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社会史专家研究发现，19世纪中后期，巴黎的地下管网密度、供水和污水排放的总量均持续增长，大部分污水通过市政下水道排入克里希等地的塞纳河畔，对河流环境尤其下游城镇水源地的威胁与日俱增。1890年后，在城市污水总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巴黎排往塞纳河的污水量不增反降。

材料二   1885年前后，年轻的法国画家乔治·秀拉在位于巴黎西郊的塞纳河边上创作了两幅画，其中一幅名为《阿尼埃的浴场》，另一幅名为《大碗岛上的周日午后》。画中的塞纳河水面清澈，人们在河岸上休息度假，呈现出宁静和谐的场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材料三   据法国某媒体报道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中央政府、水务局等多方支持下，巴黎周边8省数百个城镇走到一起，在建造污水处理厂、下水管网的归并和升级改造等事务上展开协作。到1978年，在新近投入运营的3座大型处理厂的支撑下，巴黎地区的日污水处理能力跃升至180万立方米，处理率也再次突破80%。到20世纪80年代，塞纳河全流域水质得到全面改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钟孜《19世纪中叶以来塞纳河水环境的变迁》

材料一   法国社会住房是保障性安居住房。19世纪工业大发展导致人口急剧膨胀，一些企业家、慈善家出资建设“工人住宅”，产生了第一批大型房产建设公司。1894年通过《施格弗莱德法案》，旨在帮助和鼓励工薪家庭购买并拥有房产。随后，一列法案从机构设置、金融优惠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廉价住宅的政策支持。至1939年，法国建成近30万套廉价住宅，大约有一半是租赁，一半出售给小型房产所有者。二战后，法国遭遇了严重的住房危机。从1950年代末开始，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运动开始，至1970年代，住宅建设量基本解决了战后的住房赤字。其中，64%由国家补贴，23%属于社会租赁。1980年代后，法国社会住房建设为地区社会发展综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孙莹《法国社会住房的政策演变和建设发展》

材料二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在大力修缮旧房危屋的同时，建筑了一批新住房。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仿照西方邻里单位的手法，在复兴门外建立了一片新住宅同时又学习苏联住宅生活区建设办法，在建设工厂的同时，配套建设了相应的工人住宅区。住宅楼房多数是3层，每户设有厨房、厕所以及上下水、甬道、路灯、各种市政管线都通到每幢住宅；在一公里的距离内商店、学校、俱乐部等服务设施齐全。居住区内建筑风格比较统一协调，庭院完整；绿树成荫，有较好的通风和日照。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增长。但自实行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截至“城镇化”战略确立的1998年乡镇企业的增 加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9%。整个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达1.25亿人，占当年全国城乡 非农就业总数的35.7%。1998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目标；2002 年，党的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小康”新战略的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强调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方 针；2005年，出台了“新农村建设”来振兴包括县级以下的城镇在内的地方经济，以此体现城乡统筹协调 发展。因此，我国应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和政府大幅度增加农村投入的历史机遇，以优惠政策促 进农村人口向包括城关镇在内的中心城镇集聚，以低成本的农村“城镇化”和自治性质的乡村治理结构来逐步缓解“三农问题”,以使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温铁军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

材料二   20世纪50～70年代，在国外移民大量涌入、自然资源丰富及工业化高潮的推动下，巴西城市化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推动巴西由农业社会向高度城市化社会转型。然而，由于缺乏规划和协调，其城市化 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充足的就业支撑，产生了过度城市化问题。为此，1988年巴西出台的新宪法中专门设定一章阐述城市政策，确定“应致力于城市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并保障居民的福利。”在此思想指导下，巴西政府在就业、减贫、基础卫生设施建设、贫民窟改造、环境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并取得了成效，推动巴西城市朝着均衡、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巴西城镇化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进一步增加就业、减少城镇贫穷人口、完善低收入群体住房、降低社会不平等、改善社会治安等，关 系到巴西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编自程晶《20 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城市化的转型》

材料一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最突出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工厂的污水排放污染附近河流，城市用水卫生条件差。其次，人口迅速膨胀还带来严重的住房拥挤问题，两人以上共住一间房间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再次就是交通拥堵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城市化变革中新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例如，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极大不安定因素，犯罪率的提高也是一个普遍规律，1805—1848年英格兰犯罪人数由4605人上升到27816人。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逆城市化渐成趋势，其城市化水平由1931年的80.4%减至1960年的78.44%，此后的50多年基本不再增长。

——摘编自任泽平《英美城镇化经验与中国城镇化趋势》

材料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英国人口开始大量向小城镇迁移，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迅速兴起。为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英国政府实施了逆城市化行动，将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向小城镇转移，以期带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小城镇整体经济发展，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随后，英国大企业总部落户小城镇也渐成趋势，例如，英国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英国燃气公司总部设在温莎小镇。许多跨国企业也把英国总部设在了小城镇，如能源企业E.ON的英国总部在考文垂小城，丰田英国总部在朴次茅斯小城。

——摘编自许燕红《伦敦逆城市化发展“小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