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把邽、冀直接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之内，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去主持政务。至商鞅变法时，秦国普行县制于秦国全境，共设了31个县。秦并天下后，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其领土空前广阔，将郡县制推行至全国。秦朝以法治国，大量任用并重用法家人士，作为法家重要人物的李斯希望强化君主专制，强调严刑峻法，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李斯个人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

——摘编自《中国郡县制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等

材料二   1869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版籍奉还”令，版籍奉还，就是要诸侯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虽然归还了，但藩主仍是藩的行政长官，而且藩主仍旧控制着征税和军令的权利。1871年8月，岩仓具视等人调集一万御亲兵于东京，进行武力威慑，召集56藩的原藩主到东京，当面宣布了废藩置县诏书，并表示他们必须强制在东京居住，领取国家俸禄。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明治政府先后废除620多个藩地，共设三府七十二县，县知事由日本中央政府任命。虽废藩置县，但长州藩、萨摩藩、肥前藩、土佐藩，这四大藩帮的藩主依旧有着极高的政治话语权。

——摘编自《日本明治维新中的废藩置县》等

材料   在各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1864年11月，沙皇颁布法令展开司法改革。在刑事审判制度领域，建立了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引入了西方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否定了官僚贵族对案件裁判权的垄断：完善了检察制度，明确了检察官的基本职责；打破了等级式法院体系，法官主要由选举产生，复杂的上诉体制被简化，司法工作效率提高。由此构建起了一套全新的、具有鲜明俄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但未解决“限制专权、立法在民”这些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也未将农民融入统一的国家成文法律体系，以致社会危机时政府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

     ——摘编自杨莹《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