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仕”。在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测算等等，都是入仕的本钱。但更重要的是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又能文章盖世，遣兴移情，标高自重，具有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个人魅力，才能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软肋是“知遇难得”，科场拔士取决于考官的眼力。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要么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要么像陶渊明那样隐居一隅。于是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力图以自己的才能为统治者服务、实现自己的圣贤理想的，如范仲淹标榜自己的人格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建设型和忧患型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隐逸型和牢骚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生逢乱世或朝政腐败时期，他们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有意使自己边缘化，甚至故意和传统习俗作对。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蔑视礼教，视官场为逐臭之所，不做“君子”而要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阮籍）。这两类知识分子大体上也就相当于儒家知识分子和道家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不如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种互补心态，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分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济天下的资本，济天下是穷独时的向往，向往而不达则是一切牢骚的根源。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政治和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少有对自然知识和客观真理的探索和研究。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就儒家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确并不都是官场禄蠹，他们对权力的谋求也往往都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其最高境界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而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除了对皇权的服从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服从对象，这就是“天道”。当然，“忠君”本身也是“天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忠君”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当“谏臣”，即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不是一味服从，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提出批评，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知识分子也可以看作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批判”是以世所公认且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而不是立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因而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所蕴含的开拓性和启蒙性。

至于道家知识分子，通常认为他们对社会和整个权力结构的批判表明了他们对政治的独立性。其实，除了那些抱有“终南捷径”的算计的假隐士外，道家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官场中的不如意者和失败者，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本质上和屈原的《离骚》《天问》一样，是一种牢骚的发泄和政治上一身清白的表白，或是一种失意后的心理补偿。因此道家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同样不具有积极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个人宣泄，它所引发的审美体验和某些自然知识只不过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副产品，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更不是他们用来批判社会的专业立场。

（摘编自邓晓芒《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热衷“进谏”》）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精神根底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在这个时代，儒家日渐衰微，韩愈在《原道》篇里树立道统，以证明儒家思想传承之渊源。中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批判，诉诸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北宋士大夫在宋王朝“养士”政策的基础之上，展开了一种独特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宋代的开国根基里有一种敬畏的精神，这种敬畏的精神，滋养出一种宽容的气质，体现为对普通老百姓不敢残虐之，对士大夫则宽容之。在北宋的文化和思想当中，有三个字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的根底：一是范仲淹的“忧”，一个是程颢的“仁”，一个是张载的“感”。这三个字都指向他人，指向对他者责任的承担。“忧”是北宋士大夫的基本精神气质，这样的精神气质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非常突出的体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士大夫人格之伟大，既是精神力量，也是时代塑造。

北宋士大夫意识到，与佛、老之间的斗争，根本是生活方式、生活道路的不同。佛、老这样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的道德生活是无从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一旦面对生活道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价值观的问题。佛教、道教都发展出了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以及有自己理由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背景之下，就要从根本上树立起儒家的道理。

（摘编自杨立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三：

唐宪宗继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宦官重又得势，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到荒僻的外州做司马。虽然柳宗元跟刘禹锡都受挫折，但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不一样。作为失败者，柳宗元在这次政治斗争中所受的伤害最大。刘禹锡对于盛衰变化有一种通达的看法——一个人不是永远顺利的，现在衰败，将来也许会恢复。刘禹锡对于盛衰变化有完整的通观，他的诗喜欢写关于历史兴亡的东西。而柳宗元没有这种通达的看法，一个打击下来，他却没有解脱的办法。他的挣扎，是尝试用游山玩水来安慰自己。柳宗元经过自己的一番挣扎和努力，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解脱，他的内心非常悲哀非常痛苦。所以他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和诗歌都有一个特色：表面上是写赏玩山水，而且写得冷静、超逸，要摆脱，但并不是真的冷静，也不是真的超逸。

《溪居》正是柳宗元被贬官到永州，最痛苦最哀伤的时候所写的。“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表面上是一种自得，其实是在写他自己的寂寞。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求诸己”而不要“求诸人”，如果自我充实了，就是韩退之说的“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如果“足乎己”了，“来往不逢人”才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赞美和影响，你才有一种自得，于是“长歌楚天碧”，可以放声歌诵了。

（摘编自叶嘉莹《柳宗元的山水寂寞心》）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既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更要熟谙经史，深通谋略，懂得治人牧民之术，才能最终获得“为官一方”的人望。

B．怀才不遇的传统知识分子如果不在社会上沦为“九儒十丐”，就可能有意使自己边缘化为陶渊明那样的隐逸型和牢骚型知识分子。

C．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最高的服从对象是“天道”而非皇权。

D．屈原的《离骚》《天问》只是官场失意者一种情绪化的个人宣泄和政治上的清白表白，不具备社会批判和积极促进社会变革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三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晚唐儒家日渐衰微，韩愈发起的儒学复兴运动没有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是诉诸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思想的问题。

B．“忧”“仁”“感”构成北宋士大夫精神的根底，宋代士大夫人格伟大，与宋王朝“养士”政策密不可分。

C．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着眼思想领域，意图发展出有自己哲学根据的价值取向以及有自己理由的生活道路。

D．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尝试用游山玩水来安慰自己，他此时的山水游记和诗歌是寂寞的表达，并没有超逸自得之心。

3．结合材料内容推断，下列选项中最符合韩愈“道统”思想的一项是（       ）

A．“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潜《饮酒》）

B．“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C．“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D．“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

4．材料一对中国古代士大夫作了比较分析，请简要说明其差异。
5．结合上述材料，简述柳宗元革新失败后始终无法摆脱痛苦的原因。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保持和谐悦乐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作“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以乐治国》）

材料二：

大部分情况下，普通人听音乐并不以受教育或者学习为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当人们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中时，会歌唱；紧张的工作之余，会欣赏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茶余饭后，会借音乐来调剂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给予人们无限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可以放松自己，忘掉不快，赶走疲劳，从而得到身心上的舒缓。

音乐可以娱人，同样也能够自娱。音乐并不仅仅指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别旋律，它还包括诸如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民歌和号子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能够减少工作带来的乏味感、枯燥感，消除疲劳，鼓舞干劲。人们通过对音乐的欣赏，释放出现实中的郁闷和压力，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安乐。从这个意义而言，音乐消解了社会个体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音乐是思想的载体，因而音乐能传达出乐章所包含的神韵。人们能与音乐中所蕴神韵互交，这一互动过程，可谓之乐能动神，神可感乐。恰如其分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振人的情绪，激发人的潜力。例如古代行军作战，都备有战鼓。临战时，鼓声震天，士气如虹。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多少热血志士奋发向前，每当我们行注目礼，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闻雄壮的国歌徐徐奏响的时候，有谁不心潮澎湃？有谁能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定奋进？音乐能通过自身内蕴催人奋进，这方面具体的例子，不遑多举。哪个时代都不乏这样催人向前、催人奋进的音乐，它使得社会中有志之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不懈。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另外一个重大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中外诸多先贤，对此都有过深入分析、研究和论证。汉代《毛诗序》讲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古代，诗、乐、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摘编自史其威《论音乐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近来，风靡电视圈的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和《声入人心》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在兼具商业效应、娱乐大众作用的同时，把民族文化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融入音乐表演，反映了部分音乐人对民族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歌手2019》总决赛上，歌手龚琳娜携手京剧艺术家王珮瑜、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唱了一首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及西方古典音乐于一体的音乐作品，其中包含《垓下歌》《六州歌头》，囊括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音乐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专业的功底和震撼的演唱为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味”音乐。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及其同名音乐会全国巡演也是当下的文化热点。《声入人心》以深耕古典音乐、严肃音乐闻名，着重向观众展示美声、歌剧、音乐剧等西方音乐元素。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演唱成员也保持着自身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坚守，从以西方元素占主导的音乐演绎中突出重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云南民歌《猜调》、湖南民歌《浏阳河》、江苏民歌《采红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以及越剧《梁祝化蝶》等，都在节目当中有重点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鲜能听到的民族小调和传统戏曲。这些都激发了观众对民歌和传统戏剧形式的兴趣，使民族音乐元素从一众美声、音乐剧演唱中脱颖而出。

歌者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和优秀传统艺术的观照，将本土元素更多地带入当下大众化、娱乐化的音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在文化市场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不断思索与探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当下，一部分人更为看重节目制作所能带来的市场和流量，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丢掉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应在大众化、快节奏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发展趋势下，更多地融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艺术元素，从而向大众普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精华。期望令观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宣传效应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肩负起守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经典的重任。

（摘编自于溟跃《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守住“中国味”》）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礼乐文化是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内容，“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感发，“乐”比“礼”更为重要。

B．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内在要求，这是音乐成为当时构建和谐社会重要路径的原因。

C．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音乐作为思想的载体，可以使人与它的神韵互交，砥砺心志。

D．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融入音乐表演中，体现了人们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坚守，也是对西方元素主导流行音乐的有力回击。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音乐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广为传唱的经典名曲、令人印象深刻的个别旋律、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可以满足娱人和自娱的需求。

B．恰如其分的音乐，无论简洁与否都能对人产生影响，如两军阵前对垒之时激扬的鼓声，就能够激发战士们昂扬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

C．好的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削弱其商业效应和娱乐大众作用，使音乐表演融入更多民族文化元素，充分体现对民族文化的守正、创新。

D．在文化市场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思索探究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3．下列不能作为论据用来论证“音乐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一项是（       ）

A．《孝经》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B．《史记》云：“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

C．《晋书》语：“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

D．《管子》云：“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

4．请简要说明材料三运用了哪种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
5．请结合材料，从音乐工作者、大众及社会等角度谈谈当下应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功能。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

“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奠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费氏的“差序格局”有多个内容，既有李树青的三个“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自我主义”，也有潘光旦的“伦”“格局”“推或扩充”论。李树青和费氏都对“自我主义”有所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人“贫病愚私”中“私”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潘氏深入研究儒家社会思想，他对“伦”的分析和考据则成为费氏“同心圆波纹”的来源。他还对“人伦差等”进行辨析，并提出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有其“格局”。有学者指出，费氏根据潘氏的研究提出“差序格局”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其实，“差序格局”概念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学术圈。这个学术圈的学者来往密切，其中不但有潘光旦、李树青、费孝通、袁方等老中青社会学人，还有闻一多、吴晗等文史专家。

“差序格局”是聚集中西方相关学术智慧产生的。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无论是费氏本人，还是相关学术史论著，对雷氏等中西方学者的贡献肯定得不够。事实上，学术工作往往难以独自完成，要有多人数代积累之功。即便因缘际会使个人的贡献格外耀眼，其背后定有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的支撑及学术思想的汇聚。

（选自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费氏和雷氏都认为亲属关系是乡土社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亲属关系的特征的看法也一致。

B．费氏把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比作“蜘蛛的网”，形象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密切性、复杂性。

C．费氏受摩尔根亲属制度研究影响，运用其学术方法调查研究，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

D．费氏“同心圆波纹”源自潘氏的研究，突出乡土社会人际关系从中心向外扩展的特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2段引用费氏写给雷氏的信，是为了证明“差序格局”受雷氏理论影响，又有所创造。

B．第2段运用比较分析法，肯定费氏的学术贡献，辨明费氏对其他学说的借鉴之处。

C．第3段列举多个事实材料，证明“差序格局”概念的产生深受当时中国学者的启发。

D．文章从中西两方面考求费氏“差序格局”的学术渊源，有理有据，学术视野开阔。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费氏对相关学者的贡献肯定不够，可能是作者学术的视角和取向与费氏不同。

B．费氏的学术交往圈既有社会学家，也有文史专家，呈现出类似“差序格局”的特征。

C．“差序格局”受到众多学者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也受到了费氏学说的启迪。

D．费氏的学术交往、所受学术训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促进了他对乡土中国的思考。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 20 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段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口述历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它是通过收集和使用普通人口述的史料来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学论著有很大不同。

B．口述历史这种形式能够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有多种原因，其中电子音像等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C．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些历史事件的文字资料因为形势特殊而不能留下来，要了解真相就应该对相关人员做口头调查。

D．过去交通闭塞，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这就决定了被访者的认知是有限的，不能还原历史事实的全部真相。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谈到了口述历史的问题，不过二者论述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B．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历史形式，仍然存在很多环节需要努力加以完善。

C．口述历史能不能做到真实可信，访谈者的业务能力高低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D．在访谈中，能否谨慎地选择访谈对象，会影响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支撑材料二相关观点的一项（     ）

A．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

B．科林伍德《自传》：“历史著作有开始也有结束，但它们描写的事件却并不如此。”

C．胡也频认为：“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作为根据。”

D．布罗代尔说：“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

4．在新的形势下，口述历史这种形式有何重要的现实意义？请结合材料一简要概括。
5．假设你是一位亲历某历史事件的普通人，一个月后要参加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为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应该如何去做。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诗歌传情达意有两大基本手段，即音韵节奏和意象形象。诗的音韵节奏作用于人们的听觉感受和内在的节奏感受，而意象、形象则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想象和知解力。要完美地鉴赏、理解一首诗，必须充分调动人们的这两大类感觉能力。任何一类感觉能力的缺乏，都会导致对诗歌理解的障碍。

当我们仅专注于意象的显现和内涵时，往往就会对音韵节奏的表现作用“听而不闻”，甚至把它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尤其面对那些没有什么意象，而主要诉诸音韵节奏的诗时，我们就会显得木然无知，处于一种所谓的“失语”状态。这种能力的缺乏还容易导致出现另一个毛病。由于对音韵节奏的感悟本是一种关系性的、整体性的感悟，这种能力的缺乏就会带来对诗歌的整体感受、把握能力的缺失。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诗歌解读现象，往往在一些局部（通常都是意象或所谓象征）大加穿凿，大加发挥。在诗歌的理解中经常出现的那种“阐释过度”的毛病，就常常是由这一原因引起的。

与音韵节奏感悟能力缺乏的毛病相对，在诗歌理解中出现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对意象的领悟能力欠缺。一旦诗有一些稍深厚复杂的意象或象征，就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当一些诗主要并不依赖于音韵节奏而主要借助意象的新颖深厚以及意境来表现时，他们就基本失去了领悟诗歌的意旨及其巧妙之处的兴趣。这样一种对待诗歌的态度对于理解诗歌，尤其是理解新诗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障碍。这样对待诗，对待那些缺乏音韵节奏的诗，实则也是偏颇的。因为诗，本来就是音乐因素与造型艺术因素的混合物。它有时这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有时那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对诗而言都属于正常现象。当一首诗主要诉诸意象等因素时，我们就应当主要从意象、形象的角度去欣赏它，而不要再计较于它的音韵节奏是否优美。

当然，我们也希望，诗能够在音韵节奏和意象两方面总是能和谐统一，但我们也要知道，诗作为一门混合型的艺术，它有时候的确能够做到如此，但有时候的确会有所偏重。那么，我们欣赏诗，就应当具有两副眼光，而且有时候要更多地用这一副眼光，有时候要更多地用另一副眼光。

（摘编自谭德晶《现代诗歌理论与技巧》）

材料二：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远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摘编自杨景龙《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的音韵节奏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内在的节奏感受，诗的意象、形象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想象和知解力，二者都有助于理解诗歌。

B．只关注意象的显现和内涵会让我们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出现对诗歌过度解读的毛病，同时失去了领悟诗歌意旨及其巧妙之处的兴趣。

C．中国新诗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不是墨守成规式仿效，古今诗歌在作品之间、诗歌体裁之间以及诗人之间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D．胡适《尝试集》发轫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在诗歌风格、遣词造句、诗歌主题、诗歌体式等方面，都体现出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是音乐因素与造型艺术因素的混合物，当一首诗中的意象较多时，说明其缺乏音乐节奏之美，在鉴赏时对音韵节奏无需关注。

B．作为一门混合型艺术的诗，其在音韵节奏和意象两方面总是能和谐统一，我们欣赏诗，就应当具有两副眼光。

C．只要实现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中国新诗就能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实现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D．我们研究古今诗歌的传承，对评估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3．下列选项中不能作为材料一论据的一项是（     ）

A．“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首诗优美的语言节奏如舒缓的音乐旋律，踏歌而来，虽只有“云彩”这一个意象，但读之如饮佳酿。

B．李商隐的诗爱用偏僻意象与典故，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或过度解读，如《海上谣》中“刘郎旧香炷”的“香柱”，隐射汉武帝晚年求仙问道之事，富有象征暗示色彩。

C．郑愁予《错误》中的“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一句，用“东风”“柳絮”营造氛围，“不来”“不飞”读起来如低吟浅唱，达到了音韵节奏与意象的和谐统一。

D．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发出“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的呼号，表达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感情，“土地”在诗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4．简要分析材料的论证特点。
5．请结合材料，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对现代诗歌的鉴赏力？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天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天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天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天。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燕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论语》中虽然记录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其实孔子在传述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作”了一些新的东西，后孔子时代的儒学都长期传承并发展着这种精神。

B．“述而不作”中的“述”内涵非常丰富，在古代辞书中解释为“循”，但在现代汉语中这一含义被“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含义所取代。

C．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一书中，认为“孝”应包括“善述人之事也”，也就是说，“述而不作”中的“述”与“孝”是统一的，这种理解恰好切合孔子的观点。

D．“述而不作”的信条，后来成为儒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科举考试，并且命题答案均以四书五经为限。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期望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从事“孝”的活动是对天道的传承。

B．孔子认为，儿子出生的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故父母死后孩子应以同样的时长服丧以表感恩，于是提出了“三年之丧”的礼制。

C．“孝”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看来，“孝”不仅限于父母，也体现在对历史的传承和对文化传统的延续。

D．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都将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因做哲学的方法不同，对“孝”的理解也有差异。

3．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主要观点的一项是（       ）

A．“上天为每个人灵魂提供了选择机会：或是拥有真理，或是得到安宁。你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兼而有之。”

B．“倘若没有天地，哪里会有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敬天祈福正是对天地自然献上的一份崇高敬意。”

C．“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D．“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4．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5．对影响两千年之久的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你是如何看待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

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1．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新冠疫情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的攻击，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退却，但对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造成了严重损害。

B．新冠疫情的危机不仅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某些国家视为国家性危机，大家在抗疫中各自为战。

C．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和新冠疫情威胁如此之大，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是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两大原因。

D．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体现了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因此遭遇威胁，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方式存在重要差异，但它们都认为如果不能遏制和根除病毒，经济复苏就不可能。

B．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目前来看，虽然情况很难让人乐观，但从长远来看，新冠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

C．东亚国家、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地区有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

D．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中国政府凭借强大的领导力，众志成城，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了治理效能最大化。

3．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方法的一项是（     ）

A．加强对外话语的构建，挑选和设计好中国疫情防控故事。

B．制定好中国疫情防控故事传播的系统策略，建设好对外话语体系。

C．加强国际交流与媒体融合，增加讲好中国疫情防控故事的手段。

D．加强对国外受众的调查研究，增强讲述中国疫情防控故事的针对性。

4．两则材料在论证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请简要说明。
5．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它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 ① 。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 ② 。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

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参照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清代龚自珍认为研究历史是掌握大道的重要前提。

B．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因而是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

C．无论治史还是治国，都需要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

D．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可以借鉴中华民族的某些悲画意识，也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强的整合价值，其他势能发挥包容、平衡作用。

B．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是对乒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性的自信自觉。

C．材料二综合运用举例、引用和对比等论证方法来论证研读历史要求“大”。

D．不抱偏见、不谋私利地对待一国的文明历史，有益于该国文化精髓的传播。

3．下列选项，最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龚自珍《定盒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B．司马迁《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C．恩格斯说：“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

D．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圈内国家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4．请在材料一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横线处填入合适的句子，以提炼出这两段的分论点。
5．材料一与材料二都谈到了大道和治史的关系，不过二者论述的重心并不相同。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乡土社会里，乡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他们以种地为基本谋生方式，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源，因此与土地分不开，为土地所束缚，固守乡土。

B．人与人在空间排列上的不流动性，造成乡土社会里乡民个体之间、乡村之间的彼此关系的孤立与隔膜，所以才有三家村式微型村落的存在。

C．乡村社会的农民，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而现在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很难延续下去。

D．“熟悉的社会”是指个体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和微观的社会网络状况；在村落共同体中信息对称，村民个体之间知根知底、能够达成默契。

2．根据以上材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乡土社会实际上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法理社会，两者的人际交往原则是有区别的。

B．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从熟悉里获得的认知是个别的。《论语》中孔子因人而异地解释“孝”，能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特性。

C．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用，产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信用远胜于法理社会中的一纸契约。

D．材料二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与材料一的一些说法相近。

3．下列说法中，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	B．“乌鸦反哺，羔羊跪乳。”
C．“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D．“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4．材料一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5．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乡土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