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视角进行高度概括的，然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究竟是怎么打破的？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细说下去。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苦苦地探寻。

我们知道，小说故事的元素是人物、情节、线索等，但如何组合，也就是结构方式，这才是创造，才能显示作家的天才。曹雪芹正是在《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组合方式这一点，打破了传统。

传统叙事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其时空表现形态虽各自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原则：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是一致的，文本形成的以主要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为枢纽来挽结和创建整体的时空结构，就是故事的时空结构。所以人们习惯分析叙事的结构方式时常常集中在时间链条上，提炼出叙事的主线和副线，形成传统线性的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

《红楼梦》追求时间艺术的空间化，打破了传统线性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历史、现实和梦幻混合、交织、重组，小说人物任意穿行在时间的隧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构成的立体时间体系中来来往往。“现在”不是折射过去的记忆，便是投影未来的图象，有时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并在物理时间、心理时间、梦幻时间和神话时间里进进出出。“传统”在被打破，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分离，创造了小说时间艺术的多维空间形式。这是我们过去认识不到的层面，也正是《红楼梦》叙事“新变”的内涵。

（摘编自郑铁生《〈红楼梦〉的故事是怎样讲的》）

材料二：

东晋一朝和明清两代，江南文化颇具特色，为《红楼梦》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三十七回写探春发帖倡议在大观园办诗社，其中有这样几句：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

这里引用前朝四个典故，如慧远组织莲社、谢安东山雅会、王子猷雪夜访戴、杜甫迎客扫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个均出自东晋，一个发生在东晋的庐山，两个则发生在东晋的江南，因其知名度甚高，所以在探春发出的帖子中，成了大观园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竞争的一种标杆。

当然，从女性角度说，东晋时期江南谢道韫少儿时代咏絮显露的才情也自然会影响红楼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这不但在“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直接用“堪怜咏絮才”来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亲时让宝玉写诗，宝玉反应迟钝，还是林黛玉帮宝玉代写了一首《杏帘在望》，得到元妃赞赏，也让人想起谢道韫在发现小叔子王献之与客人议论时理屈词穷，就隔着帷幕代王献之重新论辩，终于扭转局势，所谓“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后来，林黛玉与史湘云联句时的那种自信，林黛玉和薛宝钗同咏柳絮词的夺人眼球，似乎把围绕着的谢道韫女性才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体论，明清时代的诗社，特别是女性诗社的出现，是不同于晋代的一个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康熙年间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园诗社”和乾隆年间苏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给《红楼梦》描写女性创作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现实依托，而《红楼梦》的这种创作又反过来激励启发了后续的江南女性创作，挑战了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

就个人言，《红楼梦》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特别是苏州才子唐寅，在小说中，如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对小说不同人物的个性塑造、言行刻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不少学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与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举动。

总之，一种由晋代开启的江南性情文化传统，在明代得到。发挥，并在清代《红楼梦》中体现出集大成的意义。

（摘编自詹丹《一部〈红楼梦〉，是江南性情文化传统之大成》，有删改）

材料一：

中和之美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静穆等特性。

中和之美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德性精神的强调，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高尚人格的极力推崇，对艺术生命的高度重视，对艺道合一的不渝追求，都表明了中和之美是一种重德尚情、崇艺重生、强调和谐的普遍的和谐观，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性质和素朴的辩证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方法论原则和普遍和谐的人文精神，对于想摆脱生存困境、艺术困境和精神危机的今人来说，仍可能在某些方面提供极为宝贵的启示。尤其在21世纪，人类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谐原则仍然是最佳的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价值导向。

从当今世界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来看，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对我们的启示是，重视人自身的人文教化和塑造，重视高尚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仍然是现实人生价值取向的目标。从当今世界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来看，传统的审美和谐观也可以启示我们，在现实的入世精神与欢快、和谐、悦乐的心理状态之间保持和谐统一，在审美世界和功利世界之间保持协调统一。从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来看，人与万物是同类、同体，是平等的，更应该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从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来看，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也有助于西方当代文化矫正自己逻格斯中心主义[注]的弊端，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人走出单纯的西学东渐的心理惯性，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给以现代的解读，从而使世界文化可以分享我们的民族智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和之美作为古典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美学观毕竟有偏狭的一面。它过于单调、平淡，过多地将人的情感束缚于理性之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节制，使得古典艺术缺乏大悲大喜的情感宣泄和最尖锐的对抗冲突。就此而言，它实际上又是处在精神重压之下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作为一种人格理想、社会理想，它过于强调安命乐天、随顺世态、守中居正，易导致民族性格保守的一面。因而它并不具有直接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充满矛盾、充满冲突的新时代需要建立新的审美观。西方早在18世纪就已经抛弃了古典主义的以和谐美为特征的美学观而接受了以崇高为特征的美学观。而我们却步履维艰，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缔造新的审美观，而且这种建构至今仍没有完成。因此，必须否定古代和谐的狭隘性和强制性，必须对古代和谐进行历史的转换，使古代和谐面向21世纪的文化建设和人的现代性。

（摘编自王祖龙《中和之美的人文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要让中和之美焕发积极的现代意义，就要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与趋势，祛除其中所含的政权中心主义和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把它的基点移置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之上。“中和”的社会应该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只有从个体的需要与发展出发，“中和”才具有现代意义。

由此出发，中庸之德就应该表现为个体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孔子对君子德才的要求，可以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和之美应该有利于这种人格的实现。它首先要有利于个体的独立。它曾经的政治性，能从反面提醒人们警惕艺术的同化作用；而“和而不同”的思想应该被引申，成为处理独立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次，它要有利于个体的多重身份、多种才德、多元情感以高度的自觉统一于“我”。在中国古代，中和之美隐含集权的动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角色与才能被工业生产定制，消费与娱乐被商业利益引导，个体不论受到多好的教育、有多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他的自觉与自主却没有被唤起。物质的高度发达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自由，相反，高速运转的生产节奏、利润至上的消费诱惑，导致了人的碎片化和自我的迷失。从个体的需要与发展出发的中和之美，则应该引起现代人对这种情况的警惕与反抗，引导人以明确的自觉，按照自我的理性选择与追求，把可能实现的才能品质、社会关系、情绪感情“和”入浑融的“我”之中。这应该是审美与社会共同的发展趋势。再次，从艺术形式上，中和之美对多媒体艺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和之美是在诗乐舞一体的历史背景中提出的，而多媒体又让艺术在更高的技术和审美层次上实现文、图、乐、舞的完美结合；中和之美看重整体审美效果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多媒体艺术多种媒介、技术、形式的驾驭之中，使文、图、乐、舞融合为一个具有最佳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整体。当然，这种感染力的动机应该以一个丰富统一的主体为中心，否则现代技术与经典原则的结合，会被一些权力集团用来实现他们的各种政治经济目的。

一旦从以上三个方面摆脱了外在的目的，转而把人的独立、人的个体性、人在现实与感情、肉体与精神方面的完善和自由作为目的，中和之美就回到了审美本位。因为审美就是人在与艺术形式的浑然一体中意识自我、完善自我、解放自我的过程。

（摘编自胡睿臻《中和之美：文化还原与现代转化》）

【注】逻格斯中心主义：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逻格斯”出自古希腊语，它有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意义，也有外在对规律与本质的言语表达的意义。

在网络热词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诸如黑客、闪客、维客、验客之类的陌生称谓，不明就里的人往往一头雾水：哪里来的这么多“客”？其实，以“客”为名的称谓古已有之，而且比现在还要多（某网站上列出的含有“客”字的词汇有700多个，且多数为古典词汇），常见的如门客、食客、剑客、刺客、侠客等。他们的行为介于职业与非职业之间，既是适应社会需要派生出来的谋生手段，也是非正统的文化现象，因而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上述网络新称谓，也应属于这一类，只是无所谓褒贬罢了。

“客”字的甲骨文，俨然一幅简笔画：穹窿似的屋宇下，左方是背着行囊的旅人，右方是拱手相迎的主人。“客”字的本义就是外来者，它与“主”字相对应，表示宾从的一方，如客人、客座、客卿。延伸开来，凡属外来的或宾从的事物均可称“客”，例如，中医疾病学原理中就有“客气”与“主气”之分。“客气”与“主气”相得则和，相克则病。

除了本义外，“客”字还表示服务行业的对象，如客官、顾客、乘客等；外出或寄居、迁居外地者，如游客、客籍等；人类主观意识之外的事物，如客体、客观等；奔走于各地，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自由人，如说客、镖客、幕客、掮客等。至于“政客”，原指投机于政治的掮客，与政治家的称呼不同，含有贬义，如果把济身政界的人通称为“政客”，则是误用。

在以“客”为名的特殊人群中，因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渲染和传播，侠客的社会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在我国古代，人们把那些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的人称为侠客。在《侠客行》中，李白将侠客的形象史诗化了。“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读着这样的诗行，不由人陡增浩然之气，无形中唤醒英雄情结。在我们看来，侠客与刺客、剑客、刀客没多大区别，可在史学家眼中，他们是不同的人群，游侠与任侠也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侠行都是善举。在太史公那里，游侠与刺客是分别列传的。

在古诗文中，以“客”为名的称谓除少量是专指外，其余大多是泛称，可以理解为某一类人。如“贾客”指经商之人，“羁客”指旅行之人，“迁客”指流放之人，“真客”指修真得道者，“青眼客”则是指意气相投者。有些所谓的“客”只是作为一种别称，存在于行文表述中，并不需要具体指认或当面称呼。如，墨客、骚客、看客、过客等。有些“客”则是以特征来命名的。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那个打抱不平的人穿黄衫，“黄衫客”就成了豪侠之士的代称。再如，春申君门客中的上宾都穿珠履，后来就把豪门上宾称为“珠履客”。有些带有“客”字的名词，虽然古今皆用，但含义有所不同。

其实，任何生命都是一个客观过程，人来天地间，说到底都是“过客”，哪怕你闻达八方，富可敌国，也不可能成为这个星球的永久居民。不过，你既然来了趟，就不能仅仅是“做客”，而是要做些有益的事情。

（选自《“客”从何处来》，有删改）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至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材料二：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这显然和法律不同，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而道德是社会舆论维持的。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三：

思想家王夫之曾感叹说:“人死于法犹有人怜，死于礼其谁怜之。”可见礼的内在性力量和社会道德舆论的压力是多么大，违法的不一定违反礼。而礼是更为人们所认同，所不可逾越的规范。

回到费孝通的礼的概念，我觉得他说的“礼”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的仪式化，其实包含了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在西方文化里，没有“礼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费孝通的独创，但不能很好地区别出道德与“礼”。这两者都在演变，符合礼的是否就符合道德？不符合礼的是否就不符合道德？这些显然与一个社群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有关。

（摘编自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一：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什么是碳中和？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要达到碳中和，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特殊的方式去除温室气体，例如碳补偿；二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要如期实现碳中和，下一步的深度低碳变革该怎么走？从经济角度，要加强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结构性低碳转变。从能源角度，要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从技术角度，各行业特别是高能耗行业，要根据碳中和目标时间表规划未来的技术路线图。

（摘编自沈东方《非常鼓舞人心的一步》）

材料二：

2021年3月15日中央财经会议对“30·60目标”的重大意义以及相关工作做出重要阐述和部署，会议强调“十四五”作为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需要推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转型工作。高碳行业低碳化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注）目标的必经之路，其转型需求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在此形势下，多个机构已经给出了实现“双碳”目标期间的投资需求资金量估计（见表1）。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

表1中国碳达峰与碳中和资金需求梳理。

表2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及任务

（摘编自施懿宸等《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转型金融发展》）

（注）“碳达峰”，就是指二氧化碳年总量的排放在某一个时期达到历史最高值，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当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植树、节能减排、碳捕集、碳封存等方式抵消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实现二氧化碳净排放为零，也就实现了“碳中和”。

材料三：

根据目标，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专家看来，实现“碳中和”需要同时做好“加减法”——“减法”就是要切实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加法”就是要大力增加碳汇。

今年开始，国家电网丽水公司通过“错峰发电”“虚拟电厂”等手段，积极节能减排，助力“碳中和”。所谓“虚拟电厂”，顾名思义，这是座看不见的电厂。虚拟电厂聚合了丽水境内55万千瓦库容调节水电站和45万千瓦下游径流电站，形成了相当于一个百万千瓦级的“超大号电池”。当电力系统出现供需不平衡时，“虚拟电厂”可以借助调控平台，快速分析计算各个水电站的运行情况，并发出“错峰发电”的指令。相较传统调峰方式，这种基于“虚拟电厂”的“错峰发电”技术手段，避免了资源浪费，还能减少发电的煤损耗。

在杭州临安区太湖源镇上阳村重阳坞，有一片334亩的“碳中和林”。2017年3月，这片特别的树林种下了27722株红豆杉、银杏、浙江楠、栾树、无患子等珍贵树种，用于抵消G20杭州峰会排放的6674吨二氧化碳，以实现G20峰会零排放目标。

“碳中和林”是一种生态补偿办法，主要目的是通过造林的方式中和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据悉，G20杭州峰会碳中和林项目，抚育管护期20年。栽种的树种既有较强的固碳能力和观赏性，也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业内人士测算，这片林子在20年里将累计增加碳汇6680吨。除了能完全吸收G20杭州峰会排放的全部温室气体，帮助峰会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还将产生直接经济效益1200余万元。

我国距离碳达峰还有不到10年时间，全面推动落实能源碳达峰任务，推进重点领域取得历史性进展，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专家学者这样说》）

材料一：

正常状态下，每个人保持着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当遇到紧急事件时，这种内在的平衡就被打破，机体会立即调动生理、心理系统的反应，竭尽全力地应对突发事件，进入应激状态。不同的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反应是有差异的，决定个体应激反应能力的因素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前者主要指个体的原有人格的健康程度和适应能力，后者指客观环境的条件等。从反应结果上看，一次应激事件后，一类反应是恰当的、适应性的，应激事件后个体得到成长和锻炼。另一类反应是不恰当的、非适应性的，其结果留下创伤。人格越是强健者，越是以前者反应为主，乐观豁达的人能相对客观地评估事件的真实危险性，而敏感脆弱的人容易夸大事件的真实危险性。在SARS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可能会出现两种应激反应。一是预期性焦虑，主要表现为忐忑不安，对自己能否胜任工作没有把握。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未知工作情景的担忧，另一方面源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鼓励个体认识自己的这种心理冲突是正常的，越是能接受和理解，就越意味着能承受和消化它。同时，如果有了充分准备，尽可能将未知的因素变成可控制的因素，恐惧心理就会减轻。因此需进行知识和技能储备、身体和心理储备。二是挫败、内疚、抑郁等负性情绪。他们可能有对被感染危险的恐惧感、工作难度带来的挫败感、与家人分离带来的牵挂以及面对重症病人的痛苦甚至死亡时产生的哀伤等。因此，要对被感染SARS的真实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估，熟练地操作隔离等防护措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病毒，承认个人的局限性，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部分的无能。越是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就越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整心态，积极学习新技能。作为医务人员，需要足够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及时体察他们的痛苦，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治疗，但也要有能力将自己的情感与病人分离开来，接受现实的局限性。

（摘编自《中国全科医学》2003年07期，杨蕴萍《由SARS认识应激与应激反应》）

材料二：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不同人群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日前，记者采访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编委会主任游旭群教授。

记者：当意外来临，焦虑、恐慌是人们最主要的情绪，疫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有哪些？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

游旭群：疫情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与行为三个方面。这两天大家特别关心疫情信息，因信息不够明确会产生认知冲突、无所适从等，都属于认知上的变化；同时，情绪上容易紧张、恐惧，甚至是抑郁愤怒；从行为方面来看，大家的生活也会出现很大变化，出行受限、社交减少等。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恐惧会加剧我们对疫情的非理性认知，生活的变化又会加剧情绪的紧张感等。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群体，他们在心理反应上必然存在差异。对待重度应激反应，我们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测评手段和诊断技术进行评估和治疗；对普通人群来讲，应激反应比较弱，未达到临床标准，自我心理健康评估时，可以依据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生理活动正常，关注睡眠饮食是否规律、免疫力是否下降；二是情绪反应适度，是否存在过度焦虑、持续抑郁、易激怒现象；三是社会功能良好，是否存在自我封闭、兴趣减退等现象。通常来讲，只要这几个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无须过度关注和紧张。

记者：最急需心理援助的是哪部分人群？又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

游旭群：目前最需心理援助的有两个群体：一是确诊感染的重症患者及其亲人，二是在救治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这两个群体面临的压力最大，最需要相应的心理支持。一般来说，从两个层面获取心理支持：一是个人层面，通过个人努力、充分调动个人资源进行自我支持和维护。二是社会层面，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团体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支持，通过家庭、亲人、朋友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通过政府部门、所在社区、工作单位等获得更多的组织支持，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2月6日）

材料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陷入焦虑、恐慌之中。这不仅给身体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长时间、聚焦式的心理恐慌会对整个社会机体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实施心理干预，须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分级服务；二是专业、有序、符合伦理要求。当前的心理服务主要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实施，必须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求助者提供针对性服务。各部门各类组织有效协同、高效协作，为个人提供针对性心理服务。疫情初期，国家卫健委就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予以指导；心理学界也迅速组织起来，通过心理热线、在线咨询等方式提供心理服务。但是短板也仍然存在，以心理援助热线为例，目前各地社会组织，已经支持建设了几百条心理援助热线，但缺少统一管理，存在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现象，对服务质量很难进行有效评估。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演进，心理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变化。接下来应注重从“介入式危机干预”转向“恢复性危机干预”。

社会心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信息传播。媒体在信息传播时，要强化事实，多一些科学知识和防控进展、展现国家力量和人性光辉的内容，从而引导民众建立理性积极的心理状态。结合疫情防控，还需在预防促进为主、分层分类、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础上，拓展到社会心态引导、核心价值观培育等重要领域，建立以信仰、信念、信心为指引的社会心理建设价值引领机制，从而在全民族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1日）

材料四：

图表：与平时工作相同时间负荷和压力状况

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璞，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合，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辩，二者实现了辨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一：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带来了家长因未到下班时间接孩子难问题，有的还因此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增加了过重校外负担，导致发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还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部分学校的课后服务还存在着课后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摘编自《教育部就“双减”答记者问：缓慢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中国日报网》7月24日）

材料二：

南都教育联盟日前发起了一项相关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校外培训机构假期或周末不开课，有近三成家长没想好怎么办，剩下的超七成家长的安排有这些主要选择：超四成家长会选择为孩子报网课、36.64%的家长会让孩子参与校内课后的学科特色托管班等。

至于为什么给孩子报培训班？调查结果如下：

（摘编自睿艺《校内暑托还是校外培训，数据里的民意是什么？》，《南方周末》7月14日）

课后服务必须突出育人导向，提供丰富课程，要根据实际情况分年级、分层次、系统性、个性化统筹开设课后服务课程。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也可积极争取退休教师、学生家长、高校优秀学生、体育教练、民间艺人、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服务力量。此外，要围绕德智体美劳五育内容，征集和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积极利用现有网络资源，免费向学生提供学习资源。

各级教育部门要主动抓好统筹协调，全面指导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制定课后服务费标准，做好教师课后服务绩效工资总量增核、完善教师合理取酬办法等有关工作。

（摘编自《江苏教育报》8月14日）

材料四：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推出已两年多了，确实解决了一些家长的“三点半”难题，得到不少家长支持，但仍有担忧的声音存在：有人担心延时服务可能会变成变相的补课，也有人担心延时服务的质量不高。

事实上，在过去的实践中，“费力不讨好”是一些学校课后延时服务面临的尴尬。一方面学校老师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开设课后延时班，为家长下班后接送孩子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学生家长却并不买账，有的嫌延长的时间还不够长，有的不认可延时服务的质量，仍然将孩子送去课外培训班或者托管班。

（摘编自罗燕《课后延时服务咋能叫好又叫座？》，《民生周刊》2021年第15期）

材料一：

宋祁《玉楼春》词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己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纪评苏诗》在句旁抹了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矣。”这表示他不懂苏轼那句，以为它像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四：“亦犹小星将坠，则芒焰骤作，且有声曳其后。”宋人诗文里常把“闹”字来形容无“声”的景色。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现代西语常说的“黑暗的嗓音”“皎白的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培根曾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浮动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喻，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那可以算是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的描写。

（摘编自钱锺书《通感》）

材料二：

《荷塘月色》富有诗情画意。朱自清先生以诗人的灵敏的触觉去感受荷塘月色，不但游目骋怀地观摩，而且严辨淄渑地品味，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作者写月色是荷塘里的月色，写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层次里复有层次，使整个画面有立体感、渗透感；其中动静、虚实、浓淡、疏密，是画意的设置，也是诗情的安排。《荷塘月色》运用的手法是多样的。有鲜明的比喻，有明显的对比，有强烈的衬托，有生动的拟人。但更令人赞赏的是，由于作者对描写对象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因此突破一般经验而产生一种奇特而新颖的手法，即古典诗歌中常有的“通感”的艺术手法，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处理手段，在现代散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荷塘月色》描写的细，来自作家对客观物象观察的细，体味的细。仅以对蝉声这一细节的描写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有些读者提出异议，以为月夜不应有蝉鸣，因此朱自清请教了好些人，最后还是亲自体察，“又有两回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才打消了修改的念头，因此他深深地体会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整篇《荷塘月色》均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他不但对荷塘作整体的揣摩，而且作局部的审视，时而以荷塘为主景，月色为背景，时而以月色为主景，荷塘为背景，时而摹写花叶，时而描绘岸柳，时而淡勾云彩，时而轻描树影，层层铺陈，步步开拓，细腻地展现了荷塘月色令人“惊异”之美。朱自清还认为“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也还有诗”“山水田野里固然有诗……仅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感觉去发现这些“诗”。从《荷塘月色》里不难发现，作者正是这样努力去发掘蕴含在大自然里的这些“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摹写了月夜荷塘的声、光、色、味，从而创造了使人沉醉的意境。

《荷塘月色》除了描写技巧有独到之处外，语言也有突出的特色。朱自清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新颖，如他自己所主张的，“新而不失自然”，他常常成功地以“不欧化的口语”来绘神状态、表情达意。优美的艺术境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凡杰出作家无不重视语言的锻炼。《荷塘月色》的语言艺术确实达到了如作者所追求的“顺口”“顺耳”“顺眼”的境地。《荷塘月色》之无限动人，还在于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使作品不仅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

（摘编自刘泰隆《荷香月色，诗情画意》）

材料三：

1920 年以后，朱自清的家境已经非常惨淡，因为贫穷，家庭失和。1922 年，朱自清带妻儿回扬州，打算与父母和解，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1927 年暑假中，朱自清想回扬州，但是又怕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定，因而有“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之语。这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切近朱自清的本意，至少也是揭示了比较深刻的心理和艺术的奥秘。朱自清自己也曾表示“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但是他“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当然这种逃避是不轻松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这些表明朱自清因为考虑到妻子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自由地作政治的抉择。

（摘编自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