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内卷”概念由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描述了一种在有限资源环境中人们的竞争不断加剧的状态。本质上是竞争者陷入了某种固定模式的重复和朝向低水平的复杂化，无法实现自身的突破，无法跳出内卷的困境。其内涵和外延由文化领域不断向其他领域拓展。在自媒体时代，青年群体聚集在相对单一的媒介平台，以简单方式参与信息传播和内容创造，在算法推荐和“头条”推送的双重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内卷倾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络用户数量接近10.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意味着我国每10人中就有7人在使用各种设备媒介接入互联网。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超过80%的受访者起床第一件事和夜间休息最后一件事都是刷新微信朋友圈；超过70%的人每日进入微信客户端30次以上并从中获取有用信息；超过50%的人每日累计使用微信时间大于3小时；超过93%的青年学生优先应用的平台是微信、抖音、快手、知乎等平台。总体来说，青年群体深度参与的自媒体其聚合力和黏合性都较强，但是多数平台已经出现整合趋势，内容创造模式较为单一。

自媒体时代是一个高度关注“自我”的媒介时代，青年群体由信息接收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最终成为信息发布者。转变过程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接入设备迭代和青年群体成长成熟。青年通过自我参与、充分表达、积极创造，使信息流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得到最彻底的释放和交融，使网络信息由量的繁多转向质的参差不齐。蓬勃发展的算法推荐综合运用个体网络痕迹数据，将新闻热点、购物信息和社交群组等定制化信息推送给青年，走向了“需求的精准对接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一良好初衷的反面。这让青年视野变窄，以极度放大的“马太效应”构筑起信息茧房，从而让青年群体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并由此形成兴趣同质化社交群组并表现出群体极化趋势。

网络带给青年相对自由、独立的广阔空间，让他们可以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任意翱翔”，让青年群体自由的个性和多元的思想得到抒发和释放。面对琳琅满目、错综复杂的网络信息，部分青年缺乏分辨能力，往往会盲目认同并断章取义，认可一些不经挑选和对比的观点，用来填充和构筑个体思想认知体系，甚至转化为现实行为或群体行动。例如，近年出现的“网红经济”扭曲了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部分青年以过度包装、过激言行或夸张表现博取眼球，期待以“网红”身份“一夜成名”，这与主流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在追求物质利益和经济价值之外，肤浅粗鄙的网络文化被部分青年奉为圭臬，加速侵蚀着正确的价值观。

（摘编自李宏宇《内卷与跃迁：自媒体视域下青年网络文明素养审视与培育》）

材料二：

我们要客观审视青年网络文明素养现状，准确抓住当代青年网络认知较为薄弱、网络规范理解存在偏差、网络政治意识较为缺乏等主要矛盾，全面提升新时代青年网络文明素养整体水平。

网络打破了原有的强势群体对信息的封闭与垄断，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全球性的信息平等传递。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网络参与得到了激发，互联网的“无中心性”“去势性”使青年在网络上有了平等发声的权利，但因其人格、思考能力等尚未发展成熟，对网络社会认知不充分、不全面，甄别和筛选信息能力不足，在各种舆论的相互交织下容易被诱导，在各种意见感召之下容易产生价值观的偏差，甚至产生群体极化。

另外，网络社会其全民性与草根性、开放性与共享性、直接性与匿名性等特点使法律规范在网络社会中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青年的自律、理性和品德, 催生了歪曲、偏激、过度等情绪化表达。青年群体偏向低龄化，又缺少网络规范的制约, 而家庭和学校作为青年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重要场域，如果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教育规训和正向强化作用，那么青年群体就很容易出现行为失范现象，成为有害信息的携带者、传播者和受害者。

网络空间拓展了公众参与渠道、扩展了公众的自由权利、促进了政治参与、强化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促进政治发展的“催化剂”，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集散地，给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使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巨大风险。青年网络参与热情高，但处理、过滤信息的能力较弱，对政治知识理解掌握程度深浅不一，很容易受到别有用心的组织蛊惑，使国家主权安全、意识形态、运行机制、政治基础以及信息安全遭受威胁。2020年3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积极开展清朗网络空间生态治理活动，对媒介信息的生产、传播及影响特别是自媒体进行规范和引导，不断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与网络监管责任意识。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青年运用网络、驾驭网络的能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但享受互联网应用“红利”的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双刃剑的弊端。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弱化了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责任，自由通信与责任担当、私人秘密与大众监督、信息资源共享与独占独有、网络开放与网络安全等矛盾和冲突，引发了诸多网络道德问题，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比如，网上散布虚假不实信息，对他人进行网络语言暴力攻击，人肉搜索侵犯个人隐私，观看和传播网络淫秽色情信息，网络欺诈等现象屡有发生。因此，立足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更新迭代并彼此强化的大背景，我们必须将网络安全与网络文明建设转化为青年自觉的网络文明素养实践。

（摘编自宋来《当代青年网络文明素养的现状审视与提升路径》）

材料一：

在上古神话中，有一支西北大荒神话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叛神的形象。这里有偷了天帝的“息壤”跑到人间治水的鲧，后被天帝命火神祝融杀于羽郊，神话说他化为黄龙而入于羽渊。这个叛神很有点近于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过有书说他不服尧让位于舜而率众造反。这里有人面蛇身而朱发的水神共工，他与火神祝融交战，不胜而怒，头触不周之山，把支撑天地的天柱撞倒，所以才有女娲炼石补天，积灰理水。这里有敢和黄帝争战的刑天，失败后，被黄帝砍下脑袋。断头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拿着干戚作战。

在叛神的诸神中间，以环绕后羿的神话最有叛逆的特色。神话说当尧之时，天上十日并出，草木不生，民无所食。后羿原是天神，奉帝命而降大地，以箭射落九日……后来他爱上洛水之神宓妃，射瞎宓妃丈夫河伯的左眼，被河伯上诉于天帝，而失败于天帝，这时的后羿已是叛神之神了。成为叛神的后羿不能自由上达天都，他西上昆仑取得不死之药，但是不死药带给后羿另一个更大的悲剧；他的妻子嫦娥因为不死的诱惑背叛了他，偷吃不死之药，飞身入月。后羿最后死在他最心爱的学生逢蒙的桃木杖下。逢蒙认为天下能胜过自己的唯有老师后羿，所以设下埋伏，杀了后羿。叛神、叛情、叛师，古代后羿的神话是由叛逆而组成的悲剧。

古代神话中的诗情、悲剧、叛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人文意境，存在于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个体自我的成长使它已不再浮现神话所含有的原初隐喻和象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在这种人文特性的笼罩下，这种叛逆思想在文学上一般衍化为两支系统。一支是作为“士”的知识阶层的情感流露，大都体现为诗词创作常以“佯狂”的形象出现，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不与黑暗现实合作的自然情绪；而在具体的文化规约下，这种倾向又大都有“隐者”的因素，回归自然是这批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学理想。另一支主要体现了市民精神，尤其是进入明代以后，这种市民精神又主要以爱情婚姻的题材出现，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许仙与白娘子的民间传说等。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士”的文化与市民文化一直处在相互影响之中，清代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融合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精神，其流露出的叛逆精神就很难用某一简单的概念加以框定。

这种人文意义的逐步加强，固然明确了文学的特指内涵，但随着知性原理在思想方法上的占统治地位，所观照出的世界也逐渐演化为一个价值的世界、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善恶可辨的世界。这在美学上，反而丧失了神话所体现出的那种原初的混沌与无序，那种更有审美意义的叛逆悲剧。

在美学上，比较接近于神话的，有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其中哪吒“剜肠剔骨，还骨肉于父母”，除了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还意味着对亲情的割舍，在当时的道德文化中，确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最富悲剧意味的还是纣王的儿子殷效，殷效的母亲因纣王而死，要报母仇就必须杀父，可是他又是殷王的太子，如果要维护殷商的江山，就必须助父抗周。结果终于叛师，违背了答应师父的诺言而抗周，最后惨死在太极图中。这幕悲剧展现出一种人的不可选择的叛逆结果，应该说具有极为震撼人的美学力量。

神话是集合了许多无意识活动的群体思想，具有人类更多的普遍性。后世的文学在具体文化的规约下，则呈现出它的特指涵义，因为文明社会的价值判断逐步加强，社会要求代替了人的自然情欲，在知性原理的分割下，逐步丧失了神话所具有的那种原初的隐喻和象征。

（摘编自蔡翔《叛神世界》）

材料二：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摘自鲁迅《神话与传说》）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姥姥进大观园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查抄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且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熙凤、宝玉、黛玉。熙凤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倒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绝世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贾宝玉的通灵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

材料一：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治”，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地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

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摘编自孙向晨《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材料二：

“家”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这一“缘情制礼”的反复努力，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即使20世纪初以来，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家庭革命”甚嚣尘上，家庭结构和模式、传统家国关系频受挑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重建舶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想的依据。由此可见，不理解“家”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点及其构成和变迁。

“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事实。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摘编自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人们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它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辩”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就是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接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中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于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关系。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遭难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其他人都惊慌失措，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次的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次坎坷遭遇呢？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服消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恼的同时，积极砥砺自我、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的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以及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但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之年的钟南山、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当地医院工作人员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和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