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 （“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历史上，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虽存在不同与对立，但相互补充、相互吸收，都是显而易见的。 |
| B．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其中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完全是积极的。 |
| C．韩非和黄老之学都吸收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但与有为并不是截然不相容，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 |
| D．荀子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庄子则强调美和艺术的独立，二者既对立又协调，促进中国艺术的不断发展。 |
| A．班固论述儒、道两家思想时说“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最早指出了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统摄的。 |
| B．在我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道家的无为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 |
| C．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淡化美和艺术的独立造成的。 |
| D．儒、道表面看来离异而对立，但实际上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发展演化而来。 |
| A．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 |
| B．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 |
| C．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
| D．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 |
5．“‘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请从中国古代文人中任举一例，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句的理解。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国”是将“家”和“天下”串联起来的现实的伦理实体，它使得中国人与其所在的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依存。 |
| B．中华文化的礼治、德治和文明教化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共同体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伦理自觉。 |
| C．“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尽管境界不凡，但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愿望本质上至今还只是空想，不可践行。 |
| D．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引导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从家庭伦理逐渐向公共精神转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
| A．材料二引用《老子》《管子》《礼记》中的话，是为了证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的观点。 |
| B．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是孔子“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提升，“开”字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
| C．基于中国国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沿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或照搬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法制精神，都是可以的。 |
| D．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造就了中国人共同的爱国情怀、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
| A．“治大国若烹小鲜” | B．“大河无水小河干” |
| C．“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 D．“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
5．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践行“家国天下”观？请结合三则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红楼梦》中的“诗”是以往小说的传统的“诗”的功能的高峰。这是就它的人物诗及写景诗而言。众所周知，《红楼梦》用诗写人物的性格是极其成功的。仅以林黛玉为例。如第3回写林黛玉的肖像诗“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对似喜非喜含情目。……”大观园的年轻女性可谓多矣，有谁像林妹妹这样的么？没有。又如27回她的《葬花辞》，所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种独特的感受与痛苦，也只属于林妹妹个人。34回的《题帕诗》是林黛玉式的爱情的大胆表露。76回她的联句“冷月葬诗魂”正是她玉洁冰清而又极其悲凉的一生的高度概括。这些诗写人，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这一个”，不可改易一字。
《红楼梦》还有很好的写景诗，常常是情景交融，与周围的气氛，作者的心态紧密相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仅以第1回贾雨村对月咏怀的七绝为例：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不只写中秋月，主要还是暗寓人物强烈的抱负。然而这的确又是写满月，诗中有哪个字不写月呢？
然而，上述所说的“诗”的功能，都没有越出传统的意义。那么，曹雪芹以诗入小说的独创性表现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起结构作用五字。曹雪芹是以诗作为小说的深层结构的，这才是他真正的独创！
在所有的古典长篇小说中，《红楼梦》的结构是最新颖、最富于创造性的了。别的小说只有一个情节结构——单一的结构，《红楼梦》不，它除了情节结构外，还有一个神话结构和情感结构，
所以它的结构是复合的结构。神话结构与情感结构是深层的，在下面的，情节结构是表层的，在上面的，是神话结构与情感结构的载体。作者在女娲补天这个传统的神话基础上，又匠心独运，创造了大荒山青埂峰顽石的来历、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木石前盟”、太虚幻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三个新的神话，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神话结构，而小说的情节故事，不过是这个神话结构的敷演而已。这个神话结构有的部分先行用散文写出，复以诗概括；有的部分则不用散文写出，直接以诗写出。于是，小说中的这两部分诗就明显地有了结构的意义。
（摘编自李万钧《“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
材料二：
对于从诗与小说的两者关系，来揭示《红楼梦》作为小说艺术的特有精髓，从而确立其文化经典的地位，不失为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但是，究竟如何辩证地看待诗与小说的关系，如何将文学的、美学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中，从而为其经典性寻找依据，还有待我们深入思考。
王绯在《从<红楼梦>的韵文看雪芹之创新》中说道，对于古典小说中的韵文，“不能单纯以韵文本身的思想艺术性评价其优劣高下，主要应看它是否用的恰到好处，在从属范围之内发挥其特有的作用”。问题是，当我们在把诗体作品放到小说的具体情境中时，即便说明了它对小说构架情节、刻画人物、深化主题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却仍然没有充分说明，这些诗进入小说后，使得小说体现的经典意义。
在我看来；当诗体作品与小说结合起来时，不是诗提升了小说，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小说给予了诗体的具体语境，从而不但展示了诗，也把诗所产生的背景，连同这些诗体作品与背景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的深刻思想充分揭示了出来。换言之，是小说，才把这些诗大大深化了。只有把《红楼梦》中的韵文与小说展示的广阔背景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欣赏韵文的经典性。基于此，我固然欣赏许多论者对《红楼梦》中的诗歌和诗意描写的分析，但我更欣赏舒芜“几次诗社”这一篇章的结尾论述。他在分析了诗社的几次作用后，笔锋突然一转，道：“第五次诗社后，风波迭起，死丧破败相继，再也没有结社吟诗的雅兴了。回顾第一次海棠社，正是宝玉挨了打，贾母下令不许贾政再叫宝玉，把宝玉保护在大观园之后的事。五次诗意的青春的欢笑，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暂时的间隙里，才有可能。作者不是想他们做诗，就随时可以把他们调到一起来热闹一阵。”他的分析提示了我们，对于《红楼梦》来说，情节展开中的诗歌插入，不是把诗歌来简单罗列，也不仅仅是对情节或人物刻画作一些补充，而是揭示了诗歌产生的秘密以及诗歌被毁的残酷。同样的道理，例如，当我们在欣赏香菱写诗的执着，并且为她梦中得来的第三首咏月诗叫好时，我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她是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的命运，与抒情主人公合二为一体，在薛蟠远走他乡时，她下意识地（小说中的梦境）在抒情中，把他作为了思念的对象。而这一对象，恰恰是最无诗意最不懂诗意的呆子。香菱写诗成了一个呆子，但她是作为呆子写诗者不得不依附一个呆子不懂诗的人，这种依附，既是对香菱命运的残酷的嘲弄，也是对诗本身的一次嘲弄。
（摘编自詹丹《论<红楼梦>的经典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红楼梦》中的人物诗以及写景诗是以往古典小说的传统的“诗”的功能的高峰。 |
| B．《红楼梦》以诗写人人独特，以诗绘景景含情，体现作者以诗人小说的高超、独创。 |
| C．《红楼梦》的复合结构在于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承载着深层的神话结构和情感结构。 |
| D．《红楼梦》将小说展示的广阔背景与诗结合，使诗的思想性与经典性得以充分展现。 |
| A．材料一论证层层递进，先言人物诗的功能，再递进一层分析写景诗的功能，最后分析诗歌的结构意义。 |
| B．材料二用“在我看来”“我固然欣赏”“但我更欣赏”等句子表明作者见解，体现论证语言准确严密。 |
| C．材料二论证严谨客观，条理清晰，先分析其他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不足，接着阐述自己的思考与观点。 |
| D．两则材料在分析《红楼梦》中诗与小说关系时，都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使论证具体充实而不空泛。 |
| A．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临江仙》） |
| B．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葬花吟》） |
| C．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西江月》） |
| D．无材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石上偈》） |
5．鲁迅评《红楼梦》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不大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请据此评论，从“宝钗”“黛玉”“袭人”中选择一人结合具体情节简析其形象特征。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宏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合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即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容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是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工夫。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被军队围困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从人惊慌失据，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场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场坎坷遭遇？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扰的同时，积极自我砥砺、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类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之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 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所孕育而成的意识，是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不能脱离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质。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古稀之年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武汉当地医院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抗疫力量》）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自强不息”激励我们要发愤图强，“厚德载物”告诉我们要仁厚宽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刚一柔，相得益彰，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
| B．中华民族无比重要的精神基因是“勇者不惧”，真正的勇者只要受到道义的感召，就会产生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 |
| C．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成就了勇士，使得勇士能够克服自身烦忧，积极超越自我，成就英勇人格。 |
| D．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新冠疫情和脱贫攻坚取得胜利都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撑。 |
| A．勇者不惧外在的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表明还需要加强道义的感召，才能修炼出“勇者不惧”的品格。 |
| B．孔子有临危不惧的沉着静气，因此他反对子贡将危机当作不幸的遭遇，而将其视为幸运的事情。 |
| C．材料三第二段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了民族精神内核的变化，第三段结合抗疫现实论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
| D．新冠肺炎疫情中义无反顾奔赴抗疫一线的逆行者，在“克己”中“成己”，体现出“勇者不惧”的大勇。 |
| A．“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 |
| B．“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 |
| C．“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鲍照） |
| D．“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屈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
5．这三则材料论述的内容都与民族精神有关，但论述上各有侧重点，请简要概括。
材料一：
近几十年来的“红学”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而《红楼梦》作为经典名著，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更应该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对《红楼梦》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不仅仅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仅仅是“有情之天下”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而且是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这是超越种族和国度的。《红楼梦》中有生活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三重世界，《红楼梦》还写了希望、烦恼和无奈失落三个生命历程。
(摘编自成中英《<红楼梦>的世界、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红楼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可借鉴的艺术典范。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世界文学史领域里，它达到了高峰。《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入化、浑朴天成。小说中表现出的唯物观、辩证论、发展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红楼梦》成书迄今已200多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而且也得到其他民族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感动了不同民族的读者。
其《红楼梦》即梦断红楼、梦逝红楼之意，《红楼梦》的创作以贾、史、王、薛(谐音理解为假、死、亡、血)四大封建贵族大家庭为背景，叙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曹雪芹试从时代精神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角度切入，把握当时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与脉络，达到了对艺术性、文学性、思想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理解和深刻把握。《红楼梦》融政、经、文、艺、史、哲、理、法、医、社会、建筑、音乐绘画、舞蹈、戏剧、孔儒、李道、释佛、玄学以及伦理于一炉，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产物，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不是死的小说，而是有时代精神活跃其间的“活”的化身。
“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东方三大显学。红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一览无余。
(摘编自李海林《<红楼梦>赏析》)
材料三：
《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我们不只是在读《红楼梦》，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许多人把《红楼梦》摆在床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段，若有所悟，每次感觉都那么不同。
许多人会问《红楼梦》十二钗，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林语堂说：最喜欢探春，最不喜欢妙玉。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反复看了二三十次《红楼梦》，我不敢回答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问题。
探春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妹妹。她的母亲赵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妾。因为卑微的出身，赵姨娘似乎总是愤愤不平，嫉妒他人，总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她也把这委屈转化成报复他人的恶毒言语或行为，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探春，也不例外。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想摆脱母亲卑贱的出身牵连，她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出不同于母亲的格局。她处事公正不徇私，曾经在短时间内代理王熙凤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兴利除弊，展现了精明干练的管理才能。
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林语堂一定喜欢探春，探春是他尊崇的生命典型。
但是妙玉呢？妙玉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道败落，不得不出家为尼，她寄养在贾家的寺庙中，看来是修行，心中却积压着不可说的郁浊的苦闷。妙玉孤傲，看不起俗世的人，对乡下来的刘姥姥嗤之以鼻。她孤芳自赏，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日，恐怕也很难有朋友，在世俗社会，总是招人嫌怨。我们能够“不喜欢”妙玉吗？我们能够嘲笑妙玉吗？
《红楼梦》的作者，没有“嘲笑”，只有“悲悯”，没有“不喜欢”，只有“包容”。《红楼梦》的作者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
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他对任何生命形式，都没有“不喜欢”，都没有恨，包括地位卑微的丫头、仆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们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对象，都是可以被欣赏的。他在繁华的人间，看到芸芸众生，似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像自然中的一朵花，他没有比较，只有欣赏，只有欢喜与赞叹。
多读几次《红楼梦》，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原来也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会再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
(摘编自《蒋勋说<红楼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红学”是东方三大显学之一，其研究集中在人物、医药、法律、饮食、服饰、园林等等微观方面。 |
| B．《红楼梦》因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感动了很多人，所以乃至在世界文学史领域里都达到了高峰。 |
| C．《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在读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我们也是在阅读自己的人生。 |
| D．《红楼梦》的作者不喜欢妙玉。小说中的妙玉家道败落，出家为尼，孤芳自赏，心中积压着郁浊的苦闷。 |
| A．材料一认为阅读研究《红楼梦》应立足于小说的社会背景、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不能忽视文学本身。 |
| B．《红楼梦》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是思想小说，又是社会、经济、政治小说，读者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
| C．《红楼梦》呈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作者引领我们理解每一种生命不同的处境，去悲悯和包容。 |
| D．宝玉关心每一个人，对谁都没有恨，对丫头、仆人也尊重、欣赏，这体现了宝玉善良、顺从的性格。 |
| A．《红楼梦》的创作登峰造极，出神人化，浑朴天成。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
| B．《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被翻译成了各种文字，方便阅读。 |
| C．《红楼梦》是中国18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内容丰富，思想性强。 |
| D．《红楼梦》的意义存在于多重世界和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观照现实生活之中。 |
5．在《红楼梦》十二钗中，林语堂为什么最喜欢探春？请根据材料三简要概括。
材料一：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是最令人神往的诗歌鼎盛时代。陈子昂、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相继高扬“风骨”传统，使“诗具风骨”成为盛唐诗歌的共同特征。那么，何谓“风骨”根据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阐释，“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与发扬“中国风骨”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代语境下每位诗人需要思考的新课题。
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风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具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躲避崇高”“崇俗”“崇私”等诗歌口号的提出，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以暴露个人生活隐私为内容，让诗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轻浅琐碎，没有思想、内涵和意义，将诗本来应该拥有的典雅、崇高彻底解构，其恶俗轻艳让人不堪卒读。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忧虑，等等，这些诗歌都具有深刻的教化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崇高，具有神圣内涵的佳作，建构新时代的诗歌风骨。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一些诗人提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口号，一些诗人便不再讲究文辞、技巧，虽然形式上采取了新诗的分行形式，却不过是将一句话分行排列，如梨花体的“一只蚂蚁又一只蚂蚁”、乌青体的“白云真白啊真白”等，用词直白随意，失去了汉语诗歌的美感，风骨显然早已荡然无存。当然，当代依然有很多诗人在努力铸造与锤炼诗歌语言，如潘维在其诗中试图构造的汉语帝国，实则是对汉语魅力的重新发现与塑造；胡弦、李轻松、路也等诗人都如火中淬石般用心打磨诗句。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不会被质疑为“口水诗”“废话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总之，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所说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与发扬古典诗歌传统与中华传统精神延续下来的“中国风骨”，从而向新的诗歌高峰挺进。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二:现阶段有些诗歌充斥着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除了能够看到一些诗歌技术上的明显进步外，在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上反而给人以萎缩和晦暗之感。有些诗歌竟然以规避崇高和抵制优美为傲。显然，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侏儒症和自闭症。在此，我们急切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的情感。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趣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和责任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很多诗歌体现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抒发了挚烈的家国情怀。如今许多诗歌作者淡忘人民，缩进自我的小天地，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不是诗，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中国诗人。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理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伟大的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他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力，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而时代的史诗，或者说，史诗性写作，需要与之匹配的堂皇卓越的恢宏结构以及使之最终得以呈现的华美壮丽的诗意辞藻。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勰把“风骨”解释为作品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并把诗歌是否具有风骨作为评价其优劣的标准之一。 |
| B．有些作者以记流水账的方式创作诗歌，但也有一些作者如曾卓等继承了中国风骨的传统，创作了许多佳作。 |
| C．一些诗人提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口号，这是和诗歌创作对语言的美感要求背道而驰的。 |
| D．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恢宏的事物和伟大的英雄，会促使当代中国诗人创作出具有崇高情感的作品。 |
| A．如果没有陈子昂、李白、高适等诗人对“风骨”传统的继承与弘扬，那么唐代诗歌或许就会缺乏“风骨”。 |
| B．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虽然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以牺牲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 |
| C．杜甫的《登高》既写了身世之悲，也写了忧国之情，这说明“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是可以相互统一的。 |
| D．两则材料都论及新时代诗歌创作，也都写了新时代诗歌创作存在的弊端，但二者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 A．宋人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讲道义，重德行，勇担当，尊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色，绵延至今仍熠熠生辉。 |
| B．荣誉面前不争功，利益面前不计较，困难面前不躲闪。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推功揽过是可贵的修养境界。争功诿过者则不然，他们在荣誉面前热衷追逐，利益面前斤斤计较，困难面前绕道而行。前者为公，着眼的是大局；后者存私，打的是小九九。 |
| C．人们读书应该有所选择。书籍犹如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书只须知道其中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通读、细读、反复读。 |
| D．事业因执著而成功，人生因坚韧而出彩。这样的执著和坚韧刻印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生命里。他毕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推广，几十年如一日，为人民谋福祉，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 |
5．新时代诗歌为什么需要“中国风骨”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所谓批评文体，就是“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中国文学批评文体随着历史的发展，曾经发生过、存在过许多种不同的类别。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是基于文学文体的变化的。一般来说，文学批评肯定滞后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只有先出现文学创作，然后才会出现文学批评。因此，当中国文学经过远古神话而发展成二言诗、四言诗和诸子、历史散文的时候，文学批评才开始逐渐萌生。主要表现为对话体，或附存于史学等著作之中。这时尚未出现专门论文学的批评家，也没有出现专门的论文著作，所谓的文学批评就是著作中有关文学的片段、零散的“批评”。当中国文学发展成较为精致的律诗、唐宋词和散文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文体也因特有的思维方式发展为笔记体的诗话、词话，以诗论诗体，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以及小说戏曲评点。但是，传统的文学批评文体不适合元明清时发展迅速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文体的变革要求中国文学批评做相应的转型。
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从文学起源一直到清末，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文体范畴都是文章诗词，而小说之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清末之前，文学批评转型的要求还不十分强烈。而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小说突然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文体，占据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当此之时，小说理论批评的转型就变得迫切而且必要。
既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文体诗话、词话和评点不能适应对小说等叙事文学的批评，那么论著体是否能承担此重任？论著体是现在最常见、最严谨的文学批评文体，既可以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又可以做到推论合理，推论步骤清晰完整，正好适合对小说等长篇叙事文体进行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有其“社会危机”和“西学东渐”的原因，这二者都属外部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内因起决定作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内在原因集中体现在批评文体与批评对象的矛盾中。
总之，中国文学文体的变革，即以诗词等为主体向小说为主体的转变，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转型，即以诗话词话体为主向论著体的过渡。
（摘编自舒玲娥、庄桂成《文体变革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材料二：
与古代文论的“无体”相反，现代文论是有体的：就大的门类而言，现代文论的书写可分为两大类：学院批评与传媒批评。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无体之体”的传统被中断，古代文论所特有的生命感悟和诗性言说被丢弃，剩下的是批评文体的格式化，是言说方式的枯涩和单一。
其实，当下文学理论批评书写的格式化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格式化只是症状，要害之处是工具化。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只有被格式化的东西才能成为工具，用起来既方便又实惠。我这里说的“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论证西方批评理论的工具，一是作为兑换利益的工具。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基本上被中断，从批评观念到批评方法，从入思方式到书写方式，中国文论基本上是奉行“拿来主义”：欧美的，苏俄的，日本的……中国文论既丢失了自己的理论话语，又丢失了自己的批评文体，走上一条失“语”失“体”的双失之路。
工具化的批评文体，对外是去论证别人的理论，对内则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后者而言，批评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兑换：兑换学位，兑换职称，兑换项目，兑换奖励，兑换红包，兑换一切可以兑换的东西。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是一种文学性书写，也是“为情造文”。我们以书信体为例，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曹丕《与吴质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都是批评史上的名篇。这些书信体的文学批评，为情造文，情真意诚，以情动人，理在情中。
中国文论批评文体之演变的总体趋向，是由古代的“无体”走向了现当代的“有体”，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无体之体”的影响，至少在20世纪还有流风余韵：比如鲁迅杂文批评的卓吾体貌、钱锺书谈艺管锥的诗话体制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承续了古代文论“无体之体”的文体传统。认真梳理中国文学批评“无体之体”的文体传统并揭示其演变规律，对于“破”当下文学理论批评写作的格式化、工具化、平面化之弊，对于针砭当下流行的种种文体病症，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摘编自李建中《论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无体之体》）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着依存关系，没有文学创作就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 |
| B．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大致萌生于二言诗、四言诗和诸子、历史散文出现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对话体，或附存于著作之中。 |
| C．当下文学理论批评书写存在格式化现象，原因是某些人把批评作为兑换利益、兑换一切可以兑换的东西的工具。 |
| D．笔记体的诗话、词话批评文体的出现是伴随中国文学发展成较为精致的律诗、唐宋词和散文而出现的。 |
| A．材料一紧扣文学文体与文学批评文体的相应变化来论证“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变革及转型”的必要性。 |
| B．材料一与材料二均谈到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文体问题，但前者持否定态度，后者持肯定态度。 |
| C．论著体能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推论合理、推论步骤清晰完整，适合对长篇叙事文体进行批评。 |
| D．材料二列举了司马迁《报任安书》等例子证明了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是“为情造文”。 |
| A．小说理论批评的转型在小说突出之时变得迫切而且必要。 |
| B．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文体不能适应对叙事文学的批评。 |
| C．“社会危机”和“西学东渐”的外部原因与文学批评文体内因的共同作用。 |
| D．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无体之体”特点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
5．当前如何推动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健康发展？请结合材料二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四章·差序格局》）
材料二：
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尽管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摘编自何国盛《“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西洋，“家庭”是一个指向极其明确的概念，而在中国，它所包含的范围却很含糊。 |
| B．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如同一个蜘蛛网，这张网以“自己”为中心、可能涉及无穷多的人。 |
| C．材料二所谈及的“断亲”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心理意义上的，而非法律意义上的。 |
| D．可以预期00后年轻人结婚成家后，必将唤起新的亲缘，传统的亲缘关系也会复原如初。 |
| A．费孝通先生“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比喻，形象地表明了西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即“团体格局”。 |
| B．“家庭独立”的程度往往与社会的发展程度、人们的生活水平成正比，与对传统亲缘关系的依赖成反比。 |
| C．当今社会教育的内卷严重挤占了青少年亲缘交往的时间，这是青少年中出现“断亲”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
| D．现实生活中，血缘、亲缘关系远远要比学缘、地缘关系重要得多，所以全社会都必须重视“亲缘唤醒”。 |
| A．吴局长把众多微信群中的“工作群”置顶，然后才是“家族群”“同学群”等等。这种排序体现了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提及的“差序格局”。 |
| B．因为老宅拆迁，本来关系亲密的张甲和张乙两兄弟，因拆迁费用分割问题而导致关系恶化，亲情隔断，这也是一种“断亲”现象。 |
| C．王同学和李同学的家长为教育孩子等问题而成为微信好友，关系密切，这表明传统的亲缘关系已经被现在的各种“朋友圈”所替代。 |
| D．江浙一带有的地方在富裕后新建了大量祠堂，加强了大家族之间的亲缘交往。可见经济发达、人们生活富足会增强人们对传统亲缘关系的依赖性。 |
5．“亲缘唤醒”是解决当前“断亲”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请结合材料和现实生活，谈谈有哪些方法可以“唤醒”日渐疏远的亲缘关系。
材料一：
“拟史”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以“史”的视角观其他作家作品，表现为将作家作品比拟为史传进行阐释与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拟史”批评中，“拟《史记》”批评由于其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已经从一种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拟史”批评根源于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经重史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即流露出“比《春秋》”的拟《春秋》动机，其后因单篇流布，多有亡逸。西汉元成年间褚先生仿《史记》体例补写亡篇，可视为最有代表性的“拟《史记》”创作，故而后世多有将杰出的史书比拟为《史记》的现象。而唐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此后，其他文体中“拟《史记》”批评现象层出不穷。散文领域，韩愈曾评柳宗元的文章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到宋代，苏轼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拟为司马迁的现象。后来，元代杨维桢《吊谢皋父》中称谢皋羽“文似太史公”。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以《史记》为旗帜，相关文论更是将“拟《史记》”批评发挥到极致。到清代，姚莹将姚鼐也拟作司马迁。由此可见，“拟《史记》”批评作为散文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念，对文学创作与审美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外作品。近代黄遵宪评价日本古贺精里《赠茶博士某序》曰：“叙述茶事甚详，而抉剔弊窦，曲尽情状，如太史公《货殖传》。”
在诗歌领域“拟《史记》”批评同样影响广泛。宋代苏轼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马迁”的议题。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对“杜甫似司马迁”的解读重在风味而非形似，是对苏轼之论的深度解说，而其实质则侧重的是杜诗的诗史价值。
诗文之外。其他文体作品中“拟史记”批评也层出不穷。小说领域，明代金圣叹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的重要观点。将《水浒传》拟作《史记》进行叙事、写人等文法方面的评点，其后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戚蓼生《石头记序》将《红楼梦》与《史记》比拟，称《红楼梦》“殆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
此外，辞赋领域，宋代罗大经将《赤壁赋》与《伯夷列传》类比。戏曲领域，明代韩邦奇最早将关汉卿与司马迁并举；可见“拟《史记》”批评在戏曲领域同样影响深刻。
“拟《史记》”批评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正如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评价诗歌领域的“拟《史记》”时所言，“杜诗似《史记》，不但为太史公增价，并为工部雪冤矣”。“杜诗似《史记》”的论题，对《史记》与杜诗的经典建构皆有价值。不同文体领域共有的“拟《史记》”批评反映了《史记》传播的广度与文学影响的深度。不同文体在文学功用，接受群体、审美特征等方面皆有区别，而不同领域的“拟《史记》”批评都将《史记》视为重要的文学经典而树立，反映出《史记》在不同维度的经典化过程。同样，依赖“拟《史记》”批评，不同文体寻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从而为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与学习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刘彦青《“拟<史记>”批评与<史记>的经典化》）
材料二：
中国小说传统源远流长，丰厚博大，“拟史化”倾向无疑是中国小说传统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谓“拟史化”，即注重小说与历史的依存关系，把小说看作是历史著作的变种，强调小说“补史之阙”的作用。
这种“拟史化”倾向早就被中国古代学者们揭示出来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稗官”，即为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官，可见小说的诞生即与史录有关。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直接把小说与历史著作类比，强调小说与正史“参行”的功能和小说家的“史家”身份。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与西方小说有着迥然的差异。西方小说产生较晚，但它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而亚里士多德总结古希腊文学经验的《诗学》是后来西方古典文学发展必须遵循的圣经。这里的“诗”是文学的统称，更是叙事类作品（主要是史诗和戏剧）的特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叙事文学（包括后来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强调与历史著作相区别的，他们把文学（包括小说）看得比历史著作更高级、更有价值，都认为文学（小说）比历史更真实。这恰恰与中国的传统相反，中国把历史著作看作是校准小说的墨绳，中国古代小说家的终极目标是“补正史之阙”。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在近代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风行而逐渐式微了，以至当代人对此几无印象。在今天提出和梳理中国小说传统并不是出于狭隘的复古倾向，也不是要发泄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当下在中国日益膨胀以至泛溢的“虚构”化小说稍加矫正。虽然中国传统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并不见得值得我们全部肯定，但它积极的入世精神和自觉的艺术担待，对历史真相和生活真谛的不懈探究，值得今天好高骛远的作家们认真镜鉴。
（摘编自张浩文《中国古代小说“拟史化”传统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启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拟史”批评以“史”的视角观照其他作家作品，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影响范围较广。 |
| B．“拟史”批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儒家文化的宗经重史思想，后来历代文学批评家加以丰富与发展。 |
| C．在散文领域，“拟《史记》”批评对文学创作与审美有重要影响，在诗歌、小说、辞赋、戏剧领域也影响深远。 |
| D．近代以来，中国小说“拟史化”倾向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而衰落，说明它在新时代已经失去了意义。 |
| A．材料一主体部分按照历史顺序，充分论述了“拟史”批评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状况。 |
| B．不同文体可依赖《史记》建立“拟史记”批评，再依赖“拟《史记》”批评找到共通之处。 |
| C．班固解说小说的诞生的例子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与“拟史化”倾向关系十分紧密。 |
| D．材料二末段既点出中国传统小说“拟史化”倾向的不足，又指出其价值，具有辩证思维。 |
| A．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谈到“今王实甫《西厢记》为传奇冠，北人以并司马子长”。 |
| B．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 |
| C．姚莹在《识小录》中曰：“惜抱轩诗文……文品峻洁似柳子厚，笔势奇纵似太史公。” |
| D．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记》等文章称颂柳宗元的文学贡献和政绩。 |
5．你班将举行“杜甫似司马迁”交流会，请结合材料一和杜甫的诗歌风格列出你的发言稿的要点。
材料一：
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中，使用野生物种听起来好像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事。但是对于部分国家的人来说，使用野生物种却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正如此频繁地使用野生物种制品。
事实上，利用野生物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与野生动植物之间联系密切，我们吃的鱼、服用的止咳药当中的某一味草药，很可能来自野生物种。甚至我们使用的木质家具，曾经或许也是一棵生长在野外的参天大树。甚至我们从大自然当中获得的快乐与灵感，比如观察野生动物，也是野生物种的另一种用途。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2019年全球评估报告》指出，人类的直接开发是导致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许多物种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灭绝。这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一些行为正在伤害野生物种，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依赖其中一些物种提供的食物、衣服、住所等。
换言之，我们人类一直在利用野生物种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然而当我们破坏自然的同时，我们也在伤害我们自己——我们关于使用野生物种的政策和决定对我们的健康、粮食安全、生计和总体福祉都有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应该吃鱼，不能吃止咳药或是使用其他材料来建造我们的房屋，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健全且不断更新的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确保人类对野生物种的使用是可持续的。
（摘编自《野生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材料二：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近10年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推动就地与迁地保护，有序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估，实施最严格执法监管，持续提升社会参与度和公众意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2021年10月，我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会议通过《昆明宣言》，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了强劲动力。
截至2021年，我国已建立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约占陆城国土面积的18%，提前达到17%的“爱知目标”。不断建立植物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以及种质资源库、基因库等，迁地保护体系日趋完善。近年来，东北虎、东北豹、亚洲象、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加，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已突破8000只，112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实现野外回归。完善就地与迁地保护体系、创新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中国实践，为全球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恢复脆弱地区生态提供了宝贵经验。
（摘编自《守护生物多样性我国提前达到17%的“爱知目标”》）
材料三：
保护生物多样性，人类需要有进有退。所谓进，是主动帮助濒危的动植物，让它们能够重新适应物竞天择的大自然；所谓退，就是把生存空间还给生物，让它们休养生息。这“一进一退”的努力，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其中最根本的硬道理就是发展，是舍得而且有能力为生态文明花钱，包括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钱。保护生物多样性事关人类家园的终极存亡，世界各国在目标上没有分歧，可是怎样承担责任，怎样把资金和技术引流到发展中国家，怎样补贴那些为了全球生态牺牲经济利益的地方，必然会有分歧和博弈，需要真诚地沟通和合作。所有人都知道：这条路不走不行，半途而废也不行。在这个全球共识基础上，相信我们终将形成一套有智慧的行动方案。
（摘编自《在全球共识基础上形成有智慧的行动方案》）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非常频繁地使用野生物种制品，但人类社会避免不了要利用野生物种，我们的生活与野生动植物之间联系密切。 |
| B．《2019年全球评估报告》指出100万种动植物灭绝了，主要原因之一是人类的直接开发，这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应该引起重视。 |
| C．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东北虎、朱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加，一些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实现野外回归。 |
| D．保护生物多样性事关人类家园的终极存亡，世界各国在目标上没有分歧，但在怎样承担责任上会有分歧和博弈，需要沟通和合作。 |
| A．人类从野生动物身上获得的快乐与灵感比从野生植物身上获得的要多一些。 |
| B．中国创新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实践，为全球恢复脆弱地区生态提供了经验。 |
| C．中国审议通过并发布的《昆明宣言》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了强劲动力。 |
| D．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所以人类需要有进有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