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胡夫建造了古代埃及迄今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座金字塔，塔高146.5米，四边各长230.37米，底边长227.5米，底角为51°51'，占地面积达52906平方米。胡夫大金字塔的中心采用黄色石灰石块，外层以及内部通道采用优质的浅色石灰石，墓室则用大块花岗岩砌成。塔身系用230万块石头砌成，平均每块的重量约为2.5吨；每块石头全都经过细工磨平，石块之间没有石灰泥之类的黏着物，完全靠着石块本身的重量紧紧压在一起。至顶盖呈三角形，这种独一无二的结构显然是用来缓解顶板所承受的石造物的压力。在一个间隔墙上，用象形文字刻写着胡夫的名字。胡夫墓室的南北墙上，开有两条狭长的通风道，以45°穿过石造物通往金字塔外面。

——摘编自令狐若明《让时间“惧怕”的古埃及金字塔》

材料二   古埃及象形文字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形成之后，始终是古埃及人使用的官方文字，尤其是古埃及神庙、墓葬、官方档案以及文学作品的主要文字形式。最晚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人建立了统一国家。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用于记载事件的象形文字逐渐成熟，成为此后近三千年埃及人使用的标准文字。古埃及人多神崇拜和君权神授的文化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古埃及本土人关于自身及其国家认同的基本理念。概言之，公元前3100年左右，随着统一国家的产生，文字体系的形成和文化认同的成形，古埃及进入文明社会。

——摘编自郭子林《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现代反思》

材料一   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包括丰镐和洛邑）被称为“中国”。西周文献中的“中国”也被比作“夏”，大多指向周王族，故“夏”均为单数；这时的“蛮夷”既有受封为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春秋时期，“夏”逐渐扩展为“诸夏”“华夏”。“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左传》记载，东夷诸国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夷狄之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认同日趋强劲。战国时，诸侯追求的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战国诸子津津乐道于对华夏共祖的探究，对“夷夏”是否一体则鲜有关注。

——摘编自武沐等《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曾将古希腊城邦定义为“一个政体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这里的“政体”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为“城邦制度”。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城邦制度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立法。著名的例子有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此外还有米提林的皮塔科斯“制定了法律，但却未建立政体”等记载。有的“立法者”不仅为自己的城邦立法，甚至还为其他城邦立法。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体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的民主生活和希腊城邦公民共同体生活全然不同。古代希腊人并未完全发展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必须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即使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个体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实际上置于公民集体的监督之下。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认同民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逃避城邦对他的判决。

——摘编自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