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文化的实质是史官文化。它滥觞于三代，规模于东周，最后盛极于两汉。史官没有屈服于君主话语权之下，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来说在秦汉乃至以前已基本定型。《汉书》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糜不同之。贞观十四年，太宗向房玄龄屡次索看《高祖、太宗实求》，房玄龄等人不得已呈上。自唐开始，历代正史均属官修，个人修史原则上不被允许，成为稗史。而记录正史的史官因李世民打破君主不能看自己实录的传统，从此必须要根据君主的意愿进行删减篡改。

——摘编自刘倩、吴久久《从中国古代史官看舆论监督》

材料二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听从邹忌的劝谏，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北魏也鼓励非监察官和百姓协助监察机构纠举不法官吏，多元的行政监察主体使行政监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唐朝，“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宪典之政令，以肃政朝列”。御史还有权独立弹事，可以民闻弹事。宋代在地方置漕司掌行政、财赋；置宪司掌司法；置帅司掌军政；地方检察权分别由漕司、宪司、帅司等长官兼领。明朝有较为完备和科学的监察制度，但“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以及当权者对政治言官的无情折辱，致使言官的分化成为必然之势。他们纷纷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表现得斗争意志消沉，忧患意识淡漠，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甚至投身逆流，以身事逆”。

——以上材料   均摘编自郑涛《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