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何士光

五十多岁的老长顺，在杀年猪的时候留下了整整齐齐的一刀，要送给宋书记，不是有什么希求，而是一片诚意，他再三想来也是应该的。

街很短，宋书记家在靠近场口那儿，透过晦暗的、迷蒙的雨雾，玻璃窗上那静静的灯光，远远就看得见，不一会他就到了，并叫了门。

开门的正是莫大姐，宋书记的女人。乡场上也有人说她仗势得很，但老长顺心里清楚，莫大姐是一个好心肠的、恤老济贫的人。那年他来打听回销粮的消息，是莫大姐接待的他，为他这个黑糊糊的庄稼汉倒了一杯茶，他临走别人还给他拎了块肉。往年他拿不出东西还情，眼下杀了年猪，就送点过来。

“莫大姐，是我……”

今年忙得多了，老长顺一直没有得到空闲，许久都没有来过了，为了这一点，他心里还一直不安。 “……好久，我都没有……”他呐呐地说。但莫大姐和往常一样，连声说：“进屋来坐，到屋里来坐……”

“今年怎么样？长顺大爷，富起来了吧？”莫大姐拿起一块抹布，去擦干溅在桌面上的水痕。“还好……都全靠，书记们……”“哟！”莫大姐笑起来，她正把桌上的那些茶杯一只只地移开，又一只只地排列好。“长顺大爷，才不要说起老宋他们呢！现在他们是过了时的人啰；现在讲民主，讲独立自主，老宋他们呀，用不着了……”

“是哪一个呀！”这时，宋书记在那边问起话来，声音拖得长长的，听上去很和气。他手边好象正在做着什么事情，心绪挺不错。

“是长顺大爷，”莫大姐说。

“宋书记，是我！”老长顺也连忙说，并欠起身子。

“是老长顺吗？过热闹年哪……还找我呀？”宋书记的声音仍然很和气，使人想到他已经脱了大衣，光穿着毛线衣和短短的羊皮背心，说起话来并不抬头，还津津有味地做手边的事情。

“来看看你，宋书记，”老长顺又连忙应道，“我好久都……”

“那就多谢你啰，老长顺，”宋书记笑起来，有人也跟着笑起来，“多承你，还看得起我这个宋书记……你就喝茶嘛，咹？”

“好，好，宋书记，你忙你的！”

莫大姐笑起来，老长顺也跟着嘿嘿地笑。哪个说用不着书记们了呢？哪个要忘记书记们呢？庄稼人的父母官哪！开始老长顺听莫大姐这样说，心里边不由一怔，现在见宋书记和莫大姐都这样喜笑颜开，他才明白过来，事情并不是真的，大家是在笑谈。宋书记和莫大姐对他这样随和，他心里暗暗高兴。

“做生意没有呢，长顺大爷？”“……没有？咋不做呢？合理合法的，现在连四类分子也自由了。自主呀，自由自在，随便做哪样都行，找钱得很！怕哪样？”老长顺嘿嘿地笑，莫大姐不是当真说的。“莫大姐，” 他小心地说，“我们，庄稼人……”“你家的山林砍了没有？——也没有？哎，长顺大爷，你真是老实人！”“现在的政策英明嘛，你没有看见，大一根细一根的，人家都砍进家里去堆起？”“那倒是，”老长顺老实地同意了，“曹支书家， 就……”“一变，就是钱呀！现在讲经济效果。……没有人敢来管的！哪个还敢来坑害农民？嘻嘻！” 老长顺陪着笑；他没有砍树子，那丧德呢，所以是落心的。

于是，趁着莫大姐欢喜，他就打开带来的那只藻红布袋，把那一块肉拿出来，嗫喏说： “……莫大姐……今年，我家也……”“哟，”莫大姐赞叹起来，“这么好的膘？……老天，长顺大爷，你今年杀了好大一条猪呀，怕有好几百斤？”“大呢，嘿嘿，也不大，”老长顺忍不住眯起眼睛，露出笑容，“嗯，三百出一点……”“是咧，少不了这个斤头！”“往年，”老长顺诚恳地说，“多亏莫大姐……”蓦然间，莫大姐的脸沉下来，眉梢斜着，嘴角隐隐地往下撒，眼里的笑意一下子消失了，变得象结了冰的水塘。“长顺大爷，你带回去！”她冷冷地说，那神情叫人一下子寒到脊背。老长顺大吃一惊，一手提着那刀肉，一手捏着那只空空的布袋，站在那儿，愣住了。“莫大姐……”他怯生生地叫道。“你带回去。你自家的——你自己带回去！”她走到桌子跟前，漫不经心地拿了那张抹布，有意无意地擦拭起桌面来。“我家嘛，自己也有，你看，那儿挂着的不是？三天两头，倒也吃不完……”

“年呢，不管咋说，也还是过得去！……人家好笑哪，说要象前二年，‘推荐’要找书记，‘分派’要找书记，酒呀肉呀，才有人一样样送上门……哼，未必现在就要死人？未必三十夜我家就开不出年晚饭？……当然罗，都富起来了嘛，就数我们穷！……穷呢，也照样要过年，老实说，凭你哪样，也是不缺，愁不倒人，难不倒人，还依靠哪一个不成？”

“莫大姐……”

“你带回去！”她抱了双臂，倚了桌子站着，轻蔑地摇头，“我们呢，也不打主意沾哪个的光！”“这不是……”老长顺又着急又笨拙地说，“这是我那老伴，要我……”

莫大姐扭转身子:“反正——你带回去好了。”老长顺完全愣住了，一颗心直往下沉，就那么站着，再也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莫大姐又才回过头，用手指了指凳子，说:“你坐嘛，——喝茶！”

他顺从地坐下，颤颤地去端那只描着红花的玻璃杯。稍一停，莫大姐就拎了那只亮铮铮的水壶去灌了冷水，然后又走回来，把它在炉子上煨好，都再不说一句话。

在回去的路上，老长顺始终想不到，事情在今天晚上会变成这样。莫大姐为哪样要生气？是他说错了哪句话，把莫大姐得罪了？但他实在没有多说话呀！莫非是因为他好久没有来？那么，为哪样到后来，莫大姐又一直喜笑颜开？……老长顺完全懵懂了，再弄不清楚莫大姐是怎样的一个人！

渐渐地，他想起了乡场上的好些事情，模模糊糊地感到，是莫大姐这一段来心里有气。往年，他常常在街上看见宋书记的，派工派粮啦，办管训班啦，催中小季啦，成天都忙慌慌的，宋书记却高高兴兴；今年呢，再不容易见到宋书记一面，听队里的人说，找宋书记报告事情也不容易找到，又不爱搭理……这样一想，老长顺更惶恐了：这两年日子才刚开始好过一点，真要是宋书记不高兴，梨花屯这一块地面上的事情没人管，又象原来那样乱起来，那咋办呢？……管它的，一个一下子浮现出来的念头使他安心了不少，宋书记不是国家指派来的书记？他要给国家办事的，也只由国家来管他，老长顺不消操心！他摇摇头，是呀，老长顺咋操得了这种心呢？要过年了，今晚，还是要赶着把一锅豆腐磨好才行！

靠近家门的时候他又想，这块肉这么好，莫大姐还不要，那就抹上—些盐，在灶头那腌起来，等开年插秧的时候切来下一杯酒，也照样舒服得很！现在是国家定下的政策，又没说下一年要变，那么，庄稼人，还是做活路要紧，正大光明的，把来年自家经管的庄稼做好，往后会怎样，那到往后再说！

这样，他又躬着身子，进家去了，把泥泞的小街关在身后，任它清清静静的。毛毛雨仍旧无声地飞舞着，纷纷地落下来，一九八一年的新春在喜滋滋地降临！

（有删节 作于1981年）

材料一：

在早期的现代诗歌起步阶段，胡适、郭沫若等皆主张新诗应与传统文化、古体诗决裂，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一旦废除古体诗的格律，随之而来便是诗歌创作形式的“极端”自由，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新诗来说，旧的诗歌形式被“废除”，新的诗歌理论尚未建立，这时是诗坛最混乱的时候，许多新诗人简单地将白话当作白话诗。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时期部分人士反对白话诗，认为新诗不是诗，即便是当时提倡并写作新诗的俞平伯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

第一位宣布与古体诗决裂的白话诗人胡适同时也是第一位提出现代诗歌创作理论的学者。胡适提倡“作诗如作文”，即“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然而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仍然有割舍不掉的传统诗歌的形式：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臧晖先生昨夜 （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 （岂不） 太辛苦？只为智者识 （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 （此时）一点相思情！

比起一面要割裂传统，一面又不自觉的被传统所影响的胡适，郭沫若则是对传统的彻底的断裂者。《天狗》、《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歌脱尽古体诗的影子，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思想无不体现着一个“新”字。他所选取的意象多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地球”、“宇宙”、“太平洋”皆是现代地理观；工厂的黑烟在他看来是 “黑玫瑰”，他的笔下是对工业社会的赞美，对都市文明的憧憬。郭沫若是五四时期与传统文化割裂的最彻底的一位白话诗人，其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的文学创作引领意识，具有很强的“先锋性”。

真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汇点上的诗派应当数“新月派”。闻一多提出诗歌创作应追求“三美”，即“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其中“建筑美”和“音乐美”都体现着对古体诗的继承。“建筑美”主要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虽然不必呆板的限定每行的字数一律，但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整齐之感。“音乐美”同样是闻一多对古体诗的回归。他对胡适的“自然音节”理论进行了批评，“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中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之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中，有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声与音的本体是文字里内含的质素；这个质素发之于诗歌的艺术，则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寻常的言语差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底力量，厚载情感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所以能将这种潜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表现出来。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我们若根本地不承认带词曲气味的音节为美，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甘心作坏诗——没有音节的诗，或用别国的文字作诗。”

（摘编自杜楠玥《割裂还是继承——浅谈中国现代新诗与传统诗》）

材料二：

人教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无论是 2000 年秋季开始使用的课本，还是 2003 年秋季开始使用的课本，都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编入现代诗歌单元，且 2000 年版的课本还有这样的提示：“毛泽东诗词是用古典诗词形式写成的现代诗歌”，说法与老教材如出一辙，即仍然以作者年代和诗作内容作为划分标准。新课标教材似乎有所变化，但提法不够明确，处理不够到位。其单元提示为：“这个单元主要学习现代新诗。新诗是五四前后才出现的。新诗的‘新’，是相对古典诗歌而言，‘新’在用白话写诗，摆脱古典诗词严整格律的束缚，比较适合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这里选录毛泽东的一首词，正好可以与新诗进行比照。”这个提示语没有“毛泽东诗词是用古典诗词形式写成的现代诗歌”的说法，与之前的表述有所不同。我认为，提示语表达了这样一些意思：①强调了新诗的内涵及形式特征，即“新诗的‘新’，是相对古典诗歌而言，‘新’在用白话写诗”；②就选录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编辑意图作了说明，即“与新诗进行比照”。既然选录《沁园春·长沙》是为了“与新诗进行比照”，那它肯定不是新诗不是现代诗，否则，何以比较？

总之，课标教材的单元提示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沁园春·长沙》不是新诗，不是现代诗。 然而，以上对新课标教材这一提示语的解读，只是我的主观臆断，不一定符合编辑意图。我猜想，教材长期将《沁园春·长沙》编入现代诗歌单元是事出有因，或许有编辑将《沁园春·长沙》认定为现代诗歌。人教社高中《语文》执行主编顾之川先生认为《沁园春·长沙》是现代诗歌，其理由是 “现代人所写，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因为过去的教材一直将其编入现代诗歌单元且有“毛泽东诗词是用古典诗词形式写成的现代诗歌”的说法，师生们一般都将《沁园春·长沙》看作现代新诗。我认为，那些用“古典诗词形式”写成的诗 ，还是应从形式着眼，称旧体诗好，不宜称 “现代诗”，因为按工具书的说法和一般人的观念、习惯，是把“新诗”看作“现代诗”，即把五四后出现的那种形式自由，不拘字数、句数、平仄等的新体诗看作“现代诗”的。既然是“旧体”形式，何“现代”之有？“现代诗歌”中的“现代”，应从形式着眼而不应从作者年代和诗作内容着眼。

如果以作者年代为分类标准，五四前的看作“旧诗”“旧体诗”，五四后的看作“新诗”“现代诗”，这样的划分没有丝毫意义，它并未揭示“新”“旧”不同的形式特征。如果以内容为分类标准，划分出来的类应该是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而不应是旧诗、新诗、现代诗。再说，诗作表达的内容情感，“新”“旧”难以截然分开：《诗经》中的《氓》、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等表达的爱情内容和爱情情感，现代诗不表达这样的内容和情感？

毛泽东把自己的诗词看作旧体诗。他在《给臧克家和各位同志的信》中说：“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显然，这18首旧体诗包括《沁园春·长沙》，而他将自己的旧体诗词与新诗对比，让我们看到他的诗词不是现代新诗。

（摘编自邓木辉《<沁园春·长沙>不是现代诗》）

材料一：

金庸小说很早就开始了其海外传播历程，最初是在东南亚迅速流行，成为“现象级”的跨文化传播热潮，此后在韩国、日本也非常流行。与金庸小说在“亚洲文化圈”的流行形成明显反差，英语世界的金庸小说传播明显滞后，金庸的15部小说仅有《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4部被译成完整的英文本公开出版，其中《雪山飞狐》有两个译本。金庸小说第一部英文译作由美籍华人吴罗宾于1972年根据《雪山飞狐》连载版翻译，由纽约《桥》双月刊分4期载完。其中前3期覆盖原文前5章的内容，第4期则一次性覆盖了剩余5章的所有内容，结构明显不合理，显然进行了大规模节译。由于译者中国文化知识的匮乏和对前后期内容比重的调整，影响了译本整体质量。在金庸小说完成大规模修改并以“明河版”作为传播定本之后，香港城市大学莫锦屏再译《雪山飞狐》与吴译本不同，莫锦屏尽可能保留了对原作的完整阐释，并对小说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详细介绍。第二部英文译作是《鹿鼎记》，由英国汉学家、《红楼梦》后40回英文译者闵福德翻译，1994年最先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报》发表前两章的译文，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于译者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对翻译技巧的灵活处理而广受好评。第三部译作是《书剑恩仇录》，由英国汉学家晏格文翻译，闵福德等监修。为了切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保留了原作的大部分情节，删去了有关人文典故、心理描写和打斗场面等内容，在突显小说叙事功能的同时又不至于使文本过于冗长。第四部是《射雕英雄传》该书曾在1996年由闵福德和赖慈芸合译第一章，发表于《翻译季刊》。《射雕英雄传》全本由瑞典郝玉青花费6年时间译成。

《雪山飞狐》译者莫锦屏说道，“在西方，英语翻译中的武侠小说正被贬到极其边缘的地位。但是，武侠小说能够进入亚洲国家，刺激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或（重新）用一些土著语言写武侠小说”。她还进一步具体讨论了《雪山飞狐》的主要翻译策略，归纳起来主要有：“将武侠小说作为文学体裁加以介绍；将金庸作为说书大师加以介绍；以及介绍在写作一部经典作品时所使用的具有特定文化特点的手段。译者采用的一种压倒一切的策略是将大量的文字改写成目标语言。”

（摘编自苏静、韩云波《中国文化“走出去”视野下金庸小说英译研究现状与思考》）

材料二：

《鹿鼎记》中出现了大量武功招式，闵福德教授根据其特点，在翻译其他没有特别强烈的文化、传统思想背景的武功招式时，闵福德教授力图做到译文读者对“异质”的期待与接受能力的平衡，缩小译本与译文读者的审美距离，以达到视野融合的效果。如将“擒拿手”翻译成catch-can。Catch-can是西方流行的自由式摔跤，二者在动作招式上有一定的共同点。西方读者对擒拿概念缺少实际生活中的真切领悟和体验，如果简单的进行音译或直译，势必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将其翻译为catch-can虽然不够精准，但整个作品的中国文化和功夫背景会使得译文读者对这种中国式的catch-can产生好奇，并去探索“大擒拿手（GreaterCatch-Can）”与“小擒拿手（LesserCatch-Can）”之间的区别，使译文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外，还获得了探索中国武术文化的乐趣，拓展了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提高了其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审美情趣。又如将“化骨绵掌”翻译为thesoftkarate。在原文中，此掌法特点在于使人骨骼逐渐变软甚至断裂。译文中karate（空手道）为西方流行的一种搏击术，这样翻译避免了译文读者对于中国功夫“掌”的困惑和不解，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加以释义和替换，易于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同时在前面用softcrush加以修饰，将“化骨”的特点表现了出来，传递了此招式的精髓，使译文读者对karate的期待视野做出调整，矫正并扩展自己的期待视野，实现对新文化现象的理解和接纳。

（摘编自尹丕安、郝露《接受美学视角下〈鹿鼎记〉中文化负载词翻译》）

材料三：

原文：陈家洛拭一拭眼泪，说道：“不，你仍然做你的皇帝，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开国之主。”（摘自《书剑恩仇录》）

译文：“‘No,’said Chen,wiping his eyes.‘We want you to stay on as Emperor.But as the wise,enlightened founder of a new dynasty.（英明的开国之主）’”

原文：“这一男一女哪，打个比方，那就是貂蝉嫁给了张飞。”（摘自《雪山飞狐》）

译文：“The man was a ferocious warrior（威猛的战士）and his wife,a kingdom-quelling beauty.（倾国倾城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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