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
——摘编自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旧唐书》等
材料二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宋朝科举先后推行锁院制、封弥制与誊录制。于是，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一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摘编自《登科录》《宋史》等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朝科举制度正式创立的统治者。根据材料一，分析隋朝和唐朝科举制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科举制主要发展之处，并简评宋朝的科举制度。
材料武周时期的民族政策沿袭太宗之治，对归附的各民族君长，都加以册立、礼遇、馈赠，设置羁縻府州。羁縻府州作为唐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贯政策，其主要特点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武周时期对羈縻府州的管理，主要通过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两种形式实现。唐朝初期，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广泛接触，为承袭贞观遣风的武则天重用蕃将，提拔少数民族人才提供了广阔的人文条件。据马驰先生统计，“武则天当政年代，从中央到地方，蕃人出身的文武官员仅充武职的蕃将一项，就当以千计”。众少数民族将领们，以其血肉之躯，忠诚赤心，担负着内巩京师、外备征御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白关峰《论武周时期的民族政策》
(1)根据材料，指出武周时期民族政策的主要特点并概括武周经略边疆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简述武周时期经略边疆的意义。
材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士至于道”，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文化自觉。士人必须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义；对与道相违的人、事必然要批判，更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要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为保证道的尊严，还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一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材料一 纵观英国的历史，尤其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精英阶层作出了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英国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找到适合英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具有宪法性质的《权利法案》在赋予了国王权力的同时，也对国王的权力的行使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多地被内阁所代替。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俾斯麦这位德意志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为统一的德国设计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这一选择总体上是源于对国内局势和国外局势的考量。国内局势大体是指社会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对比斗争，而这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无疑又是由于经济发展现状、历史文化传统、原有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国际局势则是由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差异和冲突带来的盟友、敌对或中立。总的来说，统一的德意志在政体选择时，会在保障传统权力精英政治地位的基础上，兼顾到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便再自然不过了。
——摘编自【德】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英国与德国近代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的相似之处。(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诉求”，以及德国近代政治体制建立过程中呈现的新特点。
材料一 从公元960年到1280年，也就是从北宋到南宋这段时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80%，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450美元增加到了600美元，增幅是三分之一。同一时期，也就是从960年到1280年，欧洲的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从400美元增加到500美元，只增加了四分之一，不管是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欧洲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宋朝建国后，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公元987年，宋太宗派宦官八人，分四路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来华贸易，首先续通了唐时自广州——越南—印尼—大食（阿拉伯）的海上商运航线，而后开通了明州（宁波）、泉州到日本及高丽的航线。到宋哲宗时，将密州（诸城）板桥镇开辟为贸易港，北可到高丽、日本，南可通南海各港，内陆可与内河漕运相连接，是当时一条重要的河海贸易线路，加上宋哲宗时增开的泉州可直达阿拉伯各国的航线，使宋朝的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于一贫《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与税收管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作者的观点，并指出两宋时期这些变化在国内经济发展上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朝时期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表现和形成原因。
材料一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政治统治就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实际上为部族结构。部族血缘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一诞生，就具有家国一体化的特征。秦始皇统一后，宗族式的政治结构转变为家族式的 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也随之转变为“家天下”式的制度。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屡有更易，但“家天下”的本质始终不改。家与国的统一，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内容上，就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表现在传统的政治行为规范上，就是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有如父子关系。
——摘编自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皇帝制度与中央政府》
材料二 起初，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出现过“家国同构”。在早期社会，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在城邦与家庭之间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城邦与家庭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移民，氏族血缘关系逐步解体，家庭的政治组织色彩逐渐消退，尤其是在经过几次变法改革后，形成了以财产和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国家制度，完成了个人从家庭成员到城邦公民的转换，形成了“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
——摘编自周靖《“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中西传统家国关系对法的影响的比较》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讯，指出“家国同构”在秦朝建立前后的制度性史实，并简析其在封建政治伦理中得以不断强化的思想因素。
(2)据材料二分析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由“家国同构”转向“家国异构”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中西方“家国一体”走向不同的最主要因素。
材料一 清末新政开始后，一些大臣明确主张将过去的书院改成学堂，学堂学生毕业后也可取得功名。不久，慈禧太后采纳了相关建议。1902年，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两年后，慈禧太后又命人修订章程，将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三级，其上还有大学，并规定中小学堂的毕业生可以授予生员（秀才）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举人功名，而大学和通儒院的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功名。随着这些措施在全国逐渐推广，科举制度的地位摇摇欲坠。
——摘编自郭琪《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
材料二 1907年，沈家本在《类进呈刑律草案折》中指出：“将欲实行新律，必先造就人材。近年各省遵旨设立法政学堂，查叠见奏报，拟请明谕各督抚认真考核，力筹推广，务使闽省官绅均有法律知识，则一切新政可期推行无弊，实与预备立宪大有关系。”在清政府的明令推动下，全国法政学堂大量涌现。据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统计，宣统年间，全国有各类专门学堂共111所，在校学生20672人，其中法政学校有47所，学生人数达12282人，超过其他专门学堂人数的总和。
——摘编自周少元《晚清法律教育形式的转变：从职业教育到学堂教育》
(1)根据材料一，简述清末学堂制度改革对科举制度的影响，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慈禧修订学堂章程的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末学堂制度建设。
材料 英王亨利八世于1529年召集议会，讨论宗教改革问题。1530年下半年在枢密会议内形成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1531年，亨利八世强迫在英国的天主教教士支付巨额罚金，理由是他们违反了“未得国王批准不许接待教皇使节”的所谓古老的法规。1532~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和《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要求英国主教的第一年薪俸、教区征收的什一税以及教会以各种名义征收的税，一律上缴给英国国王，禁止再上缴给罗马教廷。议会还同意由英王任命英国主教而无需向教皇请示。1536年，亨利八世下令解散376所修道院；1537年，他正式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国发行。1539年，他还勒令被解散和封闭的修道院的修士还俗，发给生活津贴；并没收这些修道院的全部土地，一部分归王家所有，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及大贵族，一部分在市场上抛售。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意义。
材料 善书（古代民间流传的劝人从善的书籍总称）于宋朝正式出现，盛行于明清。善书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圭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其伦理精义，亦杂有道教与佛教的教义。文义上的通俗性与操作上的简易性使善书大行其道，与戏曲、箴言及家礼等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
明清时期，善书广泛流传，不论贫富老少、高低贵贱、都市僻壤，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受到善书的影响。善书的传播主体有善人、宗教界人士、职业传播者、家中长辈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封建士子也主动参与善书的传播活动。流行于民间的众多善书，大多于书末标明“欢迎翻印，以广流传”“欢迎翻印流通，公众自由取阅，功德无量”等字样，筹印善书的人们也免费赠送善书。
——摘编自颜湘君《传播学视域中的明清善书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善书的社会功能及明清时期善书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善书在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原因。
材料一 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两宋之际的两浙路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除了北方移民之外，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数也很可观。
——摘编自龙登高《南宋江南市场的移民因素》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众多原因中，人口问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方人口南迁带给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南方地区，南方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都有着深远影响。
——摘编自《人口问题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江南的移民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宋江南的移民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