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

①说到自尊，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人的自我尊重，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最近看到几位大师逸闻，方知道，自尊是在尊重别人中实现的。

②钱学森家里的炊事员曾经说，钱老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不穿拖鞋、背心。这是看得起咱、尊重咱。钱老儿子钱永刚听了炊事员的话后，也学了父亲的样子，每逢去餐厅吃饭，都穿戴整齐，他也要做尊重他人的人。

③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已有眼疾，在岭南大学居住的两层楼房的一楼给学生上课。当时选修他课程的不过五六人，陈先生绝不因选课学生多少影响他的讲课。夏天，他身着便装与助手一起在楼下工作，每当学生到家里听课，他都要自己拄杖扶梯缓步上楼改换夏布长衫，然后才下来上课。看着老师摸索着下楼的身姿，学生们感动不已，为师的高大，在他们心中已然耸立。

④当前，在社会中，一些人关注更多的是自我尊重。他们目中无人，装模作样，虚伪失真，故作姿态，这种看似自我尊重的过分表达，表现出的却正是不尊重别人的自我膨胀，是没有自信的无意识流露。

⑤与这些人相反，有些大师甚至在遭受欺凌和侮辱，人格遭到践踏的时候，还仍然具有表达尊重别人的强烈愿望。他们被剥夺了所有表达自尊的手段后，唯一可以表现的，就是穿戴整齐地向这个世界告别。傅雷先生在文革时被抄家后，所有家具贴上封条，他太太到朋友家借了干净衣服，夫妇两人穿了整洁的衣服上吊自尽了。整洁的衣着成了他们表达对这个世界和对周围人尊重的最后方式。

⑥由此可见，在生活中，你保持着对人的谦恭，人们便在你的谦恭中读出涵养和文明，心中会由衷地尊敬着你。

（选自《钱江晚报》有删改）

材料一：

1958年，一个电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从此，他的一生与核潜艇结缘。

此前四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一年前，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于潜艇的报告》获批，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1959年秋，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遭到拒绝。毛泽东警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然而，当时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儿也不知道。黄旭华他们只得带着“三面镜子”找有用信息：用“放大镜”搜索相关资料，用“显微镜”审视相关内容，用“照妖镜”分排真假虚实，就这样，中国核潜艇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在一波三折中发展。

1965年3月，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葫芦岛成立，黄旭华开始了“荒岛求索”的人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黄旭华和同事们潜心于核潜艇事业。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就用磅秤来称。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尖端的技术问题，同时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关键问题，核潜艇的形状是采用常规线型还是水滴线型，一度困扰着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美国发展核潜艇分三步走，先是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常规线型，同时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潜艇，摸索水滴型体的流体性能，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先进的水滴型核潜艇。依据大量试验和科学论证，黄旭华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研制中国的水滴型核潜艇。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旭华和同事们先后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和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信、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7项技术。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

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两年四个月后，交付海军训练使用，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4月29日，我国进行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数百米深的深潜试验，是最危险的试验。“核潜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深潜后承受的外压是1吨多。这么大的艇体，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间门封不严，都是艇毁人亡的结局！”为增强参试人员信心，减小压力，这位64岁的总设计师做出惊人决定：亲自随核潜艇下潜。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核潜艇不断向极限深度下潜。海水挤压着艇体，舱内不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巨大声响，直往参试人员的耳朵里钻。黄旭华全神贯注地观察并记录着各种数据。

成功了！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现场的人群沸腾了。

1988年下半年，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完成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意味着中国真正具备了水下核反击能力。核潜艇横空出世，使我国从此摆脱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

“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黄旭华说。

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黄旭华埋头苦干的人生，正是中国核潜艇人不懈奋斗的缩影。

（摘编自刘诗平等《人生，为祖国深潜--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

【注】黄旭华，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副指挥，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2020年1月10日，黄旭华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材料二：

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进程中，科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大国重器，令中国人民挺直腰杆；高铁、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夯实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助推中国技术创新由“跟跑”向“并跑”转变，并逐渐向“领跑”发起冲击。这些辉煌成就背后，凝结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心血，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品质得以彰显、传承和发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汇、彼此影响，我们在内外环境上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内部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从外部看，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前夜，科技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在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新材料、医药健康等研究领域持续发力，期望通过重大科技突破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此背景下，弘扬科学家精神，就要让科学技术更好服务国家发展需要，推动我国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并通过营造科学氛围和科学环境，在全社会集聚起不懈攀登的力量，实现科学精神的代际传承，助力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摘编自丁查岭《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为文化传承插上数字的翅膀

最近，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式发布“当古窑址遇上AR新科技”产品，游客只需在移动设备上下载专门的APP，现场扫描导览图，就能再现800年前的龙窑烧制场景。通过数字技术，让古窑址“活”起来，如今，文物正通过科技手段获得“重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许多文化资源——无论是语言、文字、风俗、传说，还是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正面临着流失乃至失传的危险。如何把历史文化传承下去，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数字技术的诞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当前，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正在全世界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我国文博事业与非遗传承要想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抓住数字化机遇，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

数字技术的最大好处是突破时空界限和物理限制。博物馆的藏品本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走出“深闺”，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实是，博物馆的展馆面积、服务人员等都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参观者的需求，也不可能把所有展品一股脑全拿出来展览。如何解决博物馆有限展馆面积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采集文物或展品的数字信息，打造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就能使观众足不出户而遍游天下。特别是未来VR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可能与人的视觉、触觉等深度融合，各种以前只能近观而不可把玩的珍贵展品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在虚拟中触摸，实现全方位、沉浸式、交互性地参观。这就在实地参观之外创造了替代性选择，对于扩大受众群体、保护文物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数字技术还可以提升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现在不少博物馆在展品和展厅里设置传感器，收集观众停留时间和是否拍照等行为数据，以此作为改进展览的依据。法国卢浮宫用蓝牙传感器采集观众参观行为数据，分析短期停留和长期停留的参观者的不同参观模式，为治理馆内拥堵提供决策依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观众对有文字的展品、图版、成套的文物更感兴趣，驻足时间明显更长。大数据分析具有准确、客观、简便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提升效率。

目前，我国文博与非遗领域应用数字技术的成功经验不少，比如“数字敦煌”“虚拟圆明园”等，但与观众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些数字博物馆点击率很低，对非遗的记录还停留在录音录像的初级阶段。应当看到，当前青年一代已经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在故宫的参观者中，一半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青年人已经习惯于从数字化世界中汲取知识。文物与文化遗产“进驻”到数字化世界里，才能赢得青年人，让历史延伸到更远的未来。

我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也就意味着数字化的工作极其繁重，因此必须增强紧迫感，加快数字化进程。只有跟上数字化的时代潮流，才能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新业态是指基于不同产业间的组合、企业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产业链环节的分化、融合、行业跨界整合以及嫁接信息及互联网技术所形成的新型企业、商业乃至产业的组织形态。如无人超市，是一种顾客通过手机扫码人脸识别进入无人超市购物、无现金支付的新商业模式，它的24小时营业、无干预购物、结账速度快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其中，针对“新业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部分，方案明确，要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支持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

（摘编自MBA智库·百科、搜狐网）

材料二

2012-2019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走势图

因受新冠肺炎影响，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06504亿元，增速同比下降6.8%，2020年1-2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1万亿人民币，较同期大跌20.5%。但是，疫情催生下，“宅”经济发展迅速，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逆势增长3%。2月中旬，各省陆续复工复产，国内消费逐渐回暖。3月，部分产业产值降幅明显收窄。

（摘编自《宏观看行业：网上生活之直播带货》）

材料三

疫情期间，由于贸易往来受限，通过跨境电商对接海外客户时降低交易成本，传统外贸大额交易的特点改变了，变为多批次、小批量地把本土产品通过网络“卖到全球”。

广东社会科学院专家丁力将这些在疫情期间催生的新经济现象称为“隔离经济”。他用四句话来概括“隔离经济”，分别是线上交易主流化、线下生产无人化、企业运营虚拟化、终端服务视频化。在这些变化背后，本质是市场需求的改变。“既然市场需求改变了，未来需要怎么样的产业结构来对接则是一个大问题。”丁力说。

（摘编自南方周末《一季度GDP成绩单复盘》）

材料四

记者：很多人也担心，非常时期培养出来的用户消费习惯或理念，能否成为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王微：这一阶段产生的一些创新，有些可能是暂时性的需要，但总归是有需求基础的。如果这些行业企业能够加快完善服务，拓展应用场景，增强用户粘性，多数创新前景是可期的。

记者：为应对疫情影响，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些新业态经济发展？

王微：行业协会要广泛开展新模式、新业态知识普及活动，让更多的企业学会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产业链整合及企业组织创新等方式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设施建设，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制造资源和需求，提前抢占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先机，积极拓展新模式、新业态应用范围。

政府部门一方面要着力提升现代化监管能力，如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缩短审批流程，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互联网＋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动解决新业态涉及的分工协作问题、新模式涉及的体制障碍问题，为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摘编自《王微：疫情催生五大行业机遇爆发式红利需转为持续动力》）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有人对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中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梦想，的确没那么简单。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丰富个人素质。大学教育能使人视野宏阔、见识丰盈，并塑造人的价值观，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的上升通道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在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读书无用论” 渐渐流传，一是因为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因为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会忘记。

读书有何用？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要学，不仅我们 学，下一代也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二是，尽管生活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铲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诸如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生等教育改革举措，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