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语境中，文明一方面可指文化，另一方面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文化则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也就是说，文明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成果。人的社会实践本身的丰富性，使得从多重视角区分文明成为可能。例如，从时间而言，文明可以区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从载体形式而言，可以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从生产方式而言，可以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这些划分当然可能有所交叉，体现的正是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辩证统一。其中的显著特，点则是文明的实践性与人类历史的实践性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明话语阐述上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各种文明之间能够发生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前提。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作为社会实践成果，“文明的一切进步”（即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相应地，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是通过分析人的社会实践如何演化，探讨如何摆脱剥削压迫、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状态。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突破阶级、地域等种种限制，实现人本身的自由发展。

与文明概念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国家和阶级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是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其本身划分为阶级（即人对人的剥削），也就是生产的积累和发展使得社会分配出现了差别，这不仅是文明产生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国家出现的基本前提。文明作为人类不同社会群体的实践产物，突出特，点是在人的生产和交往的复杂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各种文明的发展都是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各种文明核心价值的凝聚和增值。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发展中心的变迁转移、文明实体的盛衰兴亡时有发生。纵向来看，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建立在生产和交往的历史阶段性之上，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化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横向来看，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掀起的世界文明交往大潮，充斥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国家对封建农业文明国家的剥削掠夺，以及工业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

与人类文明同步发展的是社会生活状态的日益复杂。对于现代文明而言，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工业生产力和国际交换形成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存在，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劳动力也成为商品。但是，人之为人，不应被异化、商品化。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有反思和自新的勇气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人运用唯物史观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认识。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实践模式。这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摘编自董欣洁《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

材料一：

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计划在浙江青田举办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这将是青田承办的首个国际性会议。

2022年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提出20周年，浙江青田希望通过承办这次大会实现“十四五”期间青田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提挡升级并全方位展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首批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关注此唯一入选世界衣业遗产项目，勿使其失传。”稻鱼共生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这一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捕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青田稻田养鱼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青田县志》曾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金秋八月，家家“尝新饭”。一碗新饭，一盘田鱼，祭祀天地，庆贺丰收，祝愿年年有余。

悠久的田鱼养殖史还孕育了灿烂的田鱼文化，青田田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派生出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青田鱼灯舞。每逢喜庆节令，青田的村民们都要进行鱼灯舞表演，青田鱼灯舞已广泛传播至海外青田籍华侨华人社区，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

（摘编自《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拟七月举办》

材料二：

活态保护是农业遗产区别于其他遗产的最大特点，农业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经历千百年自然演变和人为选择而形成的传统作物和传统畜禽。其中的优异品种需要进行活态保护，需要年复一年地耕种牧养。农业遗产可以不断收获农牧产品，不断向市场供应优质食品。这些都是农业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农业遗产需要保护的核心内容。

我国农业遗产的传统动植物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长期选育形成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水稻是我国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历代传承下来的品种资源最为丰富。古籍文献记载的水稻品种超过5万种。目前已经进入国家级农业遗产名录的项目中，60%以上的都可看到水稻的身影。南方的梯田遗产都以水稻作为保护对象的主体。小米即粟，也是我国最早培育出来的粮食作物，在农业遗产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许多与北方旱作有关的遗产项目都包含粟的优良品种。

动物遗产资源主要采用活体饲养的方式保存。畜禽品种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堪称世界畜禽种类最多、品系最丰富的国家。传统品种数量最多的是猪和鸡，猪有98种，鸡有89种。其他的依次是马匹（62种）山羊（53种）、黄牛（51种）、绵羊（44种）、水牛（29种）、鸭（28种）、牦牛（12种）和骆驼（6种），这些畜禽遗产品种大多在原产地饲养。一批优质品种在市场开发和育种利用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我国在畜禽遗产方面所形成的独特资源优势与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多民族的文化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摘编自《农业遗产的种质资源价值》）

材料三：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轮种套种、保墒防旱、稻田养鱼、生物灭虫、桑基鱼塘等传统农耕技术使农田能做到常用常新，确保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闯入，特别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催熟剂等西方工业产品技术一系列问题已频频出现。我们并非不加选择的排斥一切现代工业给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影响，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我们真的有必要对现代工业文明给当下农业带来的上述后果进行必要的反思。否则，当下农业很可能就会像是一个吸食了毒品的瘾君子，表面上看精神抖擞，但实际上病入膏肓，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今天我们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项工作，将祖先所创造出来的传统农业文明以活态形式传承下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

（摘编自《为何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国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部分原因是西方思想在五四时代占统治地位以及儒学衰落的结果。”国内有学者则认为：“1917年十月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西方”思想，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革命”思想，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成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传教士、海外留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等不同的知识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都有所接触，对其界说也比较含混。所以，要“传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真正将其视为“科学”，那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一个谁来担当“传播者”的问题。因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译介的内容也多是零散、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般还仅被视作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或流派中的一种，能主动自觉地担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的角色，那是需要眼光、需要科学的世界观支撑的。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历史亦证明，在那个觉醒与选择的年代，担负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忠实“传播者”职责的，正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有文论史著作已指出；“‘五四’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五四运动确实“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这其中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朽功劳。他们强调文艺必须面向平民、面向现实、面向革命，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初心和使命，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态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先锋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和文艺追求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高度吻合。换个角度说，是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文艺宗旨和价值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艺术解放和美学权力的思想武器，其他政党、团体和学派是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的。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的“先锋的作用”，是历史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宣传，多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文艺的社会阶级属性，呼吁文艺要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文艺反映劳动阶层的生活，强调进步文艺家要投身于革命，提出建立“革命文学”，主张共产党要“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和主脉的。同时，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周扬说，“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旺盛起来的，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伟大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当时诚然还未能大量直接地被译介过来，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还不够完整系统，论述也不免有些模糊和粗糙。“但这些主张毕竟是从‘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来的，也是他们把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文学建设上来的尝试，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董学文《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明清兵学是我国古典兵学发展史的最后一环，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在特殊的内外际遇之下，兵学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晚期都迎来了空前发展的繁荣期。不同类型的兵书纷纷诞生，仅就数量而言，明清兵书毫无悬念地占据着历史之最。

历史进入明代之后，兵学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更有质量的兵书大多诞生于明代中晚期。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少与明廷当时面临的外患有关。如郑若曾编撰《筹海图编》，就海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合抗倭战争之需总结海洋战法。明代中晚期的兵书，大多关注海防问题，这对传统兵学形成了很好的补充。

在明代，造船技术、兵器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造船技术的进步，一度给了国人拥抱海洋的机遇。火器技术的提高，则推动了兵学理论发生改变。随着火器种类的不断增加，明军开始设立专门的火器部队，战法也围绕火器而制订。因此，军事学术、战术思想及建军思想等，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明代兵书中也有不少围绕火器而展开，如《火攻挈要》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传统兵学发生转型和变革。

还需要看到的是，军事地理研究也在其时获得重视并取得重要进展。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通过对区域地理的研究并结合军事历史的深度分析，揭示了兵要地理研究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也将军事地理研究推向了高峰。这一论题得到了清代学者的持续重视，就此产生了灿若群星的地理学研究专家。

明清时期，文人论兵的传统得到了延续。文人论兵不全是书生之见和纸上谈兵，未可轻易否定。因为文人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准，他们探研兵学和著述兵书的思辨性和思想深度等，都不容忽视。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著名学者，都曾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兵学，对古典兵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明清时期较为出色的兵书，如《投笔肤谈》《武备志》等，大多属于文人论兵之类的作品。它们的结伴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明清兵学的总体水平。

虽然明朝末期，传统兵学不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也一度获得转型的契机。遗憾的是，这一发展进程意外地因为封建王朝的更迭而瞬间被打断。在经过大大小小的拉锯式战争之后，文化相对落后的后金军打败了明军和起义军，也随即打断了传统兵学迈向转型的进程。入主中原之后，清统治者对于中原兵学表现出极度的不屑，康熙本人便多次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带头贬损中原兵学，斥之为“纸上谈兵，无益于事”。种种铁腕政策的推行，推动着传统兵学走向衰落。到了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陆续入侵，已经处于落后局面的清廷依旧以天朝上国自居，致使清军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丢盔弃甲。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发现传统兵学已然落伍并难堪大任。

当时西方列强不仅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同时也在部队编成、战争观念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此后，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清政府大力建设海军，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兵学著作。虽说总体成效不大，但也深刻刺激并强力推动着中国传统兵学的转型，近代化的军事变革也开始由理论层面逐步走向实践层面。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传统兵学竟然就此被动地迈入转型期。西方列强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入侵，刺激并推动我国传统兵学的转型。这是悲哀和无奈，同时也是鞭策与警示。

（摘编自熊剑平《继往开来的明清兵学》）

文本一：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于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相对静止，礼教与宗族文化从古代传承至今；而在同一村落内，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的相互交流又在不停地强化人们的文化模式，使其更加固定，就像天坛里的回音壁。如果没有外部的新文化输入，则这片村落中大概只有单向度的社会化存在，就像《桃花源记》里的世外之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作一些对比。由于大数据、搜索引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们愈发受限于“信息茧房”。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却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迭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用环，由于其是因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天南海北发生的事情尽在某个小村人们的谈笑间登场，身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几乎都对想查找的信息唾手可得。由此，乡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也被动摇，甚至被打破，人们对于中国乡村所抱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已不适用于今日。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围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

（摘编自钰鉴咖《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有删节）

文本二：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一：

【注】MCN，一般指多频道网络。目前MCN平台按照业务类型，可以分为短视频、电商、直播、社交、资讯、垂直平台。

材料二：

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指的是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为基础，聚焦网络流量和粉丝形成定向销售市场，衍生出各种新的消费模式的网红经济产业链。网红经济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网红经济也迎合了大众猎奇的消费心理和需求，因此能被人们快速认可、接纳和追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丁真带火了四川甘孜理塘的旅游，李子柒对外传播了中国文化，网络直播还可以进行公益宣传和公益扶贫等。

随着网红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乱象。比如，网红明星偷逃税、“直播带货”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水军”刷单以及流量造假等。这些乱象是网红经济中不健康的成分，引发恶意竞争，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影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无外乎人们存在投机心理、法律意识淡薄，以及相关法律制度滞后，无法发挥引导和保障作用。要避免网红经济乱象，使其既符合现代人的消费需求，又能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良法善治解难题。

网红经济乱象治理需要法律制度与时俱进。网红经济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多元化、个性化和共享化的购物体验。与传统经济不同，网红经济消费模式由“需求—产品—消费”变为“内容—需求—消费”，消费场景从线下到线上，这种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的变化均会产生新的法律问题，比如直播平台是否存在数据造假、线上产品的质量是否合格、网红明星的税收是否合理等问题。因此，治理网红经济乱象需要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律制度回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调整和完善，提供法律引导和保障。同时，经济法作为公平分配法，应针对网红经济乱象中的税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做出回应性立法，发挥调整功能，从整体、全面和长远角度推动形成数字经济法治、依法规范分配活动、保障分配秩序，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保障网红经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摘编自赵莹《以良法善治促网红经济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优秀的网红可以为大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会传递正能量，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应有的美德。如李子柒不但让中国人感受到了本国文化，也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她的成长故事为无数青年带来了正能量，走红不靠炒作，靠的是一步步的努力，为了制作一条有质量的视频，她离开家乡四川远赴甘肃学习兰州牛肉面的做法，就算要花三个月，也不会随随便便地靠糊弄来欺骗她的观众。这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的道德价值观，也激励着当代大学生们去努力做更好的自己，去用真善美的道德观为自己的人生引航。

负能量网红会误导消费者，模糊观众的价值观。现在各大平台上的网红们道德素质参差不齐，由于这一行的入行门槛并不高，很多网红并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个人的道德观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网红为烂脸的假货说着好话，有些为了金钱销售三无产品，有些在传播低俗的视频，有些甚至在成名以后沾上了罪无可恕的瘾。再加上我国的网络监管并不是毫无死角，这些网红传播出来的观念也就为大学生们提供着负面信息。他们很容易把这种不好的想法当作自己的个性，去模仿这些道德败坏的行为，从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摘编自赵安策《网红经济影响下青年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