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保障政策。清政府十分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形成了仓储体系，同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和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上作了严格规定，对有灾不报、瞒报、迟报延误救灾者严厉惩处。政府会根据灾情轻重不等采取应急救助和缓征减税等措施。针对孤老、高寿老人、退休官员采取免除差役、物质补助、旌表和法律优待等不同的养老优待政策。对贫苦孤残，设立有官办的养济院，有官督民办的育婴堂，有收养流民的栖流所，有注重教、养并重的工艺局等等。
——摘编自王卫平等《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50年，中央政府确定“在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自助自救为基础开展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的基本救济原则，建立起内务部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并将失业救济和灾荒救济经费纳入中央预算，同时要求地方财政保障一般救济经费。采取“以工代赈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方法，并规定救济金要低于工赈工资。对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加以改造和救助，对灾害性受难群体采取移民安置方式，对孤寡病残实行五保政策等。
——摘编自高冬梅《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与清代相比，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影响。
材料一 中国的粮食储备从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周礼》提出"荒政委积"。汉代中央设立太仓、常平仓，郡、县两级另有常设之仓。隋朝，长孙平在二元储备基础上增设义仓，义仓是委托社司管理属自治，由百姓自发捐粮，为典型的民间储备。唐朝加强了对义仓的干预；由自愿纳粮变为按户等征收，管理也从社司转变为州县。南宋朱熹建立具有互助性质、民间力量主导的社仓，并被后代所继承，正式开启了中央、地方、民间的三元储备制度。明清时期于都城设京仓、通州仓，漕运线上设水次仓，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各州县设常平仓；由地方各级官员主导；于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均由民间管理。
——摘编自高瑛、储新元《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的历史流变与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众多贫困人口膳食结构单一，淀粉类食物的热量在能量中占的比例高，营养质量低，主要集中在南亚及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饥饿重点地区，有35个国家的6000万人面临着粮食紧急状况，其中有16个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内战和冲突，粮食紧急形势更为严重。同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小农业生产者经营规模越来越不稳定，世界粮食的可供应量及稳定性都有所下降。因此，世界和各国政府、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采取重大措施，以在新世纪实现和确保可持续粮食安全。
——摘编自丁声俊、朱立志《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现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储备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现代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应对措施。
材料一 我国先民很早便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其源于先民天人合一的人本理念。秦至明清，政府对环境卫生立法一直都未懈怠。先秦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于排除污水的下水管道；汉代洒道的渴乌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洒水车，堪称一项杰出的发明。它们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性，对于推动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庄华峰《中国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及其特点》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美两国城市化发展都十分迅速，但也随之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为了创造卫生、健康的城市环境，美国一改传统放任政策，让市政官员、专业技术工程师、改革积极分子和普通市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解决城市问题。同时，科学的城市规划成为解决城市问题新途径。同一时期，中国近代城市承继古代城市而来，其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居民在大街上随意抛弃垃圾，随地大小便的习惯，也恶化了环境卫生问题。通商口岸城市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来解决城市环境卫生压力。但从整体上看，与同时期的欧美城市相比，近代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
——摘编自刘敏《19世纪美国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和对策一兼与近代中国城市比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环境卫生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相同之处，并说明不同之处及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医疗救助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城市医疗救助发展的背景。
材料一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汉代政府颁布法令免除老人赋役，设立了常平仓作为备荒仓储，且建立了报灾、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隋朝设立义仓，南宋时期设立社仓，形成了完整的备荒仓储体系。明清时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设有养济院、孤老院、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日渐增多，许多慈噩组织规定对“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要优先给予救济，对“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不予救助。
——摘编自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
材料二 晚清以降，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意识到中国传统救济的弊弊在于“有养而无教”，并认识“重教”的积极意义。晚清政府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民国政府逐步摒弃传统的慈善观念，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
——摘编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1)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服、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粮食仓储制度的特点及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
材料一 北宋防洪记载较多，除黄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现了堤防。将堤防按险要程度分为两类六等，冬春时备料修缮，调丁夫常达10万以上。宋代对黄河水文特征已有较多认识，将季节性涨水分为10期，根据经验可以预估汛水的到来。王安石提出新开浚手段，曾对黄、汴等河试行机械疏浚。有“铁龙爪扬泥车法”及“波川耙”等。北宋防洪议论很多，主张两河不能并行，迁城邑以避之，东西迁徙不要以人力干涉等，只能“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致大段漫流”等。北宋河防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编河防书292卷，已失传。
——摘编自毛振培、谭徐明《中国古代防洪工程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把防洪当作安民兴邦的大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汛组织机构，编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和必要的补充修订规划。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余万千米，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大中型水闸3500多座，重点整治了河道，开辟行蓄洪区98处，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9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报汛站8600多个，水文自动测报系统200多处；运用计算机、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手段预报洪水。制定和颁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成功地抗御了长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黄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长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计减少经济损失1.5万亿元以上。
——摘编自程晓陶《新中国防洪体系建设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河防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洪水防治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病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二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由于它们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示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施政重点。官府作为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因素随机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有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进代演变》
(1)依据材料一，概括归纳清代江南疫病救疗的主要措施及救治类型。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卫生防疫的特点并分析成因。
材料一：政府遣使“问疾四方，赈济百姓”始于西周。到汉代，国家救助已涉及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济废残、赈灾济贫等方面。唐代，政府还增设专门机构按资产多少、丁口强弱划分“贫户”，并分等级予以救助，为防作假，还定期检阅人丁形貌。宋以降，贫困救助开始引入经济手段和民间力量，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纳业补官”（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安排官职）等。此外，从先秦《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到清代《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无法救助贫民和灾民，以士绅富为主的民间救助日趋活跃，作用越来越大。如光绪初年的"丁戌奇荒”，浙商胡光墉在陕西等省筹捐白银近9万两；经元善等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募捐善款。1902年北京一些富商创立“工艺局”，向城镇贫民教授凿井、铁工、玻璃制造、工业纺织等技以工代赈。此后，各地纷纷仿效，救助从多村向城镇延伸。同时，许多人开始研习西方社会救助思想，赵元益的《备荒说》就是典型，他阐述了救助从传统的“养民”转变为“教民”的必要。
——据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o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贫困救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贫困救助的变化，并简析变化的原因。
（3）如何理解材料三中“改革开放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
材料一 民生思想源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发扬于两汉和唐代，但大多停在原则性的理论阐述上，真正把民生思想具体化的是宋代程颐和程颢兄弟，他们在“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提出“复井田”以实现社会的“均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空前危机，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又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形成了以谋求民富国强为主题的民生改良思想。
材料二1601年，英国女王伊面莎白一世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救济贫民的法案，即《济贫法》，该法案将已有的宗教或社会救助活动惯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首次由官方划定一条贫困线，对有需要的孤、老、病人进行收容，同时，为失业者、贫民、小孩提供有限的帮助。1834年，随着英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又通过《济贫法》的修正案，即新《济贫法》，以此为标志，社会救济已成为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它规定国家有保障公民生存的义务，公民有要求社会救助的合法权利，社会救助是一项积极的福利措施。
——林祖华《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和资本主义民生思想比较研究》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民生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其在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实际运用。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修正《济贫法》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英民生思想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