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荀子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各种治世思想激烈交锋碰撞。但无论是“仁政”还是“法治”都没有适应时代需求，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荀子批判地吸收儒、法两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治，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更为实用有效。荀子主张“义”是礼法的核心，强调用“义”节制人心，强化礼法对人们思想的约束，以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摘编自管峰《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贾谊是汉文帝时才华横溢的儒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好刑名之学”的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废除承秦而来“法治”政策，“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这些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吕亚丽《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材料一   荀子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接纳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新兴的封建制的基础上将礼法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封建法律思想。荀子的法律思想是战国法律思想史上从西周礼乐精神向封建正统思想确立的过渡，是对奴隶制下宗法等级制向非世袭的等级官僚制的改造。“法自君出”、“隆礼重法”、“德礼刑政”等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历次对于封建制度的变革都能够从荀子的思想里找到渊源。

——摘编自高振年《荀子法律思想研究》

材料二   纵观40年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荀子法律思想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其间存在三次明显的转向。这三次转向又将研究划分出了四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0年为第一阶段，以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1991年至2003年为第二阶段，以法律文化为主要视角；2004年至2014年为第三阶段，参考西方法学话语体系与遵照中国文化自身逻辑两种研究范式并行；201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言献策。

——摘编自刘瑶《改革开放40 年荀子法思想研究的三次转向》

材料一   在诸侯战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发起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 以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运用为标志，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 传统的贵族分封制逐步被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封邦建国”的方式被统一的帝国所取代，社会成员结构从贵族和平民为主体转变为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 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思想异常活跃，众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各国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网络人才，优待知识分子，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摘编自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外部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削弱，组织能力降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传统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但中国不是以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而是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身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 然而，由于政局变换，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平稳地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艰难中寻求发展。 在列强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成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落入了殖民地宗主国的半殖民地。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君民共治”和设议院要求，是近代民主化的最初思想酝酿。 有革命派所领导的社会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最终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向一个高峰。

——摘编自刘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