剧精神则犹如这内核中的灵魂，展示出悲剧的人性深度。表现在具体的悲剧作品中，如果说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和不可解决性喻示着悲剧意识的反思深度与力度，那么悲剧人物对人性理想的合理要求，他们的执着追求、行动乃至毁灭，则彰显着悲剧的精神高度和人性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经典的悲剧作品，都是一首哲学化的诗，深邃的思考和悲壮的情调是其基本风貌——从对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出发，在形而上的思考与崇高的人性精神结合处绽放。所以，仅仅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还不足以称之为悲剧作品，是否体现出一种执着的悲剧精神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二者之中，悲剧意识的觉醒显然是最基本的前提。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百年进程，虽然真正堪称悲剧的戏剧作品不太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现代悲剧意识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正向的发展态势，由外而内、由下而上、由社会到个体、由现实到精神，不断拓展、深入。至于其间的悲剧精神则因作者的诉求不同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质感和情调。所以，在这两者之中，作为根基的现代悲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发展，便成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发展进程的最佳见证和似断实连的内在路向，贯穿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

（摘编自章池《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流变》）

材料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谈论汪曾祺：“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后来集中读过他1992年以来的小说，觉得此论未免片面。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痛苦、挣扎与悲凉，正是我所期望的“直面人生的悲剧”。只有将这惨淡的辉光凸突出来并赋以相应的美学价值，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汪曾祺才能得以呈现。

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表现为末世的败落景象。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处于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无论是社会政治现象还是文化精神现象都在这动荡中瞬息万变。旧的东西无力自持不断走向凋零衰败，新的东西无法自立迅速走向夭亡。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经历给这个民族染上了焦虑、绝望、悲怆、无奈的心理色彩。有的人一面挣扎，一边出自本能地发出沉重的悲叹，有的人则以其文化优势和精神优势，对这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色彩持有充分的清醒与自觉。这些清醒者自觉者如果怀有丰富的情感，必会产生深切而又浩大、灼痛而又寒凉的悲剧体验。近世以来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担当这一败落的世界，表现自己的悲剧体验。这样一场漫长而又剧烈的历史动荡中，最受颠簸、最受震撼的当然是士大夫阶层。

（摘编自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

材料一：

2021年初，多个诋毁中印边境卫国戍边英雄的败类相继被拘，在全社会再次强化了英烈凛然不可侵犯的深刻印象。

曾几何时，“历史虚无主义”猖獗，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英烈，如方志敏、张思德、董存瑞、江姐、黄继光、邱少云、杨子荣等都被妖魔化。他们甚至把八路军抗日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说成是“祸害老百姓的土匪”，而且还公开在网络和杂志上发表，这种行为受到正义之士的抨击和怒斥后，他们不但不知悔过，反而到法庭起诉他人侵犯了名誉权，要求道歉赔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斗争，在法庭和舆论两个战场展开。在党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3年的持续斗争，打了两场官司，终于在2016年8月15日取得了法庭斗争胜利，为国家英烈伸张了正义。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从此，有了一把专门定制的保护英烈的法律利剑。

近年来，社会舆论和风气持续向好，但仍有一些人以身试法，变着花样诋毁污辱英烈。有些同志感觉愤怒和无奈，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英雄烈士保护法》学习不够。这部法律提供了很给力的法律武器：一、无论什么人以什么方式侵害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责任，《民法典》和《刑法》也有相应的制裁条款；二、各级人民政府都有保护英烈的职责，如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侵害英烈的行为，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侵害英烈的行为，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这些法条，实质上宣告保护英烈人人有责，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败类绳之以法不是难事，大家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要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不要触犯法律底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不受法律约束，对诋毁国家英烈的无耻言行必须零容忍。在全社会树立起爱国奉献、崇尚英雄的民族正气，形成对诋毁侮辱英雄的行为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王立华《<英雄烈士保护法>需要认真学》）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新时代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丰富教育内容、拓展教育途径，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青少年成长全过程和各环节，实现课堂内外、线上线下同频共振，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充分发挥网络空间作用。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结合青少年的新变化、新特点创新教育方式，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爱国主义是鲜活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要紧扣时代主题，着眼话语创新，优化内容供给，结合青少年兴趣点和接受习惯，制作推出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富有爱国主义气息的网络文学作品、动漫、有声读物、短视频等，使内容通俗化、接地气，既可感可知，又可亲可近，善用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语言讲好爱国故事、传播主流价值观，让爱国主义充盈网络空间。积极创新传播手段，突出议题引领、立体传播、柔性推介，依托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传播平台，通过丰富优质的媒体产品和可视化、互动式体验，潜移默化地传递爱国主义精神，在网络上打造精准传播、有效覆盖的爱国主义教育新空间，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头脑、入心灵、见行动。

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建好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深度开发融教育性、知识性、文化性、体验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红色旅游产品，引导青少年以寓学于游的方式重温红色记忆，在亲身体验中了解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深入挖掘重大纪念日、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以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组织开展主题演讲、快闪等有情感、有深度、有温度的活动，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参与感，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大力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和身边好人，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和鼓舞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向上向善，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摘编自蓝晓霞《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