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贯穿始终，一直作为人类灵魂的支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基础。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关键。

希望大家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古人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在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其中就有许多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像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蒋子龙、谢晋、路遥、樊锦诗、厉以宁、林毅夫、王家福、胡福明、许崇德、杜润生、郑德荣等，他们都是紧跟时代、奉献时代的优秀代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摘自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材料二：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

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时代风格主要是指从历史和社会高度把握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先秦诸子散文感情激越、设想奇特、辞采绚烂，富有论辩性，理当与当时群雄割据、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文学的时代特点不是时代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是时代精神的发酵剂和催化剂。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有“拯世济物”的宏愿，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但他们却都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慷慨以任气”和“志深而笔长”的共同特点。这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又总是发展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时代风格。比如，在欧洲曾此起彼伏盛行过的古典风格、哥特式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时代风格的形成，受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影响，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比如，唐代中后期的古文运动所造成的新文风和时代风格，就是一群古文家的有意识的努力创造。唐初文风承六朝骈俪旧习，成为束缚思想内容的桎梏，一些先行者逐渐要求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到德宗贞元间，韩愈号称上继三代两汉，以自己奇句单行的散文与“俗下文字”（即骈文）相对立，逐渐有众多文人追随。至宪宗元和间，又有柳宗元大力支持，于是声势更大。古文言之有物，具有批判锋芒，一度压倒了骈文，开创一代新文风。

风格的时代性差异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这在一些跨世纪、跨时代的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当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中国的现代作家，大多都经历了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换。如丁玲早年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却受到了挫折，这在她早期带有自传性质的《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中有着明显的表现，作品呈现出一种浓厚的感伤色彩和浪漫风格。在成为左翼作家，特别是进入延安革命根据地后，丁玲的作品和文风都判若两人。1948年她出版的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色彩和写实风格。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

教育，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对社会来讲，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功能；对个人而言，它是个体社会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或环节。获取知识、培养德性、锻炼身体，是个人接受教育的基本目标，不过，在我国古代，尚未具备如此清晰的“教育意识”。

就教育的社会职能而言，虽然有的教育家看到了教育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但并没有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把教育看做国家政治的基础，而其所推崇的政治，不是暴政、行政，而是德政、仁政、因此，教育是社会政治开展的一个手段，其主要职责与目的在于道德教化，换言之，我国古代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所谓治国治民，教化为先。孟子说：“善教者得民心。”荀子主张礼法之治，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我国最早的教育纲领，“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则是一个道德教育纲领。

就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看，儒家认识到通过教育过程，可以使受教育者知识增进，道德完善；但是，在求知与成德的关系上，强调以成德为目的，求知只是手段，这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就是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来选择教育内容，编纂教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典之作一直被当作官方法定教材，根本原因在于历代儒家都认为客观存在是最有道德价值的知识。传统教育反对单纯的知识教学，主张“知识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与探索，而是使人认识到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和掌握修己治人之道，教学的不断深入是对本性（道德）的逼近，而且这种教学过程是与道德修养过程合二为一的”。

总之，依据儒家的人文精神，教育是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过程，学校就是开展这种实践活动的场所之一，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都要通过学校教育去实现。

（节选自杜时忠《德育十论》）

抗体是人体免疫细胞合成的一类蛋白质，工作原理与导弹有相似之处，它能识别病原体上特定的标记，即抗原。通过识别抗原，抗体可以与病原体结合，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消灭它，从而让身体恢复健康，可谓人体的“生物导弹”。那么，抗体又是如何成为“生物导弹”的呢？

从分子结构看，抗体是一种Y型蛋白质分子。这个Y的“两个枝丫”是“生物导弹”的制导装置，专门识别特定的抗原，并与之结合，真正的导弹通过爆炸来完成任务，人体的“生物导弹”又是怎么做的呢？

通过识别抗原，抗体最终会结合在病原体上，抗体不同，结合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在一些情况下，被抗体识别出的抗原是病原体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分子（简称蛋白）。比如，由疫苗诱导的很多针对病毒的抗体，其结合位置往往是病毒表面用于侵入人体细胞的蛋白。这些蛋白与抗体结合后，就失去了原有功能，病毒也就失去了侵入人体细胞的能力，即被“中和”了，所以这类抗体又被称为中和抗体。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表面有一种棘突蛋白，该蛋白是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关键，棘突蛋白可以结合人体细胞上的受体蛋白，最后启动一系列生物学反应导致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目前上市的各类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其作用机制都是诱导人体产生针对棘突蛋白的抗体。当抗体结合了病毒表面的棘突蛋白后，该组蛋白就失去了功能，从而导致病毒被“中和”。即“生物导弹”通过“中和”摧毁了目标，完成了任务。

在另一些情况下，结合在病原体上的抗体会召集免疫细胞来攻击病原体并杀死它们。在这种情况下，结合了抗体的病原体就像古代脑后插着木牌的死囚。病原体上的“标签”是指抗体中能够被免疫细胞识别的部分。在多数情况下，入侵人体组织的细菌被抗体识别后，抗体会在这些细菌表面贴上“标签”以便免疫细胞识别。在抗体的帮助下，巨噬细胞就可以找到细菌，并与抗体结合，最终吞噬这些细菌，从而控制细菌感染。这一次，“生物导弹”通过“贴标签”摧毁了目标，完成了任务。

（节选自杨冬《抗体，人体的“生物导弹”》，有删改）

材料一：

对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精读。精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熟读玩味”，也就是放慢速度反复咀嚼、读懂、读通、读透。读懂，就是要弄清楚事中每句话的意思，这有时也不容易。读通就是要融会贯通。把握它的内在意蕴。读透，就是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吸收到自己的头脑中来。一个人要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底，必须精读几本书。

精读，换一种说法。就是细读。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我们对于一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往往读得很粗心。所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在各种场合提出，我们要细读朱光潜、细读宗白华、细读张岱年、细读汤用彤。细读这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东西。

当然，要精读一本经典著作或一本前辈大师的著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要花很大的力气。五十多年前我曾读过日本一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写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了庆贺这件事，他夫人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家宴。这个故事使我领悟到，一个人写出一本书固然不容易，固然值得庆贺，一个人读完一本当（当然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同样不容易，同样值得庆贺。

读经典著作不能太性急，不能贪多求快。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名人传记往往称赞这个人“一目十行”。其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能成就大的学问。所以读经典著作不能求快。相反，要静下心来读，要放慢速度，要充分消化，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地吸收到你自己的头脑中来。像康德、黑格尔这样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如果你一年能精读两本，我想就是很大的成绩。如果坚持下去，10年你就可以精读20本，20年你就可以精读40本，那就了不起了，你就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人人都要对你刮目相看。

熊十力先生还盼望年轻学者把读经典著作养成一种习惯。他说，“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作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同时，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善于抓住书中最精彩的东西。抓住最有原创性，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所谓最有原创性的东西，就是作者在学术研究和探索中提出的新的见解、新的理论。特别是在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的新的概念、新的命题。因为。经典著作和大师著作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富有原创性，启发性和包孕性的思想和命题。这就是精华，这就是灵魂。我们要善于发现，要善于抓住，要善于挖掘。

（摘编自叶朗《和青年学子谈读书》）

材料二：

所谓“经典”，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共同选择和留存下来的文明成果，是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经典作品寄托着创作者真实、深刻、丰富的情感与思想。通过它们，我们得以聆听高贵灵魂的声音并获得与之交流的机会，开启跨越时空的思想之旅。著名作家伊塔诺·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说“经典作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达到的位置”，因此它也是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研读、欣赏经典作品，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形成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海量的信息、纷繁复杂的世界，摆脱外界的喧嚣和浮躁，消除内心的焦虑和恐惧，看清脚下的道路和今后的选择，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充实丰盈、更有意义。

研习经典对青年人来说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青年：“人生的黄金时期在青年。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一生。”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为此，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主流媒体以及学校等机构有责任、有义务为青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在经典作品的传播与传承方面，需要突破传统的传播模式，遵循新媒体传播的规律，贴近青年人的心理特征和审美偏好，创新理念、内容、方法、手段，灵活运用影像、音频、动漫、游戏等多种形式，不只引导青年人关注、喜爱经典作品，更要帮助他们真正走进经典作品，使其成为引领青年成长、前行的灯塔。

另一方面，青年人也要把握好人生的黄金时期，多研读、多品味经典作品，在生活与成长中认真体会经典作品里伟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这对于提升自己的审美水平、文化修养、道德情怀都大有裨益。面对经典，不能抱有浮躁的心态和功利的取向，将其视为装点门面的工具。面对经典，需要静下心来，深入思考、仔细体会其中的精神与魅力。经典作品代表了其所在时代的最高智慧，经过岁月的考验却历久弥新，值得我们用心、用情去“深阅读”。经典作品博大精深，有的艰涩难懂，要真正走进它们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挑战的过程，绝非易事。但当我们克服困难，经历这个过程之后，就能感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得到丰厚的收获与心灵的成长。面对经典，还要避免误读、曲解，要保有敬畏之心，切忌恶搞、歪曲经典作品，伤害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

（摘给自文卫华《追经典是一生一世的功课》）

材料一：

对儒学来讲，理想人的培养和和谐家庭的建立毕竟只是为达到最终目——治国平天下——铺平道路，要使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出现，根本上还需要现实政治的努力。天下统一，政治清明；上下有分，等级有序；尊贤礼士，君仁臣义；君民同乐，轻敛薄赋：这既是儒学家们憧憬、瞻望的理想社会的格局，也是他们终身倡导，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现实政见和主张。

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管理社会的理想。而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会，便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从孔子的天下归仁、近悦远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乐、百姓“亲睦”，到荀子的上下协调、“群居和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等无不构画出一幅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妙蓝图。

先秦儒家这种从仁学的基点出发建构而成的美好社会的图景，到了秦汉之际，便自然地发展为“大同”理想。“大同之世”显然是对原始社会的带有理想化成分的描述，但它表达了儒家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它抓住了“天下为公”这一公有制社会的本质特点，肯定了原始民主、平等和互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儒家在提出“大同”理想的同时，从社会现实出发，又肯定“大道既隐”，“天下为公”已被“天下为家”所代替。出现了财产私有，“货力为己”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教度，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官爵、财产世世代代相沿袭，形成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关系，于是，便有必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区分尊卑上下贵贱的礼义制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儒家把这种需要用礼义制度、道德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称之为“小康”社会，并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孔孟所倡导的礼义之治的历史必然性，亦表达了儒家的较低一层次的社会理想。

然而，不仅“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以仁义为法则来协调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孔孟学说的遭遇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孔孟提倡的重德治教化，省刑去罚，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减轻受剥削压迫的程度，从而对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出较多的人民性和历史远见。但另一方面，这种善良的愿望和主张却不符合统治者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扩大疆域，称霸诸侯，一统天下，需要的是暴力、酷刑等更为有力的现实的手段。

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儒家这种以仁学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其本身的内容和特点就决定了它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命运。

(摘编自佚名《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

材料二：

“大同”思想和“一统”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社会观，侧重于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后者属政治观，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主张以及意识形态乃至文化观念的设计，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支撑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思想资源。

儒家的“大同”理想要详尽、完整，也更美好和更具诱人的力量。《礼记·礼运篇》对其作了典型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这是大同思想的核心。首先是财富共有，“货”不“藏于己”，即不私人占有，无所谓贫富，而且人人爱惜公共财物，“恶其弃于地”，反对浪费；其次，由公众选举愿意忠诚服务的贤能之人来负责管理这个社会。人人劳动，各尽所能，“力，恶其不出乎身”，但出力完全是为公。劳动不是个人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社会风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社会分工，做到“男有分，女有归”，人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各得其所。互助博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一家。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和培养，由社会共用承担，即便是“矜、寡、孤、独、废疾者”、也“皆有所养”，人与人乃至国与国坦诚相待，讲信修睦，“谋闭不兴”，全社会和谐而安定。“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闭”。

总之，孔子寄希望的大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它既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向往，又反映了孔子远见卓识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政治抱负。

(摘编自黄毓任《儒家“大同”与“一统”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传统乡土题材小说在传统乡土文学的基础上，融入网络创作“青春与都市文学”的新质，抒发人们的田园情怀与还乡愿望，并勇担使命紧跟时代步伐，让创作照进现实，形成网络乡土小说新格局。

如果说网络乡土小说形成了新的调性，那么其发端非“种田文”莫属。“种田文”是受策略类网络游戏模式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小说类型，一般与穿越、重生、空间、系统等“金手指”相结合。“种田文”的精髓在于循序渐进的养成与获得，即“成长—回报”模式的行文结构。这类作品的主角拥有足够的扩展空间与晋升阶梯。在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碰撞所带来的实际问题中不断提出解决方案，是“种田文”剧情叙述的核心推动力。

“种田文”的规模不容小觑，产量和受众巨大。“种田文”在叙事环节上虚实结合，乡土故事与玄幻情节相嵌合，如同游戏外挂一般的“金手指”降低了主角的生存难度，大大提高了主角的生存期待和生活质感，从而使得将自身代入其中的读者们有了更多对未来想象的留白空间，打造了网络乡土小说独特的审美情趣。而在多数“种田文”的叙事中，“乡土”更是一种基于经验的错位文学空间，与都市快节奏生活相对，倾向表达田园幻想般的灵魂自洽。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刻意摒弃与脱离传统乡土美学的艰苦与贫瘠感，希冀从乡土的虚幻意象中得到补偿和慰藉。因此，规模化、体量化的“种田文”，以其对闲适日常的虚拟生存向往和对宏大价值的个人进阶追求，扛起了网络乡土小说的一面审美大旗。

现代社会，人们在强化竞争本能的同时，也愈加向往一份悠闲的乡土生活。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想象，始终与追求安逸感的心态分不开。因此，当一种恣意、悠闲的田园空间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们舒适的代入感，一边与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圆满结局的情感相配，一边又与中国人的种田天赋和基建基因相契，沉溺于此仿佛也是情理之中。但是，这种精神空间从根本上说并非理想的乌托邦，而是一种桃花源式的臆想。

“种田文”的阅读价值是虚拟情景中主体性力量瞬间膨胀式的心理满足。虽然“种田文”可以为这种自我妥协与否定提供精神释放的出口，但无限制的隐匿、错位也敲响了警钟。奋斗与勤劳的民族精神不应该被降解，桃花源式的臆想也不应该是都市年轻人的灵魂皈依。直面现实人生、在困境中勇敢前行是网络乡土小说应该传承的文化信仰和责任，当下的火热现实应该成为网络作家创作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翟羽佳《乡土文学这棵大树在网络世界绿荫如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以其厚重的主题价值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创造了影视史上一个个高光时刻。但是，在互联网语境的影视艺术生产中，乡村影像从聚光灯下退隐到了数量少、影响小以及被简化、异化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乡村题材在文艺版图中的坐标和比重发生了改变。随着城乡结构不断调整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凭借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技取得的先进地位对乡村形成一种压制，来自乡村的故事及其附带的审美价值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而网络技术的兴起与迭代成为文学变革和发展的科技保障，城市发挥自身优势成为网络文学的活跃区域，赢在了移动互联时代的起跑线上。作为网络文艺的主要受众，青年人更乐于接受多元化、娱乐化的时尚元素，乡村题材厚重宏大、含蓄沉稳的审美取向与此并不相同。

乡村题材网络文学需要以明确的精品意识提炼新时代的乡村精神和农民品格。相当一部分乡村题材的网文创作因对农村缺乏了解而呈现出粗劣肤浅的质地，一些作品甚至完全照搬穿越文、玄幻文等模式，把乡村作为僵硬、虚假的背景，真正的乡土故事、乡土伦理和乡土文化无从呈现。事实上，近年来乡村发展早已经突破了科学种田、进城务工、乡镇企业发展等传统书写，土地流转政策、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生态保护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可成为当下反映农村社会新气象的时代切口。因此，创作者更应捕捉中国乡村所蕴含的独特情感和审美特征，着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形势，关注农民对价值理想的选择和实现，这些真实灵动的故事和人物才是影视剧改编的稳固基石。

就制作层面而言，网络时代的文艺精品形式应该是多元的。厚重情感和史诗气质是农村题材影视剧经典化的重要元素，如《黄土高天》以40年三代人的命运映射时代发展等。互联网背景下新时代的乡村影像，不仅要弘扬传统农村题材影视创作的经验，同时还要突出网络传播的特质，紧密联系社会热点，研究网民文化消费需求，从而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保持网络小说文本对观众的黏性。

此外，围绕乡村文化的根与魂，把握地域性、民族性的乡村图景、乡风民情和活态文化，建立文本内部的精神内核，从而突出网文的“首因效应”，小说吸引读者，影视剧积攒粉丝，以传播的视野解决创作难题。电影《十八洞村》除了生动的脱贫故事，还有青翠静谧的大山，悠扬婉转的苗歌、色香味美的湘西美食、淳朴自然的民风，这些都为乡村题材网文创作提供了启示。

（摘编自王文静《乡村题材网络小说的叙事与改编》

坐在501城42楼巨大的落地窗前，“我”一边喝着服务机器人奉上的柠檬味冷饮，一边以语音指令要求系统播放好听的背景音乐，“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长串歌曲名单。这是智能隐形眼镜直接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图像，只有“我”自己能够看到。

这是科幻《蚁群》中的场景，在小说描绘的百年后人类社会中，智能隐形眼镜已成为标配。在现实中，乘着元宇宙的东风，不少公司2022年公布了 AR （增强现实）隐形眼镜最新研发动向。它们真的从科幻走入现实了吗？

据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可能计划研发一款与苹果手机等设备协同的智能隐形眼镜，用户可在接触现实世界的同时实现打电话、浏览网页、玩游戏等功能。目前已有两家公司声称研发出 AR 隐形眼镜原型产品。美国智能生物硬件公司 InWith 在2022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展示其软性隐形眼镜。这款 AR 隐形眼镜外观类似于日常戴的软性隐形眼镜，由水凝胶材料制成，纤薄而富有弹性，镜片内嵌一圈金色线路和微电子元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哈耶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款眼镜可与智能手机等外部设备配对，用户可实时看到叠加在现实世界的虚拟信息。“比如眼前这条路上的限速是多少？应该朝哪个方向走？离下一个出口还有多远？”该公司还称，计划2022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突破性设备许可，并在审批通过后把眼镜投入市场。这家公司已申请了将固体组件和电路集成在水凝胶材料中的关键专利，还有通过眨眼俘获动能为隐形眼镜供电、利用镜盒中液体给镜片充电的智能眼镜盒等新技术。

而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初创公司 Mojo Vision ，选择了硬质隐形眼镜路线。这家企业在2020年就公布了首款智能隐形眼镜 Mojo Lense ——一款内嵌显示屏的硬质镜片。据介绍，该眼镜使用的微 LED （发光二极管）显示屏仅沙粒大小，置于瞳孔中央，是眼镜的核心，显示屏会直接将光聚焦在眼球后方的视网膜上，让人获得电子信息叠加在真实世界的视觉，比如可实现在滑雪道上显示路线信息，在跑步时显示配速或在演讲时显示要点提示。与传统 AR 外置框架眼镜相比， AR 隐形眼镜有何优势？ Mojo 公司表示， AR 隐形眼镜可在用户从事活动期间提供实时信息提示，避免打断用户的注意力或活动，将人们从手持设备或外置屏幕中解放出来。

未来 AR 隐形眼镜可能主要应用于不适合佩戴框架眼镜的场景，可兼顾美观。如在运动中，可避免剧烈活动导致框架眼镜跌落的风险，还能实时显示心率、脉搏、血压等健康数据，以及配速、路线、卡路里消耗量等运动数据。 InWith 公司认为， AR 隐形眼镜的首批应用将是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实现的“可调节视觉”和“增强视觉”。 Mojo 公司表示，这种眼镜未来将首先帮助视障人群。眼镜可以实时调节对比度和光线，帮助实现更广泛的视觉感知和夜视功能，此外还将具有变焦功能，可用于细致观察脸部表情。

目前，上述两家公司都只展示了样品，并未细致演示具体技术细节一些业内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全球范围内尚未有 AR 隐形眼镜正式上市，距离落地比较遥远。

AR 隐形眼镜是无线设备，依靠眨眼获得不稳定电压的电能可能无法被有效利用，即便像 Mojo 公司一样采用固态电池，长期续航能力也得打个问号。另外，由于涉及一定信息处理的计算量，显示处理器的 CPU （中央处理器）完全内嵌在隐形眼镜中也有难度，比如 Mojo 公司干脆把 CPU 和 GPU （图形处理器）都放在颈带模块中，隐形镜片只做显示屏。

并且这种隐形眼镜需长期接触人眼，有网友担心产品的卫生问题，还有网友并不提倡此项技术的发展，他们担忧在隐形眼镜中内嵌摄像头存在非法偷拍隐患。

哈耶斯认为，虽然一开始有人对电子设备的植入充满担心或反对，但目前已有很多植入人体的电子设备被人们接纳，如电子心脏起搏器等，“当人们真正戴上 AR 隐形眼镜后，体会到不同的视觉世界，就会慢慢习惯”。

（摘编自《 AR 隐形眼镜能否从科幻走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