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 21 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二:

日前，美国百名中国通学者与美国退役军官、情报人员相继发表联名公开信。前者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反对遏制中国；后者认为中国是威胁，鼓励美国政府坚持对抗中国。

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封信恰恰反映了世界面临大变局时对中国角色投注的特别关切。北京观察家认为，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承压受力面相对较大的国家，中国如何应变、特别是如何不变，是考察其在世界变局中作用的重要指标。

在世界乱局变局仍在持续、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在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坚持“和”“合”理念，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球共同开放的推动者，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机遇，释放更大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倡导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安全、力促合作共赢、推动开放包容、秉持公平正义，为世界稳定增添了新信心，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前景。

（摘编自朱方芳《“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的应变与不变》）

材料三: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做“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者”。这既是中国的“知”，更是中国的“行”。

向内看，应对大变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面对世界经济的“微妙时刻”，中国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现代治理能力。

向外看，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之际，中国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中国始终坚守可持续发展承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进博会、世园会、文明对话……从思想理念，到机制建构，再到务实合作，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契合新世纪的全球需要，正在凝聚起越来越多国际新共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越织越牢固，国际“朋友圈”越建越红火，聚集的“人气”越来越旺。

（摘编自新华网《在世界大变局中奋进新时代》）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宏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合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即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容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是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惊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 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意识，是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不能脱离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质。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古稀之年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武汉当地医院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抗疫力量》）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

材料一：

以往的主流看法视“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从而以“六经”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全体学术文化。这种架构较明显地反映了传统经学的思维模式，它显然是以经学或以其为基础的儒学作为主体内容，仍是要求儒学居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支配地位，把其他各家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由此所形成的依然是经学和儒学统摄下的“国学”。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从历史上看，不可否认，“六经”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早源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孔子以“六经”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说，经西汉定为一尊后，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垄断性地位，成了“国学”的主导力量，后经历代统治者的追捧和提倡，渐成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章太炎力倡诸子学，胡适平视各家，冯友兰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晚清便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由此，经学时代重回到了子学时代，儒学又复归为子学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新子学”的发展亦是我们时代的要求和选择。

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历史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新子学”的内涵，单以浅层次理解，它是“旧子学”的再发展。在这种理解下，“新子学”仿佛没有摆脱在原有经学体系下旧“国学”中的位置，最多也只是经学的多样化实践与儒学的外围羽翼，显然无法承担作为“新国学”主导的重担。但“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因而，“新子学”视野中的“国学”将是一个思想多元性与时代发展和谐一致的图景。

“新子学”的“子学精神”主张多元并立，在主导“国学”构建与发展时，将整合现有的各类学术文化。它给“国学”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内容上的囊括，而是结构性的革新：“国学”将由单向封闭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交互动态的多元开放结构。简单而言，在“新国学”的结构中，各种学术之间多元、平等、互为主体，没有谁统摄谁，谁要依附谁的问题。在这种体系可之下，经学和儒学并不占据垄断地位，不再是其他学术确立自我和位置的依据与标准，只是复合多元、动态构成的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重要但又普通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今后的“国学”不再是一枝独秀的孤景，而将上演百家合鸣的交响。

（摘编自方勇《再论“新子学”》）

材料二：

历来子学研究成果固然丰硕，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境，故而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召唤出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开出新境界。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构成了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核心内容。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先秦诸子大多着眼人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

先秦时代思想多元并起，道、儒、墨、法四家的影响都很大。儒家虽然保守，但是其人文传统是值得肯定的。墨家可以说是古代的社会主义者，其兼爱的思想蕴含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对亲亲政治的批评到今天还有意义。法家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反对贵族特权，积极入世，这些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诸子各家间思想相斥又相生，道家的艺术心态可以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而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则又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

子学蕴含着对现代世界意义非凡的精神，这便是人文意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某些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国自殷周以来便形成了人文思想传统。儒、道等诸子学派多以殷周文化为基础，故而先秦诸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之处，就是人文意识的自觉较早，而思考尤为圆通。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世界有非常大的启示。世界其他地域的文明形态中，大多情况下，神会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带来权威意识、专断行为、教条作风及偶像崇拜，而人的尊严、自主、自信被大幅压缩。先秦诸子则从不同方面展示出人文精神。我曾在《“新子学”论集》第一辑序言中提到，自古及今，人类不停地面临三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内心的冲突。环顾眼前的世界，这些冲突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在一些霸权意识下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总之，诸子学已开创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我们完全能够在诸子多元互补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中国文化，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摘编自陈鼓应《当代子学要有更开阔的视野》）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四章·差序格局》）

材料二：

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尽管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摘编自何国盛《“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材料一：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学界对于信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期，韦伯便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研究中将信任做出了两类区分：一种是特殊信任，即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是中国人典型的信任行为；另一种是普遍信任，即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信任形式。

简单来说，特殊信任是对于特定群体的信任，譬如有血缘、地缘关系的“自己人”或“熟人”；而普遍信任是不指向特定群体的信任，信任的范围拓展到陌生人。前者主要是以关系网络作为基础，同属于一个关系网络的群体共享着全知性的信息，身处其中的群体受到名声的控制，要做出守信的行为；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以社会制度为主要保证，社会中的所有人共享一套制度规范，用奖惩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信任是由关系网络化方式制约还是制度化方式制约的。

传统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导。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人们重视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的存在，并发展出一套礼仪来影响关系的处理方式。人们从熟悉中获得信任感，习得可靠性规矩，并形成一种对行为规矩自觉的身体化遵守。但是有研究指出，特殊信任的运行逻辑是模糊和欠规范的，其文化背景就是非规范性的人情关系文化。熟人社会的信任是一种自觉的自我选择，也是一种有范围的信任。

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多样化、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化，中国的人际信任逐渐变得开放和包容，人们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圈中的社会互动，并且大多认为社会上的其他人亦是值得信任的。这种对于其他人的信任，是传统信任方式的拓展。这一转变既受到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又符合时代的发展价值。从社会结构来看，传统社会存在同质性群体内部的高度“粘连性信任”，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具有规制的影响力；但由于城市化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特殊信任的存在基础正被逐步削弱，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和易变性凸显，人们不得不迈向“陌生人社会”。异质性群体之间的交易、联系和互惠变得更为重要，特殊信任转向普遍信任。从时代发展的意义来说，特殊信任的信任范围狭小，社会交往的时空有限，很难适应开放的市场经济。因而有学者提出破除传统信任的空间局限，将信任的道德视野由调适熟人社会的“先赋性关系”转向构建陌生人社会的“获致性关系”，这种普遍信任的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

（摘编自杨慧《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

材料一：

用描写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想象的虚拟世界，其意在表现与抒发个人的性情，以求表达其“善”，表现其“美”。因而，文学语言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蕴往往有很大差距，需要读者利用自己已有的先在经验，在作者创造的艺术空间里去想象和生发，以突出理解和体验的个性色彩。

接受理论研究指出：文本的意义充满了未定性。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中的微言大义。那么，文本意义的未定性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方面，因为文本自身存在着创作中的空白；另一方面因为读者与文本的对话是一种不对称的交流。读者在阅读时，与作者没有共享的现实语境，作者不能当面回答读者的询问和质疑，交流不能构成反馈，读者无法检验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否恰当正确。这种不对称的交流就决定了文本结构的开放性特征，也造成了文本意义的未定性。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文学意义的生成中，意义空白与意义未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艺术抵达意味世界的重要范畴，深刻地反映了文学从创作到接受的审美活动全过程的内在规律，具有多层次多维面的蕴涵。一方面它是艺术形式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成果，是一种含蓄的笔法，隐喻的技巧，是无法之法的暗示，是无表达的表达；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审美感觉历史生成的中介机制和重大成果，具有心理学的充分依据，在审美知觉的活动中展示了立体的召唤与调节功能。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意识到，与“文本—作者”进行有效的对话，需要从两个切口入手：一是文本的创作空白，一是读者生成意义的中介——对话策略。

什么是创作空白？在创作中，作家和艺术家按照事物运动及思维的规律，经过周密的构思，经常给读者和观赏者留下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因此，空白就是一切艺术创作中，艺术家有意无意地造成的隐蔽、残缺、中断、休止、无言、无声、无形的部分，即“笔所未到，意有所忽”之处，也是留给欣赏者通过“有形”部分而进入想象的艺术空间。因而，发现创作空白，就成为读者与文本对话的第一步。文本的意义空白是连接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是作者的创作意识向读者的接受意识转换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意义的空白召唤着读者的期待，诱发了读者的想象。文本所描写的实体形象又会触发读者已有的经验世界，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联想的内容又使想象得到进一步加工，逐渐填补了空白，生成了新的意义。因此，了解空白如何触发联想等动态机制，将有助于我们与文本进行畅通的对话。

（摘编自韩雪屏《从创作空白处与文本对话》）

材料二：

当代阅读学非常强调读者的主体性，流行的阅读方法强调对话。但是，效果仍然不彰，原因是此等对话只限于读者与现成的、固定的文本对话。拘于读者身份，只能顺着文本的程序驯服地追随，阅读必然陷于被动，而被动则自卑，对文本仰视（甚至“跪着”阅读）。救助之道乃是改仰视为平视，站起来和作者对话，必要时甚至俯视，不但要看到作品这么写了，而且看到作品为什么避免那么写，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这个原则，是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中提出来的：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奥列塞耶夫的《果戈里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经典文本的修改实例，在中国古典诗话词话以及小说和戏曲评点中比比皆是。“推敲”已经进入口语，“春风又‘过’江南岸”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故事脍炙人口。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最后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读之者三，建议把“先生之德”改为“先生之风”。钱穆先生认为：“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于私人。”“风”则是可感的，还能引起“风貌”“风神”的联想。一字之易，比出了不应该那样写，读者就有可能和作者一起从被动接受上升到主动创造的境界。

朱光潜先生说：“读诗就是再作诗。”和作者一起想象写作过程中的提炼和升华，才有可能洞察文本意蕴生成的奥秘。作者的意图是隐秘的，一般只把应该这样写显示出来，读者自发的欣赏，往往囿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洞察了不应该那样写的提炼过程，才可能知其所以然，共享作者的匠心，向作者的水准攀登。

（摘编自孙绍振《以作者身份与文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