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像一些网络小说读者会因情节带来的“爽”感，而忽略作者在文本中留下的各种“Bug”（在网络小说读者批评中被用来指文本中的各种漏洞），而另一些读者则专门给小说挑“Bug”。因为存在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脑残粉”由此而生，“黑粉”亦由此而生。这样的文本辨别方式的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海报，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如《指环王》的读者们创作了大量衍生文本，并由最为资深的粉丝收集起来出版发行，大受欢迎，以至于小说作者与粉丝对簿公堂，争夺这些文本的所有权。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生态文学的面貌清晰饱满。生态文学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当今时代有许多标志性特征，其中两个重要特征是“绿”和“美”。“绿”是指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健康环保，“美”是指生态面貌和生活感受，生态文学就是要表现、追求这种绿色和美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先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湿地保护工程、蓝天保卫工程、江河治理工程，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大幅改善中国生态状况，神州大地面貌一新。“文脉与国脉相牵，文运与国运相连。”在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的过程中，生态文学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日渐成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产生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作家。梁衡《树梢上的中国》、何建明《那山，那水》、肖亦农《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塞罕坝时间》等，以及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等带有生态意识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记录这个绿色发展的时代，呈现人与自然新的关系。

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生态文学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随着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关涉深层文化。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进入人的内心：道德对我们的约束、我们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对发展的审视和思考，无不是生态文学着重考量的课题。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嵌入民族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读者内心，是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

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乃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作用巨大。生态文学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中去，帮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认识到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融入和回归自然。生态文学不图热闹，远离喧嚣，注重的是生命内在的丰沛和高贵，它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初心，要时常回头看看来处，牢记出发时的使命。

我国生态文学作家以关注中国乃至人类生态问题为己任，心系苍生大地，满载人文情怀，在创作中显示出旺盛的思辨力和创造力。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脚步越走越坚定，绿色之路也越走越宽广，生态文学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生态文学作家当以更多洞察、体验和激情，以更好的表达，探寻生命万物之关系，表达对美丽中国的畅想，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大有作为。

（摘编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

材料一：

我国民法典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丰厚滋养，使民法典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民法典明确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分编中有专门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的保护规定，如有关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则要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同样，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些都体现了仁者爱人恤老怜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礼之用，和为贵。”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中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睦、和谐观念。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故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文化滋养，很多理念已深深融入民法典条文中。

诚信体现社会道德准则，也是民法典的重要原则。《论语》中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诚信不仅是每个人应有的道德修为，也是民事活动应当守的行为规范。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条规定，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为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道德规范提供了法律支撑。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特点。《逸周书・大聚》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署，以成鱼鳖之长。”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环保原则在民法典分则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在物权编中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物、水污染物、土壤污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在合同编中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在侵权责任编中，设有专门章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行规范。民法典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传承和弘扬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摘编自柴荣《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材料二：

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再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法治的不断探索和追求。历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今天，汉取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产纠纷，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遵循民法典，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三：

民典法是一部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含爱民、护民、利民、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ル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一：

像牛一样耕耘 像牛一样奋发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在 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牛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并赋予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以新的时代内涵。

古往今来，中国人民爱牛、敬牛、颂牛，或咏之、或绘之、或塑之。在唐朝诗人柳宗元看来，牛是“日耕百亩”的勤劳符号；在宋代名将李纲眼中，牛代表的是“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的牺牲精神；在现代诗人臧克家笔下，牛具有的是“深耕细作走东西”的开拓品格。体悟牛的品格、弘扬牛的精神、激发牛的干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人民精气神的具体精现。

“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曾以这样饱含真情的诗句歌颂牛。千百年来，牛都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象征。这也是人们爱牛、敬牛、颂牛的一个原因。画家李可染便曾将自己的画室堂号定为“师牛堂”，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何喜欢画牛：“牛也，力大无穷，俯首霭子而不逞强。”不辞劳苦、不计得失，脚踏实地、默默奉献，这是牛身上的品格，也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精神。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古人历来将牛视为开天辟地的力量之一。人们之所以赞颂牛，也在于牛所拥有的这种勇于开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恰恰是我们在攻坚克难中奋进、在披荆斩棘中前行的力量所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在年逾花甲时，仍干劲十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回答：“属牛的。”以牛自况，不仅仅在于他生肖属牛，更在于他性格属牛——像其父亲钱玄同所寄望的，始终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也正是这么一股子“牛劲”，让他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作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这股子“牛劲”永不过时。

古语有言：“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牛之所以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还在于它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品质。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给自己起过一个“耕砚牛”的绰号，勉励自己要像牛一样勤奋耕耘。他还经常对人说，“不教一日闲过”，甚至还给自己立下每天必须画5幅画的规矩。正是因为像牛一样勤奋，他才最终收获“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的真功夫。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不教一日闲过”中耕耘出来的   ；每个梦想的实现，都是在“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中拼搏出来的。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牛年将至，很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寄语：“2020，‘鼠’实不易；2021，‘牛’转乾坤。”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拼搏奋斗正当其时，牛年就要有一股子“牛劲”，就要使出“牛力”。学习牛的品格、发扬牛的精神，像牛一样耕耘、像牛一样奋发，每个人都“牛劲十足”，新的一年必定“牛气冲天”。

（摘自《人民日报》，2021年 2 月 11日）

材料二：

人类驯养牛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是家牛最早驯化地之一，东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均有相关考古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牛的特殊地位和精神价值愈发凸显，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我国先民对牛的崇拜早在史前就已存在。传说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神农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象；蚩尤“人身牛蹄，头有角”；大禹每治好一处水，就要铸铁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这些神话传说中明显带有牛崇拜的文化信息。

在传统社会中，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常作役力之用，也被民间视为财富的象征，用作交换媒介。在汉字中，与驯养动物、农业耕作相关的不少字都属“牛”部，如“牵”“特”“物”“犁”等，由此可见牛在我国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牛与铁犁的结合成就了农业社会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推动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牛有着极高的象征意义。《周易》中有“坤为牛”的记载，将牛视为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的象征物。在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牛的形象几乎随处可见。人们以牛明志，以牛喻事，以牛喻人，创作出大量文艺作品，从诗词歌赋到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无所不包，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体现了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牛也从生存发展的工具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产生着深远影响。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人与牛形成了亲密的共生关系，人们将任劳任怨、奉献、勤恳、敦厚等优秀品质赋予牛，形成了大量有关牛的隐喻表达，通过文艺作品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如唐代柳宗元的《牛赋》中“抵触隆曦，日耕百亩”“牛虽有功，于已何益”，歌颂牛低头耕耘、不计回报的精神。臧克家笔下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歌颂牛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鲁迅笔下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歌颂埋头干、不计得失、为人民服务的人，这些特质构成了牛文化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孙佳《牛年漫话牛 文化》，有删改）

材料一：

人类学自从传到中国，并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就呈现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又融合状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对此，凌纯声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基于民族识别主要是依据“文化”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们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的探讨。

不过，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与民族学简单划等号。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才特指民族学。民族学偏重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者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交叉能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异化的潜在危险。当一个学科涵盖了其他一切学科时，人们也可说它什么也不是。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曾指出：人类学领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分配到多个邻近学科中去，当前形式的人类学将经历一种彩虹般的变形。这绝非危言耸听。要确定一个学科的性状，必须有一个“亲本”（parental stock）。以植物嫁接为例，无论你怎么嫁接，首先要找到一个用作嫁接的砧木。以梨嫁接苹果产生梨苹果，以苹果嫁接梨产生苹果梨。亲本决定植物的基本性状和品质。学科交叉融合也一样。一个冠以“人类学”的学科，你叫它文学人类学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医学人类学也好、生态人类学也好，不管如何吸纳别的学科质性，其亲本都应该是人类学，这一点不能忽略。

此外，人类学自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无可非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志研究室主任，更是“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强调“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吴文藻所说的民族学，就是人类学分支的文化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者对其学科“中国化”的强烈追求，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并实践中国化主张，要警惕淮南之桔变为枳，即失去人类学基本秉性的危险。本土化既可能为学者实现本国学术独立的学理追求提供动力，又可能给以“本土化”口号作为标榜、拒绝在国际学术规范下建构学术研究共同基础者提供借口。学科“世界性”和学科在不同地域体现的本土性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科世界性和学术本土性两方面的关怀。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一般地说，人类学是要查明一些民族的起源，以及这些民族的构成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所谓人类学只要研究人类的生理方面，而不必全面地研究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致把人简化成可以用人体测量值和数学指数来理解的对象。

1933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人类学和人种学会议上一些专家们试图把人类学的定义限定于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并把它列入自然科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所谓的的原始民族。因此，在这样的概念中，古代文化占有有其一定的位置。人类学家希望通过对一定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于它们多样性的分析，来发现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以及它们的进化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学使用了文化这个术语，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类的重重生活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的有机总和。

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中，人这个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词义。动物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人”这个词，是指一种灵长类动物。古典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物质、智慧和自由的实体。这同动物分类学上的特点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特定学科的人的概念是不同的。人类学的概念比动物学的概念含义广得多，其范围又比哲学上的概念狭窄得多。

人类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进化，而且还要对现代的民族进行分类，并列举其种种表现形式，阐明其生理（体质人类进化）和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构成民族历史的重要部分。

学科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其实，古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和遗传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古生物学的发展已受到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反之，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在人类学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社会学、神学、世界观、宗教和当代民族的艺术，则与生物科学及其方法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由于只利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因此在发展上与外界隔绝。研究者根据直观得到的结果往往发生变化，缺乏充分的真凭实据。

（摘编自法国安托尼奥·阿里巴斯·帕洛《当代世界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