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迟于《史记》已明确提出“各民族同祖同源”的结论，少数民族史家同样力图证明本民族与尧舜禹汤等先圣有血缘联系。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时期，民族史观往往体现为华夷有别、夷夏之辨的一时之盛。隋唐时期，杜佑《通典》则认为“中华与夷狄同”，并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元史·许衡传》中则对“天下一家”做出新的解释：“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摘编自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功，遂成民族结合之枢核”，之后逐步混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应该记述民族“排入”“排于人”的历史，“排入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凌夷衰微。”美国史学家杜赞奇称赞他“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

——摘编自王娟《梁启超民族史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导论卷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他率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摘编自王东平《白寿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三个世界”

材料   “三个世界”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世界格局进行划分的思想。“三个世界”分别指：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根据这一思想，中国的外交一是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二是在与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展开斗争时，注意联合威胁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对更加危险的另一方。

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基础上，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这一外交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的发言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主旨，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据《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一   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代……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因其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所以代代.相传至明不改。明太祖崛起田间，深知四民之中农者最苦，因此起兵后一直留意军屯，并取得良好效果。云日：“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天下既定，在朱元璋精心指导下，在全国推行军屯，洪武年间陆续出台军队屯田的组织形式，屯田与守戍的人力比例、军士屯田顷亩、军屯的科则、后勤保障、奖惩办法等管理办法并从各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明史·兵志》说：“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全国屯田军士达180余万人，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左右。研究者认为，有了大规模屯田，使得明朝维持了数量巨大的军队，避免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为国家国防建设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等

材料二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历史证明了屯垦在维护国家统一上的地位和作用。1952年，为贯彻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央军委命令驻新疆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的一部分将士，就地转业为农业建设部队和工程建设部队。

1954年，党中央决定将这些退出现役的转业部队集中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建设兵团”。兵团在50多年的发展中，正确处理了“屯垦”和“戍边”的关系，妥善解决了兵团发展的定位问题，屯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到1999年，兵团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科教文卫单位，成为一个拥有20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一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费孝通先生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但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标识，就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九一八事变后，救亡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产生。淞沪抗战失败到1934年底，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转入低潮。1935年，抗日救亡歌曲再次大量涌现。

材料二

材料三   贵州松桃县曾组织师生在街头进行抗日演讲，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以唤醒苗族、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抗日热情。丰子恺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曹聚仁描述道：“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论述“中华民族”包含三个基本涵义：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已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和根本遵循，坚持这一共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材料一   “四夷来朝”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发展对外交往的政治理想。《尚书·大禹谟》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以彰显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故凡王朝新立，都十分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制定优待"四夷"使臣的朝聘礼仪，举行一系列欢迎仪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并形成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域外地区。二是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三是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始终存在着民间对外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主动发展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自闭走向开放并呈现出引领的时代属性。自闭状态下，中国多以“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自居，呈现出一个威望型的东方传统大国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强行纳入西方国家构建的"咸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此时的中国，在西方所设置的西洋镜中，几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而在此逻辑下，中国的国际意识也开始发生巨变——中国开始被安置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当历史再次走向新的关口之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如今的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即以新型东方大国、仁智大国、更加开放的思维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就是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西方语境中的“外交无意识”朝着具有中国风格的“外交有意识”迈进。及至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也更加具有自觉塑造、主动引领的意涵。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历时与共时之间》

材料一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 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材料一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迅速结为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很快又以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当年这是中美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40年代末，一连串事件造成了中美两国的长期敌对与隔绝。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开启，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这时踏上征程。

——章百家《穿越历史透析中美之变——当前对两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材料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2008—2018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