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士绅

材料一   据《（康熙）济宁州志》里的相关记载，洪武三十余年间（1368-1398年）济宁本州只出过1位进士（这与科举举措反复以至于中断12年之久有关）。在明初的近一个世纪（1368-1464）里，济宁也仅仅出了12位进士。但是，从1545年到明亡的1644年，则出现了53位进士，几乎每3年一轮的科考就产生1名进士。终明一朝，共计产生243名举人，其中65人后来考中进士。他们的户籍都在济宁本州，即便是来自毗近的城镇或乡村，他们或者在济宁城里的官学肆业，或者参与城里的文化与社会活动，或者在城内、城郊拥有房产和生意。总的来说，济宁科举功名者的比率在明清时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居于翘楚地位。

材料二   明代最具全国性影响的济宁士绅是靳学颜（1535年进士，官至侍郎）和于若瀛（1583年进士，官至巡抚）。他们科举功名、宦绩卓著，诗文美名远播。靳学颜在退休后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与地方政府合办的赈济等地方公共事务，成为济宁士绅传统的奠基人。其“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他去世后，受到隆庆皇帝特别下诏表彰。

明代后期，济宁涌现出更多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士绅及家族。其中，徐标成为后代士大夫的楷模。他出生在距济宁城只有9公里的工商名镇安居镇，幼年便以聪颖、懂事称誉乡里，并在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之后他在明季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树立了正直、勤廉、干练的形象。1644年，时任兵部侍郎的他在李自成占据山西、准备进攻京师的前夕殉难。

——以上材料均据孙竞昊《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材料一   《周礼·天官》所记载的“宰夫”和“司会”有财政监督的权力，而且有一定的分工：“宰夫”重在审查各级官署财用出入的合法性，“司会”则要把官府的收支和它完成的事功联系起来进行考核。《礼记·王制》中提出“量入以为出”，对财政收支实行预算控制。《周礼》中规定：财赋的出入必须经过几个人的审核，内外互相考核，出入互相考核。战国李悝《盗法·杂法》中规定：遗失记载官物的帐薄以致财物数量有错误的，要按不揭发盗窃论罪。

材料二   秦代已有相当严密的财政监督制度。会计记录不正确，对财物保管不认真均会受到惩罚。此外还注重对新旧官吏交接的监督。西汉对于财政收支的具体监督，既加强对上计簿的审查，还大力严惩贪污舞弊和贿赂行为。隋朝以前有财政监督的制度，却没有专管机构。隋唐时刑部下专设比部，“职掌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通欠之物及京师仓库，三月一比”。北宋对于各级官署支用的财物要进行事前的和事后的审计，到南宋初设审计院。明、清以户部所属的“清吏司”来执行财政监督。十三个清吏司根据各省一年一报的文册进行审查核销。清前期大体延袭明制，均按监督的对象，作具体的分工。

——以上均摘编自赵友良《我国历代财政监督(审计)制度考略》

材料一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制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朝时达到了极盛。两宋时期，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又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以后，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制定了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二   明代将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推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考试的分卷制度。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科举会试结果是前三名和其他49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北方士人们非常不满，朱元璋命令调查，结果从主考和整个科举程序规范。同年五月，朱元璋宣布重新考试，并亲自阅卷，将61个进士名额全部给了北方。明代发生了“南北榜”事件，成为有南卷与北卷之分的开始，但这还不是分卷制度。明代真正实行分卷制度始于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 到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卷，南卷占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占百分之十。有明一代始终采取了分卷取录的考试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