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一—（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材料二   18世纪60年代，河南、山东等地爆发饥荒。陈振龙的六世孙陈世元拖家带口从福建北上，将陈家拿手的番薯种植技术传到北方，饥荒危机得以缓解。因“教种有效”，陈世元被清廷授予举人头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种植、推广农作物而获得举人头衔的人。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材料三   18世纪，许多欧洲大国开始大规模引种外来高价值植物，并逐渐形成全球植物流动网络。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精确的自然知识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由此可以影响国家实力。英国皇家植物园尤其注重对外来高价值植物的收藏，该植物园栽培的物种由1769年的60种增加到1813年的11000种。1760至1808年，西班牙国王共派出了57支探险队去调查殖民地的植物群。18世纪末，这些欧洲国家以海外殖民地为主要基地，在全球建立了约1600座不同类型的植物园。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对植物种质进行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核心与全球边缘之间历史关系的持久特征之一。”

一摘编自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

材料一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宋代的经济，国内外学者认为发生了所谓的“绿色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信息革命”、“科技革命”等。虽然称“革命”并不合适，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突出进步。

——摘编自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

材料三   明中叶以后，粮食、棉布、生丝、食盐、烟草、瓷器等都成为主要的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杭是丝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商业大城市有三十余个。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民间大小交易多用银，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四   洋务运动期间文化教育重要措施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明清学校课程设置的主要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等为实用内容。国子监是中央官学，其文化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及本朝律令等。明代北京国子监的藏书，除字贴外、有藏书54种，其中各朝所颁的8种、儒学著作18种，子书6种，史书22种，没有一部属于算术类。府、州、县、卫的教育内容，大致与国子监相似。社学教学内容有《小学》《孝经》《论语》《春秋》等及皇帝圣渝，还有简单的书算课程。私塾里的启蒙教材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很少有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摘编自牛翠萍《从明清教育解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材料二     1895年春，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文章指出中国要图强，更重要的是要"治本"，即引进西学以教育民众。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等，阐述兴办近代教育对救国图强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方今万国“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教育救国主张已成甲午之后朝野上下许多人的共识。《辛丑条约》答订后，帝国主义国家鉴于以武力不能征服中国，打着“扶雄中国之文明，少仁尊爱主义”的名义，通过教会纷纷在华创办学校。实际上是“代利炮坚船之用”。教育救国论者强调兴办教育更重要的是“今我同胞欲纳吾种族而跻于优胜不败之地，以与欧美民族相颉颃而超越之”。

——摘编自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第一卷)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得到并通重视。1955年，国家将现代标准汉语的名称定为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写入宪法。1956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普通话，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2021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摘编自百度百科

5 . 某校学生历史研习社对明清晋商与徽商的活动很感兴趣，查找各种材料展开研究。

研究一：阅读文献，提取信息。以下文献摘自明朝士绅谢肇淛撰写的随笔札记《五杂俎》。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太行山西侧）。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研究二：搜集民谣民谚，比较历史。

徽商：钻天洞庭，遍地徽。

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

三年吃苦，拼搏出头。发达是爷，落泊歙狗。

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晋商：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日本），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先有大盛魁，后有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买卖不成仁义在。

研究三：解读档案，诠释历史。

乾隆27年（1762年）2月14日上谕表彰：“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清政府档案统计徽州歙县人鲍志道任两淮总盐商二十多年间，先后“捐纳”2000万两白银与12万石粮食（约合1440万斤）。乾隆感慨“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三年正月止，《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记载：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

材料一在中国思想史上，理欲观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先秦孟子提倡寡欲，用道义来限制人们的私欲；北宋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至南宋，政权的偏安一隅，朝廷的穷奢极欲，地方官吏贪贿日盛，社会纲常日渐败坏，使得朱熹推出了一套新的理欲观。其中，朱熹认为“理”是道德本体与原则，而君臣、父子、夫妇则是千古不灭的伦理。朱熹肯定了人之合理的欲望，认为人性本善，但因受利所蒙蔽，违反恻隐之心，以致违背天理，而过度的欲望使是人心之病害，是需要去除的，以恢复本然的合理的状态。

——摘编自马毓璘《试析朱熹的理欲观》

材料二李贽曾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所说的“私”是指百姓的自然之欲，并将这种自然之欲等同天理良知，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追求这种物欲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是人人皆俱的自然属性，正求“富贵利达”是人的普遍本性。私欲正体现了人的真性情，人们追求私利的无限热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满足私欲才能顺应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潭兵《两种理欲观的时峙—王夫之批判李资的根源剖析》

明代番薯的传入

材料一   纶父振龙，历年贸易吕宋，……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纶父目击朱薯可济民食，捐资阴买，并得岛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

——清（乾隆）陈世元《元五世祖先献薯藤种法后献番薯禀帖》

材料二   世人于薯之入中国多不知始于何人，故功郁不彰。如知龙也，黄衣黄冠，报赛歆祀，弥阡匝陌，将接踵不绝矣。

——清（同治）《长乐县志》

材料三   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日薯，味甚甘。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以薯非等闲物，栽种花坞，久蕃滋，掘啖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

——《凤岗陈氏族谱》

材料四   马尼拉帆船贸易路线图

——野贺武则 The Networks of Japanese Porcelai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