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高宗总章（668—683年）以后，进士录取名额有所扩大。武则天统治时期，经常以自己的名义下令举行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对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对于没有出身资格的一般士子，这是立获美官，至少是取得出身资格的一条便捷途径。

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许敬宗一人为隋秀才，房玄龄、侯君集等二人为隋进士，其余二十六人皆不从科举出身。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思谦以及在高宗末年即已为相的裴炎、郭正一、魏玄同等四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激增到二十人，占这个时期宰相总数的一半左右。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二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政府于京师举行科考会试，试后取录了宋综等52人，均为南方士人，而北方士人则无一人取中。放榜之后，舆论大哗，招致北方士人举子强烈不满。之后，明太祖“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这一事件“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宣德二年（1427年），杨士奇向明宣宗建议：“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为中数。”明代完整意义上的南北中“分地而取”的分卷制度正式形成。

——摘编自王凯旋《明代分卷制述论》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古之选举专论行，今之进士专论文，似相背驰，然古以行举者，未必便保其终如兹，科目虽以文进，而进士一科，尤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顾科名，爱惜行检，不敢为非，是励行崇化之道，实默寓其间，与古之辟举，盖异辙而同途也。

——摘编自（明）陈于陛《意见·科目》

材料一：20世纪，随着利益集团的发展，美国国会、文官与利益集团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这就是著名的“铁三角”的出现。“铁三角”不仅代表美国政治势力组合的新变化，而且已处在“美国政府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心脏位置”。在“铁三角”中，文官又处于一个极为有利的地位，以至于有人惊呼“在美国，与其说是政党政治，不如说是官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决策的主要活动场所”。

材料二：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绵延千年，中间递有改革，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摘编自石庆环《英英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制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怪事。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一种贡献，它正式确立于秦汉时代。隋唐时期，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迅速走向成熟，其中的科举制度在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稳定器和发动机的作用。皇权是塑造文官制度最重要的外在力量，文官制度因皇权的需要而生，而与皇权的兴衰起伏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文官士大夫群体的意识形态支柱，更塑造了文官制度的诸多内容。文官制度贯彻了传统政治的理念与宗旨，具有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这或许是文官制度最大的精神意义。文官制度中包含着追求效率、清廉、民本等原则，文官士大夫在实践中乘承的中庸、谦让、勤勉等人生态度，沉淀为中国历史的宝贵遗产。

——摘编自张程《中国古代文官制度》

材料二   从19世纪20—30年代开始，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兴盛，产生了“政党分赃”现象。“政党分赃”虽有利于美国早期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政府缺少连续与稳定、行政低效和政治腐败等后果。美国内战以后，随着政府腐败案的频频爆出，政府内外要求改革吏制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此时公众对由有技能的公仆来担任政府官员的强烈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吏制整顿，并最终促使国会在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创设了常任文官制度。美国文官制度的核心是“功绩制”，体现在竞争考试、职务常任和政治中立三个原则上。其中竞争考试原则提高了官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职务常任原则保证了政府的连续与稳定和高效与廉洁；政治中立原则撼动了政府腐败的根基。此外，在这次改革中，联邦政府新设立了超脱于政党之上的文官委员会。因此，文官制度的创设是“美国联邦政府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摘编自石庆环《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发展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