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选自陶渊明《桃花源记》）

材料一：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賡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材料二：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一：

《庄子》将哲学意蕴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与《庄子》的哲学形态类似，《红楼梦》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庄子既可称为文学家，也可称为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

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他的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具备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因为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具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而“大观”正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哲学视角，我们可称之为大观视角或大观眼睛。所谓大观眼睛，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便是哲学性的宏观眼睛，或称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眼睛。《红楼梦》中帮助主人公贾宝玉“通灵”入世的一僧一道，就拥有这种眼睛，即具有天眼与佛眼。《庄子》也把眼睛分为多种，其最高的“道眼”，也是大观视角。《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其大鹏的眼睛，也近似“天眼”“道眼”，从九万里高空上俯瞰人间，便看出“大知”与“小知”的区别。庄子用道观物，正是用大观的眼睛观物，这就打破了世俗眼睛对万有万物的人为分类分割，抵达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的“齐物”境界。

正因为具有大观视角，所以《红楼梦》才有许多独特的发现。贾宝玉发现世间有两种世界，一个是以男人为主体的浊泥世界，一个是以少女为主体的净水世界。他所努力的是站立在浊泥世界的彼岸，保持“玉”的灵性与真纯。贾宝玉的眼睛不是肉眼，而是天眼、道眼，所以他才能发现一个遍布整个人间而且就在你身边但肉眼看不见的诗意世界，这就是贵族少女和丫鬟们所构成的女儿国。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里，这些诗意生命，正是世界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其重要性连佛陀与元始天尊都难以企及。《红楼梦》之所以是伟大的悲剧，正因为它是诗意生命的挽歌。把最有价值的诗意生命毁灭给人们看，便构成深刻的伤感主义悲剧。

（摘编自刘再复《（红楼梦）哲学论纲》）

材料二：

《红楼梦》是文学艺术，是虚构的小说，它通过描写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叙述故事情节、塑造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世界观。其中蕴涵着不得入世“补天”转而愤世嫉俗、通灵超然出世的哲学内涵，体现的是曹雪芹用大观（宏观）、中观（不二法门）、微观的眼睛看宇宙，观察人世人生。

在近百年前，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桃花扇》政治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民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在此。”《红楼梦》是宇宙的，就是说它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自由的，不仅仅是《桃花扇》表现的那种有限的现实时间空间。《红楼梦》具有一个大于家国境界、历史境界的宇宙境界，不仅仅用肉眼（微观）看人间，而且用天眼、佛眼、法眼、慧眼的大观视角看宇宙！

刘再复先生在《〈红楼梦〉哲学论纲》中说：“事实上，《红楼梦》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性的宝藏、文学宝藏，而且拥有最丰富的哲学宝藏、思想宝藏、精神宝藏。”中国文化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学、哲学最精彩的元素都蕴涵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之中。

理性哲学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悟性哲学则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红楼梦》的哲学就是悟性渗透在作品艺术语言中的哲学。

感悟与直观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和长处。禅把直观、感悟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禅宗六祖慧能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方法，就是放下概念范畴直达事物核心的方法。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天才思想家。老子是思辩性哲学家，庄子则是意象性艺术的哲学家。庄子的文章是天马行空般想象出来的，浪漫的，也是包含哲理的散文。《红楼梦》里的哲学思想是贵族性的理想反叛哲学思想；《水浒传》里的哲学思想是那种农民性的理想反叛哲学思想。而《金瓶梅》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把世俗生活原貌原生态，特别是人性的原生态淋漓尽致地真实地呈现出来了，处处可以见到生活与生命的肌理，然而它没有哲学；小说结尾的那点因果报应只是小因小果，禅师也谈不上什么禅性，是画蛇添足，败笔而已。《红楼梦》没有用思辩代替审美，没有用理念代替艺术，不像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只有口号、主义、观念，却没有真艺术。

（摘编自张柔情《〈红楼梦〉从哲学视角的文学解析》）

材料一：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赫尔岑都著文赞扬《猎人笔记》，他们把《猎人笔记》的问世看作文学界的重大事件。

《猎人笔记》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它的思想价值，但也离不了它独特的形式。俄罗斯农民真实美好的形象之所以被描写得这样动人，与“笔记”这种轻便灵活的形式和精练活泼的语言不无密切关系。别林斯基当年就对屠格涅夫说：“这是您的形式。”不过，关于《猎人笔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裁，俄罗斯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有人说它是随笔，有人称它为短篇小说，有人干脆把它叫“随笔故事”。

如果仅就题材而论，20世纪40年代俄罗斯文坛，上，以狩猎为题材的随笔并不少见。可以说，《猎人笔记》并不是屠格涅夫的发明。不过，屠格涅夫突破了当时流行的“随笔”单纯知识性、娱乐性的格局，非常自然甚至看似漫不经心地把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即农民问题引进了这一题材，从而使得他的《猎人笔记》既保留了一般“随笔”那种浓郁的地方风情，又包含有严肃的社会问题。这种对旧形式的借用和改造，既取决于作家的进步立场，也取决于他的艺术情趣和才华。

从叙事的角度看，《猎人笔记》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围绕一个主要的故事展开。在有关人物和情节的叙述中，作家有时还采用了相当多的描写，甚至是细致的描写。屠格涅夫发挥了他“猎人”的感受力和观察力的作用。就叙述的细致性和描写的精确性而言，《猎人笔记》远远超过了作家以前的诗歌创作，也不亚于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可是，在《猎人笔记》中，对有关情节和人物的叙述与描写，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对生活本身的再现，人物性格的塑造并不明显，或者说性格塑造还只是处于一种“自然形态”。所以，与其说它是“短篇小说”，的确不如说它是“随笔”或“随笔故事”——就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点看，《猎人笔记》不但远不如作家以后的小说创作，甚至还不如他以前的诗体短篇小说。俄罗斯学术界关于《猎人笔记》的体裁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性格塑造”这一点展开的。准确地说，《猎人笔记》是用优美的散文写成的故事，它还不能称作“短篇小说”，虽然其中也有某些典型化手法，但典型化还没有上升到主导地位。虽然，在俄文中“短篇小说”和“故事”都是一个词，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这二者之间是有明显界限的。

屠格涅夫在民主精神、人道感情和真诚善良的天性的驱使下，以其诗人的天才和“猎人”的阅历，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幅俄罗斯农村生活的画卷，显示了生活的发展趋势，否定了违反人道、违反自然的社会制度。作为反映这一生活内容的载体，“猎人笔记”也成为一种屠格涅夫式的“随笔”，它以“数学般精确”的描写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拓展了一般随笔的范围、功能和意义，甚至随笔这一体裁，也因《猎人笔记》的问世而提高了它在各类文学体裁中的地位。

《猎人笔记》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角度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从某种意义上说，《猎人笔记》的成功与其说是屠格涅夫文学天才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艺术方法和时代要求使然。

（摘编自朱宪生《“笔记”——一种独特的形式》）

材料二：

在《猎人笔记》中，我们既可看到屠格涅夫长于写景，也可看到他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非凡功力。

首先，善于选择有代表性的细节。例如《总管》中的侍仆菲多尔因一点小过失（忘了给主人热酒），主人佩诺奇金便低声下令要惩罚他，这一细节就暴露了这位地主对待下人的冷酷无情。其次，善于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作品开篇便以两个聪明可爱的农民霍里和卡利内奇与平庸可笑的地主波卢特金作了强烈对比，一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善于运用动物形象去比喻人物的性格。例如把那个胆小窝囊、一见到上司便浑身发抖的涅多皮尤斯金比喻成“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把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那位有心灵创伤的妻子比喻为“被猫抓伤了的可怜的黄雀”等。这些手法让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节省了大量笔墨，同时又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屠格涅夫又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语言总是那么简洁、明快、清新、优美。

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把“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视为自己的“莫大幸福”。托尔斯泰也称赞屠格涅夫创作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真实性”。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满足于描写生活的真实。在他看来，“把生活提高到理想”状态才是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当然，所谓提高并不是人为的随便拔高，也不是把现实生活加以任意的美化，而是要求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事物方面去提炼自己的材料。换言之，就是要从生活的散文中看到生活的诗意。法国作家德·沃盖说：屠格涅夫的才华“正好表现于保持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惊人的匀称，每个细节都停留在现实主义的领域……而整个说来却飘浮在理想的领域”。法国作家莫洛亚则干脆地称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为“诗意的现实主义”。用这个词来评价《猎人笔记》的创作风格也是恰如其分的。

（摘编自张耳《<猎人笔记>试读》）

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       （“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材料二：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一：

中华古代智慧既浓缩在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伟大文典中，也以实践形态深深扎根于先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华传统文化因其时代性而主要属于古典学范围，而古典学作为古典时代的人类智慧，又因与人之生存的切近特性及对生命本身的直接观照，在总体上属于人类早期共有的博物学传统。

所谓博物学，就是广博宽泛地理解万物的学问，一如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物学知识一般都是比较具体的，与人的身心经验有密切关系。在博物学的语境中，人与自然的接触是直接的，感受是多样的，人的生命体验因而也是具体的，它不是纯知识论的，而是寓有活动者自身的生命情感在其中。

由于博物学是源于先民在大地上最基本的生存经验自然而然形成的知识，来自百姓日常生活的直接需求，属于当地人生存于当地的生命智慧。如果往大处说，则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个性。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其知识主导类型就是这种博物学的智慧。古希腊人所说的“爱智慧”，也只能在博物学的范式下才是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有着从未断裂的博物传统深广之国度，中国古典学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底蕴和内力。如何既继承和复活传统古典学经验，又匡正人类发展中的偏失，于己于世都已成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博物学最大的特征是整体存在性。若仅仅按照现代性的要件性模式，从中寻找有利于当下情形的若干元素，最终将导致杀鸡取卵的局面。就此，我们必须时刻反思，探究如何按照博物学的原则开创新的教育方式和承继形式，繁荣和传扬中华古典学。

首先，需要在普遍的文化精神方面倡导博物的情怀，提倡博物的精神，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一体。其次，整体性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人类各民族的知识史中存有丰富的博物学资源，对这种教育不应支离破碎地进行，而是系统地展开，包括系统的实践训练和体验感知。再次，弘扬中华古典学要落实在行动上。把口头上的真理在行动中实践出来，既是中国古来一贯的传统，也应成为衡量今天“做人”水准的一个基本尺度。

诚然，振兴中华古典学不是排他性地搞中国传统一枝独秀，而是在中华古典学的视域内接纳一切建设性的文化。今天，整个地球连为一体已成为现实，这要求人类在生存中展开更多的合作和共赢，需要起码的理解、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这是推动人类永久和平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未来新文明的活力之源。

(摘编自刘啸霆《以博物方式繁荣中华古典学》)

材料二：

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几千年时间里，积累了丰富的博物类知识。此类知识多为人类学所描述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实用性。最近十多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博物学日渐进入中国大众读者视野，博物学图书连续多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热门板块。一批优秀博物图书被翻译引进，本土原创者也开始增多。

但与此同时，也有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困扰着人们。比如，博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认知活动？它跟自然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了成熟的科学还需要博物吗？古老的博物学未来该以什么形态存在？

早先的理解，倾向于使博物服务于科学，博物成果转化为科学的多少便是衡量某种博物好坏的标尺。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对博物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类普遍性疑问做出新解答。博物认知与科学认知有交叉，但不能互相替代。人类进步的历史，尤其是工业化的历史，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而发生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种种问题。在人为化、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社会进程中，博物学和博物学家们一再提醒人们：人是自然界的一个普通物种，过分背离自然，人的日常生活和整体延续将变得不自然;不仅仅是专家，普通人也需要寻找重访自然、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途径。

几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博物学，也都很有价值。如何建立、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个传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即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诗经》《楚辞》里的芳草珍禽到张华《博物志》、郦道元《水经注》，中国人通过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来认识自己生活的小环境和大环境。今天的我们，需要发扬和推广这个宝贵传统。

发展博物学，要与自然科学保持适当距离，在一阶和二阶两个层面同时推进。一阶探究指实际的人与自然的互动，二阶探究指对上述活动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层面的研究。一阶探究比较容易理解，相关出版物日渐增多，《与虫在野》《武汉植物笔记》《坛鸟岁时记》《初瞳》等都是国内近期非常优秀的作品，阅读它们确实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比较而言，二阶探究的图书相对少了许多，《林奈传》《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等是比较突出的二阶好作品，特别值得推荐。一阶工作者多阅读一些二阶作品，也会获得启发、提升境界，改进对自然的观察探究工作。

博物相关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到社会上博物活动的开展。这几年中国博物类作品出版取得一些成绩，但还有要补的功课。有些地区尚没有齐全的本地自然手册，很难找到反映本地山川、矿物、生态、蝴蝶、蘑菇、蜘蛛、作物、鱼类的图鉴，一些早年出版的植物志也有许多信息亟待更新。不了解一个地方的基本物种、生态信息，环境和生态建设根基就难做扎实;不了解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产与地质信息，我们自己的基建、商贸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在实践中，我们倡导一种“百姓自己的博物学”，即普通人能亲自操作的博物学。博物学的定位始终不离审美和生活，更应关注发现自己周边的美。在日常生活中，不借助于价格高昂的设备和完善的博物馆美术馆，普通人如何做博物？回答是：走进大自然，未必是多么遥远的地方，在自己的家乡、小区，甚至校园、街道就可以做到，调动我们的情感和感官去亲自感受，恢复与自然世界本来应有的亲密关系。知识在博物学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知识运用起来去审美，跟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期待出现更多博物爱好者和优秀博物学作品，也期待博物成为社会新时尚。

（摘编自刘华杰《期待“博物”成为新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