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彼得一世刚成为沙皇时，俄国教会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而彼得一世的新政改革，影响了一些大贵族及教会的利益，使其对沙皇十分不满并进行造谣生事，造成人心惶惶、社会局势不稳的混乱局面，这使得彼得一世决定对教会进行改革。1701年彼得一世下令将部分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为了改善神职人员的不良作风，彼得一世还颁布一系列命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他要求神职人员用宗教来美化、颂扬沙皇，要求他们把沙皇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强迫神职人员宣誓为沙皇效忠。为保证欧化改革顺利进行，彼得一世对反对改革的教会势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指令，一切神职人员，在得知修士中有反对政权统治的意向时，必须立即秘密上报政府当局，否则将给予严厉的制裁。

——摘编自张宇《彼得一世教会改革研究》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揭开了埃及历史新的一页。名义上，埃及属于奥斯曼帝国辖区；实际上，埃及封建割据势力林立，英国、法国竞相开展商业活动与政治竞争，扶植各自的代理人。穆罕默德·阿里执政（1805年～1848年）后，在与西方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开启了近代埃及全面改革的进程，其统治下的埃及被马克思称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

材料二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推行工业化战略，建立了包括纺织、制糖、造纸、染料等民用工厂以及兵器、硝石、火药、造船等在内的一批现代工厂和军工厂。现代工厂对工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比传统的手工作坊更高，传统的宗教教育无法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知识。据统计，当时埃及各类工厂的工人规模约有3.1万人。穆罕默德·阿里设立相关专业学校，学生毕业后进入工厂成为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利用其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技术研发或日常管理，保障了工厂的有序运转。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归国后成为工厂的技术人员，利用从欧洲带回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更新埃及工厂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埃及工业产品的质量。

材料三   自1816年修建第一座纺织厂至1829年，埃及已建立起近30家棉纺厂，拥有1459台纺纱机和1215台织布机。1820年投产的开罗城堡兵工厂每月能铸造三四门大炮。1830年至1840年，仅亚历山大造船厂建造的海军军舰就有18艘，其中2艘配有130门大炮，8艘配有100门大炮。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天社、常晓东《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时期教育改革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