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延续而来，疆域、人种、民族、文化、社会和山川风貌，都是我们祖先的遗产。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道路。国家治理与道路选择、文化传统都是不可分离的。我国在国家治理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出令世人瞩目的治理能力。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不仅始终是有为的政治家们的梦想，是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也深深固化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一统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

——摘编自《学习时报》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

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一   1851年的英国伦敦万国博览会由阿尔伯特王子亲自组织，女王维多利亚通过外交途径邀请25个国家参展并由女王主持开幕。在这次博览会中，展品达10余万件，参展商达18000多名，吸引了630万参观者，盛况空前。恩格斯曾指出：“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逐渐步入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

——摘编自杨光《伦敦世博会：缘起、组织及影响》

材料二   1851年伦敦博览会和1866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清政府都得到英法政府的邀请，但都没有给予重视和积极的回应，没有派员参加。一直到1873年，在奥地利公使的一再催促下，基于外交考虑，清政府才勉强同意工商人等“如有意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赛者，悉听尊便。”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界博览会。1876年中国参加了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品共计720箱，6801种，展览占地“八千正方尺”。中国的丝、茶、瓷器、景泰器等在各国中推为第一。在此后的39年间（1867～1905），中国参加了总共不少于29次博览会。

——摘编自杨东风《中国参加1906年米兰国际博览会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新中国首个国际专业技术展——北京多国农机展拉开了博览会迅速发展的序幕。1985年，中国举办了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国际展览会——亚太贸易展览会，国内博览会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与此同时，参与国际博览会的事业也迎来了中国世博会的新时代，从198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到2005年参加日本爱知世博会，共13次出洋参赛。而1999年昆明园艺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2010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申办，则标志着我国博览会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摘编自《中国与世界博览会》

材料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改革问题。苏俄当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必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那时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重大的改革。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面对的不是太平景象，而是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苏俄的改革从对农民的让步，取消粮食征收制，实施粮食税开始。列宁说，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各界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中国必须走另一条道路。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情况下，农民对于改变现状的要求已经不可阻挡。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农民已经多次悄悄地进行改革的实验。在中国改革中农民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官方认可，中国的改革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起初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理论上的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7年中共十三大仍延续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摘编自郑异凡《苏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比较》

材料一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用人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摘编自漆侠《王安石变法》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分别是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年前后的维新运动，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材料三   国民政府于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金银外币被强制性地全面收兑，不仅退出货币领域，还被排除于商品流通领域。与此同时，厉行限价政策。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之初，曾宣布20亿元的发行限额，但是当月底便突破限额达到32亿余元，1948年年底为82亿余元。进入1949年之后，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的全面失败，军政各费支出倍增，而各种税收反形锐减，收支差额益巨，钞券发行遂急剧膨胀，物资匮乏，物价愈涨，而金圆券贬值愈速。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

材料   1964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年乔治·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商定，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等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两国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1984年两国政府签署了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方还就合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和电讯合作项目达成原则协议。1987年中法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财政议定书。根据议定书，法国政府在1987年向中国提供总额为6.4亿法郎的混合贷款。

——摘编自唐雅素《浅谈中法建交对中国之影响》等

材料一　　在革命者队伍中，孙中山先生年轻时期就坚决与封建服饰断裂，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一起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剪掉一头长发，脱去长袍。在孙中山的影响策动下，革命者纷纷断发易服。民国政府建立后，出台了民国新服饰穿着要点，以体现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学习西方服饰的简便原则，以西式服装为主。……早在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派就推行易服运动，但所易之服多为外货西装，导致利权外失，提倡土布西服，也不得要领，最后不了了之，惟中山装的出现，用土布也可以制得精美，使易服与提倡国货得以兼得，故政府大力推行国货中山装。

——摘编自勾爱玲、张朝阳《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服饰的演变》

材料二　　中山装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载体。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体现了个性的解放，其秉持的平等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中山装移植了这种风格和精神，使人耳目一新。此外，标准中山装的前幅衬的结构工艺、袖子的造型及裁剪方法均与西装相同。中山装上三颗纽扣、五颗门襟钮等设计可以看出对于符合天数“三、五”的钟爱。中山装对襟的设计体现了华人礼服中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以及对称均衡的审美意趣。

——摘编自罗义《身体·国家·认同：民国中山装的文化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