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双减”后，尽管学科类课外班已经有效整改关停，但一些家长将孩子的课外时间外包给培训机构的思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是以体育、美育、科技类等非学科机构取而代之。亲子之间高质量陪伴不足，家长积极承担育儿责任动力不够，这是当前大城市育儿的普通状况。如何让家长摆脱对学校和机构的过度依赖，更用心地参与到儿童成长过程中？

当前家长参与育儿的动力不足，有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考试指挥棒下，重结果、重外在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家长自认为“专业性不足”而让位于学校或机构。与此同时，为吸引顾客，培训机构又结合升学压力不断制造焦虑，为父母探寻、践行适合自己家庭和孩子情况的教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外部压力。两相叠加之下，家长常被机构“带节奏”，认为替孩子安排好密密麻麻的课表才是尽心尽责，对“家庭教育应该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缺少反思。

一些家长对“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解也较为片面，常将其等同于“一切为了孩子”，全家人围着孩子转，亲子之间缺少共同成长的结合点。“爸爸赚钱，妈妈统筹，孩子上课，爷爷奶奶接递”，成为大城市“鸡娃”的典型家内分工合作模式。家庭更多地作为一个以效率为轴心运转的理性功能单元，而非情感共同体：将全部资源向孩子集中，取代对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以牺牲家长的生活换取孩子的成就，取代适当地放手、为孩子的自主成长“留白”。

此外，大城市工作节奏过快、压力过大、通勤时间过长、休假弹性不足等问题，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父母参与育儿的时间和精力。而城市中家庭友好的公共空间还不够那么便利可及，也使家长们即使有心和孩子在一起，也常常不知能做些什么。

那么，如何激活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的动力？对家长来说，首先要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是“人之为人”的根基，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父母通过爱和言传身教，让孩子内心充盈、学会自主，这正是学校和机构不可取代之处。因此，面对当前较大的外部压力，家长要当好外界与孩子之间的“过滤层”和孩子成长的“定位器”，切不可盲目跟风传导压力，而应为孩子过滤掉噪音杂音，理性利用外部资源，发挥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和机构的错位优势，帮助孩子找出最适合自身成长的发力点。

有必要寻找家庭成员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纠正对“一切为了孩子”的片面理解。家长要反思被孩子各类课外班主导的家庭生活组织方式，为孩子适度留白，也为自己适度松绑，用好家庭时间，做每个成员都能感兴趣、有收益的事，如户外锻炼、博物馆看展、朋友小聚等等。如此，亲职履行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付出，家庭生活成为滋养彼此的源泉。此外，还需加大职场育儿支持，加快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打造更多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构建家庭友好、多方协力的育儿支持体系。

（摘编自施芸卿《“双减”后家庭教育当回归》）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刚一发布，管孩子这件“家事”便成了法律框架下的“国事”，为何家庭教育需要立法？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一向是“国”与“家”不可分开，没有“国”就没有“家”，“国”是罩着、护着“家”的，所谓“家国情怀”，在根底上也强调的是家庭观与国家观的融通。中国的传统教育，很大一部分是家族教育和家庭教育，它构筑了中国教育的基本底色。《家庭教育促进法》首先是重新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紧密连接，实现双向互动：以国家教育意志来规范、促进和引领家庭教育，让家庭教育配合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家教育。其次，也是为了回归教育功能的本质：教育是属于全社会的事情，不只属于学校教师的事情。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遇到的问题更加突出，形式也多种多样。很多问题的产生并非只是家庭因素，对家长来说做好家庭教育是极大的挑战。而且，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有些家长也往往更在乎个人的发展而忽视了孩子的发展，在履职尽责方面做得不够。这也需要法律方面的规制使家长更好地承担家庭教育职责。”孙宏艳说。

“家事不再是一家的小事，而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未来，需要通过立法来给家庭教育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要助力家长，也必须把家事变为国事，这也是国家管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如何履责、国家如何支持、社会怎样协同都做了规定，对各方履责不到位的法律责任也做了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家庭教育得以被各方高度重视。”孙宏艳补充道。

（摘编自杨飒《“家事”亦“国事”，带娃有遵循》）

材料一:

记者(丁怡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8443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多投产1618万千瓦。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增加，水电、火电和核电新增装机同比减少。8443万千瓦相当于近4个三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

至7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4.6亿千瓦，同比增长8%。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3.4亿千瓦，同比增长17.2%；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4亿千瓦，同比增长26.7%。

从电力投资完成情况看，前7月，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2600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太阳能发电完成投资773亿元，同比增长304%。电网工程完成投资2239亿元，同比增长10.4%。

(摘自《人民日报》2022年08月21日第01版)

材料二:

中央气象台21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以上。针对旱情持续发展，此前，多地已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全力抗旱减灾。

“还好提前打了这口井，不然后面的收成要大受影响了。”20日上午，湖北省枣阳市据湾镇勾庄村的稻田旁，村党支部书记勾丰涛看着清水伴随水泵的轰鸣声从机井中涌出，流进水稻田，心里踏实了不少。

地处鄂北岗地的枣阳市是湖北重要的粮食产区，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给当地的水稻等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匀丰涛说，早在6月份，村里根据天气情况分析预见旱情后，决定打机井，为农田灌溉多加一道保障。

记者从湖北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省参加抗旱的干部群众达183.7万人次，累计投入抗旱资金11.3亿元，投入抗旱泵站3.65万座、机动抗旱设备36.98万台套。

(摘自《持续筑牢安全屏障——部分省份防汛抗旱一线见闻》)

材料三:

近期，四川节电行动取得一定成效。在8月20日召开的能源保供第二次新闻通气会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谭洪恩透露，当前实际已到的电力负荷已由最高峰的5910万千瓦降至4700多万千瓦。

四川是水电大省，今年，受到大范围、长时间极端高温干旱灾害天气的影响，以水电为主的能源结构遭遇危机，省内保供电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历史同期最高极端温度、最少降水量、最高电力负荷“三最”叠加的局面，全省各级各部门多渠道、多途径协同发力，千方百计守护民生用电。四川清洁能源资源丰富，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1.48亿千瓦，占全国总量的21.2%。目前，四川水电装机容量达91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

近期，受高温干旱灾害性天气影响，四川各流域来水严重偏枯，降至冬季枯水期水平，出现“汛期反枯”的罕见现象。其中，渠江偏少7成，稚碧江上游、大渡河、沱江、涪江偏少5成，亭子口、长河坝、猴子岩等多个水电站水库蓄水几乎消落至死水位。

水力发电需要足够高的水头，以形成落差势能驱动水轮机转动。受水库蓄水持续下降的影响，四川水电发电能力断崖式下降。截至目前，四川全省水电的日发电能力从9亿千瓦时锐减至4亿千瓦时，降幅超50%。

当前，2.5万余名电力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突发故障情况下“先复电、后抢修”，940支党员服务队、党员突击队，1.8万余名党员奋战保电一线。8月18日至20日，来自江苏、江西、山西等13个省份的50台发电车陆续到达四川成都，提高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

守护民生用电，是一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四川广大工业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响应“让电于民”号召，安排车间停产、职工放假。“现在民众有用电需求，正是我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展现担当的时候。”对于此次停产让电于民，相关企业表示理解和支持，“高温过后，我们将开足马力，把生产进度赶上，继续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据四川省气象局介绍，8月下旬，四川高温高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四川多地已主动关闭多处景观照明、户外广告照明、灯光秀。在此，呼吁全社会节约用电、科学用电、低碳生活，共同打赢能源保供战。

(摘自《“丰水期”变“枯水季”水电大省四川如何渡难关》)

明代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明前期，在理学和八股文的禁锢下，文学长期发展缓慢。后来王守仁“心学”的出现，带动了明代儒学的复兴，与之同时，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倡言复古运动，反对台阁体文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抵制明朝的正统“儒”道，提倡恢复到宋以前的“儒”道，明代文学由此开始出现变化，但主张复古的文学家们未能给明代文学找到真正的出路。明后期，泰州学派和李贽的出现，给文学送来春风，形成一股进步文学思潮。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潮的主要观点和倾向是：

第一，主张文学要表现真性情。李贽《童心说》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认为，好的文章皆出自真心。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提出真情至上论，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袁宏道论诗文创作也主张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种真情说具有反对封建理学束缚人性的进步意义。

第二，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假文学。他们认为封建伦理法规使人从真人变为“假人”。因此宣扬封建礼教的文学就是虚伪的假文学。汤显祖在《寄达观》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李贽说：“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这些主张鲜明地表现出反道学、反假文学的倾向。

第三，反对模拟古人，强调文学应随着时代发展而独具面貌。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信》中也说：“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耳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他主张“各极其变，各穷其通”，一代文学要有一代文学的面貌。这些主张极大地冲击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

第四，重视并提倡通俗文学，特别推重戏曲和小说。李贽将《西厢记》《水浒传》视为天下“至文”，大力提倡被当时正统文学观念视为不登大推之堂的戏曲和小说。徐渭、汤显祖在积极进行戏曲创作的同时，还进行戏曲居吐本的评点、校勘。冯梦龙整理话本、章回小说和民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曲小说的社会地位。

明后期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化所形成的文艺新思潮，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潮的呐喊声中，文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在戏曲、小说领域，杰出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谱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节选自《明代的思想文化时文学的影响》有删减)

材料一：

没有电子屏幕，没有商业广告，没有赛前造势和新闻发布，仅在村委会门口有一个篮球场。场内球员不停地奔跑、传球、上篮，场外人头攒动，欢呼呐喊……这场看上去并不专业也不高端的乡村篮球比赛却极具感染力。

在贵州黔东南州，这轮由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自发组织的“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一开打，就吸引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围观，因其热烈的氛围而迅速走红网络，火爆出圈。由于场地在农村，比赛由村民组织，参赛者以村民为主，甚至奖品都是黄牛、香猪等地方农产品，网友亲切地称其为“村BA”。

为了延续赛事氛围，7月30日至8月2日，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半决赛在台盘乡台盘村举行。架梯子、站房顶、爬围墙，现场观众人山人海，网络直播累积观看人数则超过一亿。

不少观众从河南、广西等地慕名而来，就是为了看一场接地气的“村BA”。

台盘乡政府初步统计，在4天的比赛时间里，场均观众超过1.5万人。因场地限制，每天未能进入现场而在外围徘徊的群众超过1万人。不少群众在距离球场几十米的远处拍照“打卡”，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来过。

(摘编自《贵州“村BA”为何火出圈》)

材料二：

“村BA”的背后，不难看出乡土文化的影子。一直以来，在吃新节活动里，篮球赛便是其中最热闹的一项活动。每逢举办篮球赛，在各地工作的爱好者都会闻讯赶回家乡参与比赛。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成为黔东南百姓的传统。

“村BA”的魅力，就来自文化的传承。这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里的一句话：“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无论是参加比赛，还是观看比赛，追求的不是专业性，也许这样的乡村赛事永远也走不出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但它就像一个符号，深深印刻在当地老百姓心里，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唤醒记忆，引起乡愁情感的共鸣。

乡愁是家乡的记忆，是文化的粘连。离开它，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们，心里就如同一盘散沙。正如《乡土中国》里所说：“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当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举办篮球赛这样老少皆宜、人们积极参与的娱乐活动，无疑对乡村文化建设能起到积极作用。“村BA”的火爆给我们新的启示：乡村文化建设关键要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

(摘编自《贵州“村BA”火遍全国，我们需要这样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有人说，“村BA”之火，火在一个“土”字。的确，球场是村里自建的，参赛球员全部是本地村民，独具特色的苗族歌舞承担了啦啦队的功能，还有一头黄牛、几只香猪的获胜奖品，以及操着“贵普”的解说员，都彰显出“村BA”浓郁的乡土特色。但“村BA”的出圈，绝不囿于“乡土”二字。乡村球赛火爆的背后，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来自文化产品供给较为短缺的乡村地区，同样来自文化供给丰富繁荣的城市。在这个火热的夏日，“村BA”为我们贡献的不仅是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体育赛事，而且是一场具有现代元素，能够为广大网友所喜闻乐见，天然地连接起城市与乡村、国际与国内的文化盛宴。

这样的文化盛宴提醒着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厚筑乡土的文化本体和主体，凸显乡村文化自信，又要吸纳融合现代文明的分子和要素，体现新时代乡土文化的公共性和时代性，从而在碰撞和融合中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才是“村BA”破圈背后的“流量密码”，也是这场“偶然走红”的乡村赛事为我们在乡村文化振兴路径上带来的宝贵启示。

(摘编自《“村BA”火出圈，呼唤乡村文化自信》)

材料一：

漫漫历史中，达·芬奇曾在笔记本上画出了潜艇模样，但直到1580年，事情才有些眉目。一位英国旅店老板兼业余科学爱好者威廉·博恩在资料中明确阐明了潜艇基本原理。他说有一种船，通过增加、减少排水量可以在水中下潜上浮。在他的图纸上，用皮革包裹的垫子与螺杆相连，拧螺丝驱动垫片就能控制排水量。不过博恩只有图纸，没造出实物。

40年后的1620年，荷兰工程师科尼利厄斯·范·德雷贝尔制造出历史上第一艘成功的潜艇，被后世称为“潜艇之父”。他的潜艇用牛皮包裹铁框木架，用羊皮囊控制潜浮，有12名水手划桨驱动，曾多次在英国泰晤士河上潜入5米多深的水中。

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双方对海港展开激烈争夺。1864年，HL·亨利制造出“亨利”号潜艇，意在帮助南军打破北军封锁。13名船员驾驶潜艇接近北军“胡萨托尼克”号炮舰，用长杆鱼雷撞击它。猛烈爆炸炸碎了船壳，炮舰很快沉入水中。“亨利”号成了第一艘击沉水面战舰的潜艇，从此揭开水下战争的序幕。

（摘编自《历史上，潜艇是如何发展的》）

材料二：

1954年1月21日，美国海军建过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下水，使人类长时间潜航大洋的梦想变为了现实。“鹦鹉螺号”这个名字恰恰就来自这个潜航大洋梦想的源头——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名著《海底两万里》。

与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预言的一样，高速、深潜和持久的续航能力成为现代核动力潜艇的显著特征。

要让潜艇获得高航速，就需要对潜艇的外形和动力系统进行改进。现代核潜艇已普遍采用水下流体动力性能最佳的水滴型或鲸鱼型艇身，这种设计可减少潜航时的水摩擦阻力，有助于提高水下航速，并使之超过水上航速。目前世界各国建成服役的核潜艇，水下最高航速一般都高于25节，有的最快速度甚至超过40节，比普通鱼雷的速度还要快。而核潜艇之所以能够成为“水下神行太保”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动力强劲的核反应堆。

（摘编自《<海底两万里>：成功预言核潜艇成为海战利器》）

材料三：

核潜艇上装备的核反应堆与普通核电站使用的核反应堆在工作原理上是相似的。目前，世界上多数现役核潜艇采用压水式核反应堆。其核动力装置主要由核反应堆、加压容器、主循环泵和主汽轮机等组成。现代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大多采用轻水型压水反应堆，其工作过程是：核燃料在反应堆内产生链式反应，释放出巨大的热量；利用主循环泵使载热剂（高压水）通过堆芯把热量带走，通过蒸汽发生器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流推动汽轮机运转：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推动潜艇航行。

核反应产生的能量也能转换为电能，提供全艇设备，如艇上的无线电设备、声呐设备和水声通话系统等用电。为核潜艇提供氧气的主要设备是制氧机，其电力也是由核反应堆提供的。另外，潜艇上使用的淡水要从海水中提取，潜艇上的空调设备和照明设备等都必须依靠核反应堆来提供电力。2000年8月，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仅仅发出一次救援信号，这和当时艇上核反应堆关闭、电力供应中断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提高潜艇的生存能力，人们通常还在核潜艇内装备蓄电池、柴油发电机等，以作为应急动力装置。

（摘编自《为什么核潜艇能够长时间潜伏在水下》）

“宋韵”是一个关于宋代文化的美学理想，它切近生活，比历史虚柔，比理学深至，展现为一个活色生香的文化主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鲜明的文明创新、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之标志，开启了所谓的“近世”历史。说它实现了魏晋美学突破以后再一次以某一具体历史时代为界的美学突破，可能不会过分。

宋韵美学具有强烈的近世感。“近世”概念来自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描述中国古代唐宋社会差异的经典分析。他说：“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衰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就是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起来，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特权来获得，完全是基于天子的权力才得以任命了。”在宋代，不仅君主直接面对百姓，官僚的选拔也因科举制大行而具有机会均等的特点。宋代的君主和官员相比以前的贵族体系更靠近最底层的民众，因此，整个国家组织与社会结构体现出更多的公平性，并推动和引领人民追求好生活以及伴生的各种文化创造力。开明君主、重商经济、货币流通、市民生活、超大城市等，无不昭示中国社会向“近世”的伟大转型。

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可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极度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宋韵美学具有世俗生活风格化。市民阶层的崛起，世界级大都市的出现，导致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它的价值核心是经济上的等价交换系统。于是，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一切其他价值都得到了重新评估。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建筑、家具、瓷器等成为城市生活的显著标志，杂剧、说书、茶艺、花市和香道等体现了各种群体活动的组织功能，带动着传统的琴棋书画，以价值公平的民众交流为指向，蔚然风靡，获得了艺术上风格化的新形态，繁荣的世俗生活恰恰以这一风格化之美学品格相标榜。

宋韵美学盛行极简主义。宋代器物在两宋之际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历史上主要由青铜器所承载的包括礼制到生活的盛器功能位移到了瓷器之上。青铜器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凝重的神秘气息，被消解了。瓷器变而以简洁的形态和单色调为主。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审美风尚，在瓷器这样的实用器物上开风气之先。艺术上的极简主义在宋瓷上业已完成。极简主义也体现于宋代的家具设计和制作，并向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门类渗透。因此，说极简主义在宋代蔚为时尚是不过分的。极简主义的成型可能缘于极简不允许情感泛滥，而宋代理学恰恰压制情感，似乎在方向上与极简走到了一起。同样，禅趣真正大盛行也是在宋代，或许禅宗和理学在直观上形成了合流，助推了极简主义。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

庄子曾用“解衣般礴”来描述一位画师的精神气质。一位国君召集画师们前来作画，大部分画师都神色庄重地润笔调墨，生怕怠慢了国君。唯有一位画师接到作画任务后，不慌不忙地返回住处，脱掉上衣盘腿而坐，国君要求作画的事情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君却认为这位“解衣般礴”的才是真正的画家。

在这个故事中，庄子用国君的口吻，道出了中国绘画乃至中国艺术的内在气质。在庄子看来，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创作，应该是精神力量的抒发，画家和艺术家的使命并不是按照他人的要求命题作画，而是通过笔墨丹青的形式，使自己对生命与自然的理解跃然纸上。中国绘画艺术对生命与自然的诠释，往往意味着画家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中国绘画兼顾“形似”与“神似”，但更偏向“神似”。

“神似”之神，便是主观精神的豁达贯通，也是画家主观意念的抒发，这使得写意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写意讲究超越现象之后对道的体悟。就人生哲学而言，写意意味着对生命个体有限性的超越；而就绘画艺术而言，写意则要求通过悟道的过程，达成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

面对生命等哲学问题，中国文化喜欢用“悟道”一词进行诠释。“道”是对万物存在具体形式的超越，而“悟”则不同于机械理解与生硬复刻，它是对自然万物发自心灵深处的理解与体悟。“悟道”的精神，也表现在庄子哲学与中国绘画艺术的创作之中。画家的精神境界是其内在涵养与人格魅力的表现，而画家的作品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灵感聚集。

无论是张彦远论画以自然为妙，还是郑板桥论画以造化为师，他们都是以庄子哲学中自然之道作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和艺术评论的基本标准。对庄子来说，人生境界的顶点仿佛就是庄周梦蝶时的物化境界。这是一个充满审美意味的哲学命题，因为这种境界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合二为一。对中国绘画而言，无论绘画题材和创作技法有何种变化，其内在都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庄子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明玄妙，浸染着中国绘画的每一件传世佳作。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也是中国写意绘画的高明之处。它时刻提醒着画家要挣脱客观条件的束缚，要让内心有着“解衣般礴”式的轻松自如，让笔端描绘出精神境界的高雅恢宏。

《庄子》中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便是生命精神应有的境界，也是写意绘画的气质要求。

对庄子而言，写意便是对整个世界动态而审美化的把握，是将个体生命与整个宇宙联通为一体，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也追求着此种通达为一的气度，它要求画家做到“意在笔先”，在落笔成画之前已然胸有成竹，将整个世界了然于胸，从而使每一次运墨落笔都能够抵达生命本真之意，直抵具象世界背后的意境深处。

（摘编自高艳慧《解衣般礴：庄子的写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