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戏曲音乐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原始舞蹈与歌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宋代才形成相对完整的表现形态。生、旦、净、丑是戏曲行当门类，唱、念、做、打是戏曲的表演手段。中国戏曲是有一定的程式性的，但又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戏曲表演的内容大多出自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当演员开始表演时，表演者就开始产生包括手、眼、法、步、身、唱、读、做、玩、舞等在内的自身的表演风格。演员一出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能让观众观察到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大致年龄、性别、身份、地位和个性等特点，以及他们想要表达的人物的内心真实活动。

中国戏曲种类繁多，其中京剧、豫剧、黄梅戏与越剧并称中国四大剧种。京剧唱腔曲调丰富，节奏起伏，变化鲜明，是我国的“国粹”；豫剧唱腔抑扬顿挫，行腔酣畅，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黄梅戏曲调悠扬委婉，优美动人，具有芬芳的泥土气息。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极具江南水乡的灵气，有第二国剧之称，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中国戏曲，可谓世界戏剧艺术的集大成之美，于一身之妙，美妙绝伦。

中国戏曲具有综合性，是因为它将朗诵、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剧本相结合；同时其表演手段方面也具有综合性，包括唱、念、做、打四大手段。戏曲的创作需要不同艺术家的参与，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志向、性格、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除了各种艺术家的参与，观众也应该参与。观众观看表演的体验过程，也是完成创作的过程。同时，观众的感受所产生的情绪，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舞台上演员的创造力。

写意性是中国戏曲的重要艺术特征，是戏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舞台布置的写意，即一桌二椅，戏曲的舞台很简单，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舞台和简单的桌椅。戏曲中人物的妆容是写意的，表现最集中的就是戏曲脸谱，充分体现了写意的方式；写意服饰的本质表现在无视季节、时期、地域等服饰特点。仅仅考虑戏服是否与人物性格、地位、年龄等与人物创作相一致，中国戏曲服饰主要以明清戏服为主，同时参照朝代变现的故事而有所变化。舞台行动的写意，戏曲的舞台是自由的、灵活的，与评书的表现形式有相似之处，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戏曲舞台行动的长短，不是取决于生活实际，而是取决于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的需要。可以说，戏曲的写意性几乎囊括了戏曲的方方面面，而且十分丰富，正是由于这种贯穿中国戏曲整个时期的写意美学原则，才使这一古老的民族戏剧成为一种独立于艺术界而永恒的艺术形式。

中国戏曲具有地方性，四大声腔最具代表性，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地方剧种。中国戏曲音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民族风格及地方特色，其中，字与声的关系决定了声与情的表述，而衡量一个演员的唱功，大都评价其发声是否清晰、准确，唱腔在地方戏曲中十分多样，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唱腔特点。而且，戏曲乐器涵盖范围较广，包括管弦乐、打击乐等，不同的乐器其性能与音乐表达均有所不同，在表演地方戏曲音乐的过程中，通过乐器的独特音色呈现一些色彩风格独特的剧目，能够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

（摘编自陈佳楠《浅谈中国戏曲魅力与传承》）

材料二：

中国戏曲生于乡土中国，盛于乡土中国，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戏曲是乡土性的，而忽略了其发展生态的流变性及戏曲本身的发展性。城乡中国不是乡土重建的简单循环，而是对新时代中国整体社会形态的重构与再创造，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乡土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将会变革中国戏曲的发展生态。

城乡中国伴生的全球意识、现代意识、城镇意识，改变了中国戏曲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生态。中国戏曲孕育催生于乡土中国的发展生态，并成长壮大于乡村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也正是在长期乡村草台的流动演出中，中国戏曲形成特别贴近农民、特别能营造气氛的文化特质。值得注意的是，乡土中国的戏曲也有城乡的分野与交互，高雅如昆曲亦有“正昆”与“草昆”之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之争显然无法概括戏曲史上花雅之争的全部内容，其中亦包含了城乡之争的丰富内涵；传统戏院、茶园、庙会、堂会等演出场所，亦具有某种程度的城市性质和公共性质。城乡中国的戏曲，演出内容不再反映过多的乡土中国的精神价值，演出的时间安排也不再遵循节气农事安排，重构进程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节日体系使得中国戏曲演出活动空间发生巨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戏曲原生态相对封闭的内循环。

正在进行的城镇化通过“合村并居”“农转非”等多种形式，急遽推动乡村向城镇的批量转化。戏曲作为其流布区域曾经流行的大众文化，作为乡村社会最为亲切的文化记忆，在新的城乡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有很明显的优势。尽管有人认为，中国戏曲应坚持“文化守成”的策略，很多戏曲剧种在这个时代应被视为“博物馆艺术”。但是，城乡中国解构了戏曲起源与赖以发展的乡土社会，发展生态的变革必然要求新时代中国戏曲做出相应的调整。

由此引发的生产变革、技术创造和制度变迁，改变了中国戏曲活动的泛文化生态。城乡中国打破了戏曲流布区域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加快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向农村的拓展延伸，构造了戏曲活动泛文化生态的变迁。“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解体，同时却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这是历史的辩证，也可引申为文化的辩证。正如乡村社会曾是戏曲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流动戏台曾是戏曲最主要的“活动剧场”，但剧院规模的扩大和条件的改善便利了戏曲在城市空间的展演；灯光、字幕、数字技术等新的技术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戏曲虚拟化、程式化的表现逻辑，也为戏曲的现代化表达拓展了新的空间和范式；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以制度的形式向社会传达对所谓正统与非正统戏曲的扬弃，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变迁轨迹与行动方向。

（摘编自章军杰《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戏曲向何处去》）

2 . 材料一：

千百年来，虎被赋予果敢、勇毅等内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虎是力量的代表。自然界中的虎，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活力。在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里，虎不仅被用来形容体魄的强健、身姿的矫健，更指代精神的焕发、力量的凝聚。中国人笔下的虎，有叱咤风云的“虎啸而谷风至”，有威武刚猛的“气吞万里如虎”，有自信豪迈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对虎的推崇与赞赏，饱含着人们对力量的不懈追求，更激励着人们生龙活虎、龙腾虎跃，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开拓进取。

虎是勇敢的象征。古往今来，能够彰显勇敢、无畏的人和事，也往往与“虎”联系在一起。革命年代，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满身虎气”的徐海东大将，骁勇善战、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抗战时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成就了一段国际合作的佳话。改革开放后，广东的东莞、中山、南海、顺德四地，敢于开拓、勇当先锋，创出了“广东四小虎”称号……像虎一样不惧艰险，像虎一样勇毅前行，英勇无畏的气概与精神，支撑着人们在时间画卷中，书写下一段段激越人心的英雄传奇和奋斗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保持勇毅笃行的坚定，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奋进在虎年，就是要激发“虎气”、使出“虎劲”。胜利不会自动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自己走向胜利。不管是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还是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无论是推进“双碳”工作，还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哪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哪一项不需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保持历史主动，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猛虎下山的气势和虎略龙韬的智慧勇毅前行，我们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2年1月30日《奋进在虎年》）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彩陶特指烧制前绘彩的陶器。对比强烈的绚烂色彩，意象多元的美好图案，点线面的繁复组合……彩陶不仅是早期先民的实用器具，更代表了那个时代卓越的艺术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8000年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国是世界彩陶的发源地之一。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区，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这里是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从距今约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开始，先后经过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发展，一直延续到仰韶时代晚期，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程。

老官台文化彩陶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尽管器形与纹饰较为简单，却意义非凡。半坡文化彩陶纹饰以直线构图为基本特色，尤以鱼纹和人面鱼纹最为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绚丽，多以若干相同单元图案对称、重复排列，构成多元连续带状纹饰，尤以鸟纹及由圆点、孤边三角等构成的各种花卉纹最具特色。渭河流域彩陶这一发展与传播历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

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原本经营粟作农业的庙底沟文化先民，在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发展出稻作农业，使粮食的来源比以前更加多样化。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显著，出现了作为区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周长约1945米。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杨官寨遗址西门址两侧，发现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数量达千余件。还发现有其他聚落罕见的特殊器物，如镂空人面器座、陶祖、釜灶形陶器等。杨官寨聚落的布局、规模以及大量独特遗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已脱颖而出。

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高度统一的彩陶纹饰和制式化的特征，赋予了彩陶“礼器”的功用。庙底沟文化彩陶向礼器的转变，标志着管理复杂社会的古礼已经形成。这种藏礼于器的做法，体现的是礼制。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可能纳入常轨。正如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彩陶是大时代大文化的代表，是古礼与文明的先声。

庙底沟文化以其独具特征的花瓣纹与花卉纹彩陶为标识，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考古资料显示，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北抵阴山，向南则跨过长江、踏遍岭南，直通深圳香港的广表地区，都发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造访的足迹。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广泛传播，反映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显现出庙底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接纳，或许意味着它接受了彩陶所代表的庙底沟文化的行为准则，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融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

在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晚期，彩陶的象生图案中出现鱼鸟共体的形象。如果鱼和鸟分别代表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那么这种共体反映的就是部族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反映“共和”题材的彩陶外，在关中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鸟吃鱼或者鱼吃鸟的彩陶纹样。渭河流域演绎的这场鱼鸟之战，无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的历史。

（摘编自王炜林《看庙底沟文化彩陶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