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①新技术当真是最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重峦叠嶂架起高速通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②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脑残体”……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③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在失去文化之肺；地铁上的“低头一族”，看的不是书报而是手机……商业和消费主义冲刷之下的大众审美河床，最低水位正在下降，有些地方甚至裸露出干涸的河底。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④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尼采曾对报纸的出现怒不可遏，认为这意味着忙乱、廉价的“短暂之物”取代了“永恒之物”。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

⑤这样的感叹固然有其价值，但放宽视野却会发现，从印刷术的普及，到声光电的传播，再到信息技术的兴起，任何一次传媒工具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文化话语权的转移。新中国“17年文学时期”全国仅发表长篇小说200部左右，谁又能想到如今某一文学网站号称有123万个作者，其中很多以每天1万至3万字的速度写作？正是报纸、影像、网络等技术手段的普及，让人类的文化空间拓展了而不是枯萎了，让知识和文化更能服务大众而不是被一小群精英所垄断。

⑥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有人做过统计，在当代中国，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界的表层，更庞大的群体基本不在网上发声，比例甚至低于领导干部。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⑦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对于有数千年文化的中国来说，信息化和技术时代带给我们的冲击更为猛烈，产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⑧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1月06日）

经著名作家王蒙、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郑重推荐，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议后，最终批准青年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协会成员。王蒙和郭敬明做客北京卫视一档名叫《书香北京》的节目，在夸郭敬明“聪明、谦和、语言好”后，又不客气地批评他“爱堆砌华丽辞藻”“文章华而不实”等，最后他还点了郭敬明的死穴：太做作。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从过去以“引进来”为主，到如今量质齐升、版权输出至众多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国童书的创作和出版备受瞩目。这既依赖于高质量的创作和设计，也得益于多样化的国际出版合作。扬帆出海的中国童书，有信心让市场检验影响力和传播力，有信心赢得国外小读者的喜爱。

屡获大奖，中国童书受海外瞩目

不久前，一本中国原创童书被列入英国《金融时报》“2019最佳童书”。由陈佳同创作的《白狐迪拉与月亮石》是国际知名出版人巴里·坎宁安引进的第一本中国原创童书，他说：“这本书和作者陈佳同让我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中国叙述故事的独特文化魅力。”目前“白狐迪拉”系列图书的版权已输出到英、美、法、德等国。

中国童书屡获大奖，受到外国出版商的青睐。在博洛尼亚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书展上，中国童书出版企业的展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展商。英国著名童书出版社尤斯伯恩出版公司总经理皮特·尤斯伯恩曾对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我把我们的员工都放到中国展台上，希望让他们了解中国童书市场。”这说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更加受到关注，中国童书更加引起了国外出版公司的重视。

量质齐升，引进和输出逐渐平衡

从主要引进海外童书，到如今中国童书输出国外，“走出去”与“引进来”正逐渐走向平衡。

我国庞大的市场需要大量优质童书。此前，引进版童书曾是中国童书出版行业的热点。如今，童书已成为我国出版业中发展快、效益好、竞争激烈的板块之一。全国580余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从事童书出版，每年印制童书近9亿册，品种多达2．3万余种。201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与斯洛伐克的奥拉出版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后者曾拿着样书请资深科普出版人审阅，结论是：“这本中国百科全书内容扎实可信、质量上乘。”该出版社对外合作中心主任马丽娜说，近年来我国童书进步明显，外方之所以看好《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其品质，现在我们的图书走向国外完全按照国际版权交易规则来做，让图书接受市场的检验。

多种合作，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目前，中国童书“走出去”呈现多种渠道、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景象。除了版权输出，中外合作创作、开设海外分社等新形式也日渐兴起。

天天出版社目前正与挪威一家出版社合作开展“中挪图画书共创项目”，双方各派出3位作家和3位插画家，两两合作创作6本图画书，同时在各自国家出版。“之所以采用中外合作创作，一是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市场和读者需求，二是为了取经，看人家是怎么创作和运营的。”天天出版社社长张昀韬说。挪威出版人斯韦恩也表示，“图画书共创”的方式使中挪两家出版社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文化合作。中外合作创作把双方优势集中起来，更有益于中国童书提升质量、开拓国际市场。《白狐迪拉与月亮石》的封面及插图，就由西班牙著名插画师绘制，将书中的奇幻世界生动地展现出来。

如何继续扩大中国童书影响力、加深中外合作？白冰认为，要让国外读者更多关注中国图书，中国出版界还应加强与对象国新闻媒体的联系，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每次国际书展都可以请使领馆帮助，约请当地媒体参加，利用媒体增加在当地读者中的知名度。张俊显建议，中外合作中要注意选择能进入当地图书发行主渠道的合作方。正是由于与日本一家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合作，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童书才得以顺利进入成熟稳定的发行渠道。

(摘编自张贺《中国童书，赢得国外小读者》，人民日报2020年2月10日)

材料二：数据显示，中国原创童书与引进版童书的比例基本保持在3：7。尽管我们一直追求让童书“引进来”与“走出去”达到平衡，但在竞争越发残酷的态势下，为快速抢占市场，很少有人愿意好好创作、打磨自己的精品，而是热衷于引进，经过简单“勾兑”就投向市场。此外，缺乏优质原创人才也是国内童书原创不足的掣肘因素。一些出版社表示，做原创童书就是赔钱买卖。各年度童书畅销排行榜中鲜有新书，基本都是出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老书。新书入榜难也打击了优质原创人才的创作积极性，一般原创作者往往会因“耗不起”而流失到其他创作领域。多年来，我国童书还存在着选题重复、跟风模仿、同质化出版的问题。有报道称，在网络书店搜索《妈妈不是我的佣人》，会出现《爸妈不是我的佣人》《父母不是我的佣人》甚至同名图书等10个不同品种。

可以说，对进口依赖强、国内原创作品不足、结构单一等问题，是当前我国童书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中国童书出版要完成从“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相关部门到出版社、创作者等，都要围绕种种问题，切实完善顶层设计，注重培养创作人才，为童书原创提供充足的发展后劲，这样才能更多地振兴原创，走向海外。

(摘编自何勇海《理性看待中国童书“走出去”》，中国作家网2020年3月11日)

材料一：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从社会实践和治理来看，调查研究是关键，不仅是谋事之道，而且是治理之道，更是成事之基。

调查研究是“找题”的路径。发展是一种规律，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是一种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问题解决的唯一影响，就是解决问题的快慢程度，彻底程度。发展与问题是相伴的，有发展就会产生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就推动了发展。因此，当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不能说问题是不存在的，而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发现问题。

调查研究是“解题”的办法。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努力寻找“解题”的办法，重点是提高“解题”的能力。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政治理论，社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让自己在不断学习中增强本领，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党员干部应当增强的“八项执政本领”。比如，当前脱贫攻坚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脱贫攻坚聚焦聚力，加强对贫困户的帮扶，帮忙出谋划策、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致富能力，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绝难做到的。

调查研究是各级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各级干部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看问题，做决策前都要搞一搞调研，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声音，让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更加清晰具体，防止出现“自以为是”的情况。要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探索方法、创新形式，真正助力领导力、执行力、凝聚力的提升，这才是干部治理能力的体现。

（摘编自舒维春《调查研究是治理之道》，映象网）

材料二：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可以说，高质量的调查研究能够客观精准掌握基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发现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谋划破题之策、探寻工作规律，对于推进落实党的各项任务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这些都充分表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然而，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进调查研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抑或是机械看看、走走过场，等等。这些都让本该务实求真、密切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成为个别领导干部“作秀”的“盆景”，不仅给调查研究“抹了黑”，也难免让群众鄙夷。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组织部门来说，调查研究是“家常便饭”，是高效率、高质量推进落实工作的“金钥匙”，甚至可以说调查研究开展的好坏直接关乎工作的成败，在此过程中，组工干部应把握好针对性，实效性、严谨性。

调查研究要突出针对性。若射之有的也，的必先立。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真实准确掌握基层“第一手”资料，为推进落实工作打好基础、谋划路径。因此，开展调查研究之前必须厘清具体调查内容，调查方式，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尽可能地把调查研究各项工作想细想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调查研究要突出实效性。所谓调查研究，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调查”和“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因此，调查时要真要实、要活要暖，要“听见”还要“看见”，要“身入”更要“心入”；研究时要紧密贴合调查结果，绝对不能搞成“调查”和“研究”两层皮，要把调查的实际情况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不能藏着掖着。

调查研究要突出严谨性。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调查研究的核心要义就是真实可靠。就是真正把握好民意、挖掘到实情。因此。开展调查研究时从始至终都要高标准、高质量。不能打半点折扣。坚决不能高高在上，官味十足，要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进而真正形成真感情、真判断、真举措。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摘编自李金见：《调查研究要讲究“三个性”》，人民网）

材料三：

究竟什么是调查研究？科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具有什么特征？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当需要亲自动手进行一项调查研究时，有些人往往仅凭头脑中对调查研究的感性认识和工作热情就大胆去做。当然，这种精神是好的，但是这种调查研究得来的成果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情况？会不会歪曲事实，误导决策？比如，有的在几万人的总体中，仅仅调查十几个人，甚至只调查了几个人，就得出有关这个总体的结论；有的根据极端特殊的样本，得出的却是有关一般总体的结论；有的把表面上存在差别而实际上并无差别的统计结果作为阐述变量关系的依据；还有的在调查中对调查对象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甚至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等。

老一辈革命家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他们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成果，对于指导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今时代信息手段十分发达，利用信息工具了解和掌握情况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式。但不管通信手段多么发达，有多少了解情况的其他渠道，都不能替代亲自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地调查研究。党政领导干部和学者学生们，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章、著作中来，使我们的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均衡发展问题、创新创业问题、精准扶贫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很多问题前无古人，旁无借鉴，这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广阔的实践平台……但是，有时候通信工具发达了，离群众却远了；科技手段先进了，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却难了。当前的调查研究，还不能紧跟理论研究的步伐，还不能为党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

（摘编自廉思《如何有效开展调查研究》，人民周刊》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地劳动”，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重大理论指导，是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重大任务。

在2013年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历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者杰出代表，既包含体力劳动者，又包含脑力劳动者；既包含简单劳动者，又包含复杂劳动者；既包含物质生产劳动者，又包含精神生产劳动者。诚实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一样，都是对劳动的性质规定，前者是强调劳动目的、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强调劳动要素、方法和结果的发展性。

（摘编自文新华《论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深入推进劳动教育》）

材料二：

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劳动教育是成长成才的题中之义。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立德树人的理念，对推动劳动创新、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孟子》中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载。勤劳创业、耕读传家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劳”与“学”在历史上从未分离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儿童劳动教育应谋求手脑相长。长期以来，劳动教育融入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发挥了兴国利民的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在学校课程的实施中，存在“口头上重视、课程上忽视”等情况，劳动教育内容大多以活动的方式呈现；社会和家庭对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推动全社会重视劳动教育，就要使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常规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形成劳动树人、协同育人的格局。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意见》强调，“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劳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意见》同时提出，“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包括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统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有序安排学生集体劳动，等等。而从社会角度看，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可以开放实践场所，工青妇、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可以搭建多样化劳动实践平台。

在推动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理念的基础上，更应倡导创造性劳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注重生活实践、社会实践、劳动实践的锤炼，培养孩子们的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近年来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出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等，就是着眼于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更能在劳动中拓宽个人成才、国家发展的广阔天地。

马克思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广大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动他们从小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之美，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习惯，从而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用劳动之手创造幸福生活。

（摘编自吕文利《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

材料三：

人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要受到方方面面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在教育中，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方面，让学生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主动分担家务，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在服务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志愿服务，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参与社区治理。在生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丰富职业体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这样对劳动教育的进一步细化，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独特育人价值。

（摘编自陈云龙《劳动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

材料一：

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和习近平在2014年10月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性质和意义的理解认知。在现代世界，任何国家的文艺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个“讲话”给予了妥当的理论处理，二者虽然所处的社会语境有很大不同，但其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民本位下的民族文化立场。

两个“讲话”的人民本位意识，首先表现在“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基调上；其次，还表现在二者在语言表述上平民化的修辞与话语策略，极少采用专业词汇，而是采用口语聊天的形式，通俗易懂。

两个“讲话”的民族本位意识，主要表现在二者均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外来文艺，对外来文化、文艺观念及其作用和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反思；在主导性质和方向上，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意识。在中国化本土文艺话语建构成熟之前，中国文艺话语要么打着欧美国家文艺话语的印迹，要么打着俄日文艺话语的印迹，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犹若云泥。

《延安讲话》发表之前，俄苏话语成为左翼文艺界的主流话语。《延安讲话》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强化革命叙事中的农民阶级叙事。《延安讲话》极力提倡工农兵文艺，把那种对外来文艺观念“硬搬和模仿”的行为斥之为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延安讲话》成功破解了文艺理论现代发展中的“话语移植困局”，并以之作为话语阐释符码，成功建构了中国现代第一个本土化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北京讲话》之所以重视文艺发展中的民族本位意识，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是因为新时代中国的文艺发展面临民族文化自强的迫切要求，且其社会文化语境比20世纪40年代更为复杂。由于缺乏中国化的思维和理论根基，中国文艺学者成为苏联文艺话语、西方文艺话语的兜售者，他们用外来话语对中国文艺对象所作的似是而非的研究分析，很难解释清楚中国文艺的艺术性质和艺术特征，更难以解决文艺活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或难题。《北京讲话》中的文艺民族本位意识既顺应了世界大势，也顺应了国人民心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求。

《北京讲话》民族本位下的本土意识较之《延安讲话》论证得更为丰富，也更为充分。《北京讲话》以“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阐释符码为基本叙事单位，使“中国精神”得到了呈现。《北京讲话》不仅要求文艺创作主体在艺术理论和观念的理解上要有“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要求文艺创作主体在形式和技巧的认知上摆脱对西方文艺创作经验的迷信、依赖，从而在文艺创作活动中提升艺术创造的“核心技术”，锻造文艺领域里的“中国芯”。

两个“讲话”强调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民族化、中国化或者说“去洋化”，要求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立足中国文艺的实践，概括、提炼出中国化的文艺理论，并以之对中国文艺的发展及其审美价值作出理解、解释、认识、评价。

基于人民本位和民族文艺独立性立场的《北京讲话》将对新时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延安讲话》为解放区建构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艺现实，其后就涌现了以《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农民文艺作品，成为理论“创造”现实、引导文艺创作实践的典型例证。《北京讲话》为21世纪的中国人民建构了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现实，假以时日，未来中国文艺界必定会有表现“中国梦”的辉煌作品问世。

（摘编自张清民《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分析》）

材料二：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社会影响力不小，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盲盒的起源可追溯至日本的福袋。在盲盒火爆前，扭蛋、文具福袋等产品在一定的人群间也较为流行。盲盒营销类似于一种抽奖游戏的商品营销手法，能够大大刺激用户的复购率。由于二次元用户IP忠诚度高，常常有收集癖，盲盒营销最初大量用于二次元领域的手办销售。如今，盲盒营销已经成为IP玩具礼品、线上线下互动营销常用的方式之一。

（摘编自《盲盒经济大行其道：上瘾现象普遍炒作行为值得警惕》）

材料二：

图书盲盒、美妆盲盒、高校录取通知书盲盒、生鲜盲盒……近年来，以盲盒经济为延展的商业模式在各行各业被复制、借鉴。随着盲盒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大量购买盲盒。

作为一种商业营销模式，盲盒热潮带来了众多跨界创新产品，包括故宫、麦当劳、上海迪士尼在内的多个商家均将盲盒概念引入自己的产品。这类盲盒具有创新意义，不但塑造了品牌形象，增加了销售量，客观上还传播了文化和理念——如旺仔牛奶职业罐设置25种职业，包含电竞、说唱等新职业，体现出对职业更包容、多元的心态；2020年4月，“故宫淘宝”推出了“宫廷宝贝”“猫祥瑞”等主题盲盒，中秋期间还推出了故宫猫中秋限量盲盒，引发广大消费者的购买热潮。

随着盲盒热潮在图书、美妆、文创等众多领域延展，盲盒消费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但与此同时，盲盒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因为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盲盒本身是很难评估价格的，其标价实际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期望越大，价格越高。当然，这种心理预期的另一面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正因为如此，盲盒自问世之初起，就始终无法摆脱“变相赌博”的质疑。

从心理学上分析，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侥幸心理，体现在具体行为上，就是希望“以小博大”。盲盒的异军突起，正是因为迎合了人们喜欢“碰运气”的心理，不过，当一掷千金成为习惯，甚至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时，“碰运气”与“赌博”其实已没有实质性差别。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一路狂飙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有些盲盒将假冒伪劣产品收入其中，有些则直接放入人民币，演变成货真价实的赌博行为。

盲盒经济持续升温的过程中，鱼目混珠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泡沫化乃至“灰色化”的属性越来越明显。这些都在提醒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盲盒市场的监管和规范，不能让盲盒成为监管的盲区。

（摘编自《神秘盲盒不应成为监管盲区》）

材料三：

目前，盲盒相关产品投机性已成市场关注的热点。盲盒模式尽快进入监管视野，是许多民众所期待的。“盲盒理论上有可能被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认定为‘有奖销售’。”有业内人士称，“但它不同于现在众多流行的抽卡类手机游戏，监管层可以通过提取后台代码对中奖概率进行直接监管。盲盒的概率设置过程中应该如何来监管，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摘编自《盲盒乱象亟需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