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法制文明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已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秦汉时期，律成为统一法典的主要形式。西汉时期形成的汉律，沿用近400年。隋初，《开皇律》废除了前代刑罚中的鞭刑、枭首等“苛惨之法”。在继承汉魏以来法制经验基础上，唐高宗永徽年间撰成《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它明确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规定刑罚定罪，不以小过而滥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内容涉及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各方面，而对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视为细事。唐之后，历代律典多以唐律为蓝本。中华法系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等

材料二   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着手编纂近代法典。从1904年至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以“折中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等多部法律。刑律的修订，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刑罚原则、刑法制度和理论，如正当防卫、罪刑法定、缓刑制度。其中对于犯“十恶”等罪的规定仍被保留下来。同时，清政府开始法政官制的改革，规定大理院“专掌审判”，不受行政衙门干涉。1902年开始的修律与司法改革，遭到不少礼教派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在革命的枪声中被终止。

——摘编自严泉《晚清中国——告别“万历十五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

材料一   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官学”的崩溃，士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他们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一批只能靠着自己过去掌握的“六艺”来谋生活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阶级中也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周围团聚着一批门徒，成为了私学的首领，在思想言论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

——摘编自周德昌《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

材料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1月，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官学大臣，负责筹办复校事宜。张百熙受命后，积极从校舍、图书、课程等方面为复校做准备。1902年10月举行了第一次入学考试，12月27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复校后的京师大学堂增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又增设进士馆，设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头衔。

——摘编自杨波《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

材料一   东晋南朝以来，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皇权主要依靠士族支持，以致皇权极不稳定。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分强大，实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通过文学、才能等治理国家的专门文化知识，选拔青年才俊参与新政权的管理。唐初科举考试限制浊吏、商贾子弟应举，但中晚唐的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唐代按照诸府州文化程度、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各府州的解额，以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举子参加科考。

——摘编自金滢坤《科举制度创建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材料二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传统文人群体，“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无比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不需要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的出现，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崛起。同时，科举的废止，使一部分无钱无势的知识分子改而投笔从戎。进入20世纪初年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

——摘编自王莹莹《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