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民主制极容易在一种盲目激情引导下作出种种错误的决策，以致把它变成了某种天然合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在国家政治方面基本上是没有民主可言，但来自古罗马文明和日耳曼原始文化的许多民主因素仍保持着活力。更重要的是，西欧正静悄悄的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变——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就是由这些事变促成的。

材料二   在“光荣革命”的酝酿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通过《政府论》下篇的法文译本而广为传播，从而“为欧洲的立宪语言创造了前提条件”。他同意霍布斯关于人生而平等，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的观点，但他不同意霍氏关于人们在订约建国时放弃了自己的全部自然权利的看法。他“不仅完全从权利和自然权利的角度来为反抗的合法性做辩护，而且进一步把反抗的权利赋予‘全体人民’，甚至将其赋予‘任何单独的人’，但为了保障个人的各项自由权利，这种主权应当受到一些必要的限制，如何限制？首先人民的革命权，其次必须对主权进行分割”。此外洛克还提出了“多数原则”，政府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管理国家。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