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不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一：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就是国之大事。几十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其中科技的贡献有目共睹。

科技选种育种对粮食增产作用巨大。比如作物全息定域选种，是在作物具有强遗传势的部位选种的方法，如玉米的果穗中下部、高粱的果穗上部等。任何作物随着本身遗传性状的改良，生产性能会不断提高。我国水稻种植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高秆品种改为新培育出的矮秆品种，该品种耐肥抗倒，单位面积产量比高秆品种增加30%以上。1986年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历经九年艰苦攻关，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成功，又使单产比常规品种增产15%-20%。专家预测目前正在培育的超高产品种，将比现有品种在单产上提高近一倍。

科学技术可以改善耕地条件，扩大某些粮食作物种植区域，还可以提高粮食生产过程中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如在实施塑料薄膜覆盖后，土壤一般可增温2-5℃，覆盖期内地表积温增加200-300℃，从而使作物适宜耕作区的纬度向北推移2-4°，海拔提高1000-2000米。由于该技术可应用的作物范围广，一般增产幅度可达30%-50%。同时，地膜覆盖能使耕层土壤含水量提高2.77%-4.55%，每亩土壤蒸发量减少100-150m³，单位农产品的平均耗水量减少一半，就相当于灌溉面积扩大了一倍。

农机装备技术的进乡也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我国农机装备技术发展极为迅速，机械设备如深松机、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等逐渐被推广使用，同时很多新技术也得到应用。如卫星导航技术与电液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结合，可实现农业机械按照预设路线自动精准行驶：遥感技术可应用于农业资源调查、动态监测、生物产量估计与农业灾害预报等领域：借助激光产生的红外辐射对水稻作热处理，既可干燥新收割的潮湿水稻，又能有效消灭水稻表层害虫。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我国粮食的高产，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实力。

（取材于王征兵、林维清、薛壮等相关文章）

材料二：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虽已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但粮食安全仍面临挑战，需要高度重视。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这让我国粮食需求继续呈现刚性增长态势，也使得经济发展中耕地面积数量缩减与耕地质量下降并存。粮食近期供需虽大体平衡，但并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可以充足供应。因此，从政策层面强化管理，确保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2019年国家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全面落实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此外，为了增产而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虽短期内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但也致使果蔬个头与所合营养素不成正比，有时甚至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出重“量”更要重“质”，积极推进利用现代技术生产绿色肥料。

同时，我国一直积极推进建立多元稳定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加大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尤其是我国紧缺品种的进口。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使国际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增加了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我国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粮食进口渠道，以稳定粮食供给、满足个性化需求。如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南美国家的全方位合作：通过深化“一带一路”粮食经贸合作关系，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

粮食安全是世界性重大课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手中有粮”，则“心中不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

（取材于田惠敏、张欣桐等相关文章）

材料三：

从最近的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来看，粮食价格仍然面临着动荡不安的局面！

首先，美国农业部下调全球大豆和玉米期末库存，其中全球大豆期末库存数据下调130万吨，至8430万吨，另外美豆和美玉米单产下调也超出市场预期。其次，全球大豆市场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俄罗斯宣布将在2月1日至6月30日对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国家加收30%的出口关税；由于天气持续干燥加剧减产，南美大豆产量前景不明，供应预期下滑，巴西大豆作物种植推迟3-4周以上，全球大豆供应偏紧，预计国际大豆价格将高位震荡。

（取材于《彼岸观察》2021年1月）

材料四：

材料一：

精神的经典是就经典的价值而言，经典的精神是就经典的内涵而言，经典的精神支撑起精神的经典。这种精神不少是由经典作家自己说出来的，但更多的是潜藏在经典文本之中，需要读者去感受和挖掘。这种精神说到底是人的精神，人将自己的精神对象化于经典之中，人的精神品位决定了经典的精神品位，但我们是通过阅读来解读人的精神，而不是直接从人的行为中来解读人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代言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境界。经典成其为经典，是由于它有着“究天人之际”的大境界，有着为先进阶级代言的大胸襟。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规律，拨去了历史领域的迷雾。经典著作蕴含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磅礴气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无产者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却都出身于有产者，他们都自觉成为为工人解放而奋斗的领袖。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强烈关切，懂得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坚持长年诚实研究、经受实践历史检验的科学态度。40年磨一剑，没有电脑、网络，没有搜索、复印、打印工具，却创造了经典。《资本论》第2、3卷，是马克思身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出版的，其原因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之前，是以多么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以至于生前来不及拿出去出版。经典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失色，反而历久弥新、愈益醇厚。今天，我们捧读100多年前写作的经典著作，仍然为其折服，这就是经典的质量。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不计得失顶住压力、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人格力量。马克思研究利润、资本和财富，却没有用于自己赚取利润、增值资本、积累财富，还不时需要恩格斯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但他无怨无悔，写出了理论版的《悲惨世界》。1848年革命后的德国，“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写作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等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精神产生100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经典精神的时代条件不同了，但我们仍然需要学习精神的经典、坚守经典的精神，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让精神境界更加纯真、精神世界更加美好、精神品格更加高尚，都应当而且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感受精神的魅力，汲取精神的动力，寻求精神的定力。

（节选自颜晓峰《精神的经典与经典的精神》）

材料二：

新时代中国青年担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需要读懂马克思的深邃理论、革命实践和人生追求，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走近马克思，读懂马克思，练就过硬素质，不负使命重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确立起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人生航向，从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起，就将他的一生都投入了“写作”。他的言论深深打动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心灵，更让当时的统治阶级惶恐不安，而这并不仅仅来自马克思的文采，更来自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青年阶段可以说是信仰形成的关键期，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年轻时的邓小平同志把《共产党宣言》视为共产主义的“入门老师”，由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正确道路；习近平同志在延安的知青岁月中，时刻不忘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树立了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新时代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在学之愈深、信之弥坚中享受真理的“甜”味，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马克思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进行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有所区别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文字，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错误的理想、思想、制度。正确的理论要能够结合具体的发展实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细阐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相会延河之滨和宝塔山下追求真理，为的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广大青年听党指挥不偏向，紧跟党走不动摇，把青春汗水挥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各领域各方面，为的是中国人民能够“富起来”和“强起来”。实践证明，只有将个人的奋斗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其价值才能真正体现，人生才能更加出彩。

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当属中国的革命、建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实践向世人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名言：“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说的“超过”，实际讲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正是更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最好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青年学习成长提供了力量之源。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新时代课题需要时代新人去解答。在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波澜历程中，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阔进程中，新时代青年责任重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辉煌征程中；新时代青年使命光荣。新时代青年是开创民族复兴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青年，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是，要能够深入学习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在理论的高峰上望一望，用实践的镜子照一照，用人民的尺子量一量，用时代的筛子滤一滤，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理论特色，在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中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征途中书写新的青春篇章，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节选自夏斌文《青年如何读懂马克思主义的“三美”》）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成为中国独特的消费盛景，也成为外媒争相关注的热点。

“‘直播带货’在中国有着高达万亿元的市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在中国，作为应对疫情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人员对直播的使用皆出现了快速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预计将增至5.26亿人，直播电商销售规模将达9160亿元，约占国内网络零售规模的8.7%。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直播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平台。随着“直播带货”消费模式的兴起，中国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并且加快了实体商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称赞“直播带货是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创新之举，是他们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美联社报道称，电商直播在中国的流行或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们可以考虑把电商直播作为新的销售方式。

（摘编自贾平凡《“直播带货”助力中国经济复苏》2020年6月）

材料二：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销售模式，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实现商品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当前，疫情对各消费行业冲击的时间跨度很难准确预测，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逐步发生改变。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网络平台正积极布局直播、社群营销等线上新零售。参与主体越来越多，供应链也变得日益完善，在专业的组货、仓储管理、配送团队配合下，消费者最快一天就能收到货。

直播带货异军突起，不仅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也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疫情之下，直播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众多房企项目都在直播间开展“云卖房”，一些购物中心的手表、珠宝、服饰、化妆品商家都开通了直播间，有的商家销量因此飙升数倍。一些地方政府正着手推动直播电商与专业批发市场、传统商贸企业等融合发展，积极发展“线上引流＋实体消费”新模式。

（摘编自樊大或《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和中商情报网）

材料三：

从本质上说，“直播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延伸。主播个人的影响力、感染力，让消费者对其推荐的产品有着更高的信任度；而即时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的消费场景，又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便捷、新鲜的购物体验，这样的特性更容易吸引用户，但也更容易藏匿问题。比如，一些主播在“选品”时，只对产品“好不好卖”进行预判，却对产品质量疏于把关，甚至为博人眼球、提升销量，夸张表达、使用“极限广告词”等引导消费者冲动消费；一些平台支付和订单跟踪系统不完善，一旦产生消费纠纷，后期退换货就难以保障；一些商家在售卖伪劣商品后，即采取下架商品、拉黑用户等手段，导致购买者陷入维权困境……如此种种，损害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伤害的是直播经济的未来。

直播带货，借助的形式是直播，但最终交易的仍然是产品。产品质量过不过关、服务有没有保障，才是决定用户下一次会不会“买它”的关键。从主播、商家筑牢诚信基石，在产品质量、服务上严格把关，杜绝问题商品进入直播清单，到平台加强对经营者及主播的规范引导，完善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再到相关部门加强对网上“带货”行为的监管，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直播带货在“阳光大道”上越走越远，让消费者在安全放心的环境中提升消费体验。

作为被无数人看好的下一个万亿级市场，直播带货是真正的“风口”还是“一阵风”，取决于其创新力，更取决于其发展走向。在经历“野蛮生长”带来的诸多问题后，如今直播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已越来越引起重视。从人社部拟增设“直播销售员”新职业，将之纳入统一管理，促使其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到浙江推动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直播电商进行监管，助推解决电商交易的诚信问题，越来越多这样的努力汇聚在一起，直播经济的发展前景才能真正令人可期、更加广阔。

（摘编自张凡《直播带货要筑牢诚信基石》2020年6月）

材料一：

多年后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殷鸿福院士也曾反思，“错走了一条‘死读书’的路”。“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的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发起讨论，让学生能大胆的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摘自《殷鸿福院士：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3日）

材料二：

注：HCT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测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最低分30分最高分50分。括号中数字分别为来自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选择相应期望高校类型的学生人数。

（摘自凌光明   刘欧《中国高中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材料三：

实际上，批判性思维是审慎地判断是非和正确决策的能力，是集知识、价值和思维方法于一体的综合能力与品格。其要素包括理性，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以科学知识和逻辑规划为基础，同时还要排除情绪、利益、偏好的干扰，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立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性思维，是对社会的责任体现。

就新课程需要革除的对象来看，应试的教育及其学校办学的危害不是表面上的师生压力大、任务繁重、学习乐趣的失去，而是大量的无思维含量和思维品质的机械性知识学习排挤了思维在场的高质量学习。学习的含义上要素“情境（现实的需要）、实践（方法）、思维发展与提升（品质）”构成了新课标突出强调的“让学习真正发生”，缺一不可，这也正成为新课标背景下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以及伴随的学业质量评价标准研制和高考改革的核心。

（摘自周晓阳《批判性思维是学习品质的保障》，《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四：

现阶段，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康宁总结了改革难的原因，包括利益的冲突；有良好愿望，但目标脱离实际；旧的文化和习惯的阻碍，导致执行中的推诿拖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原因中还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在教育教学改革理念方面，大家缺乏正确的和明确的共识。比如，减少知识性传授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2005年，国家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重大战略”，要求在15年内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从2005年起有更多学校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学生求真、开放的精神和探究实证的技能，那么我们对未来的底气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下一个15年到来时会怎样呢？

（摘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教育：时不我待》，《中国教师报》2019年6月12日）

网络空间是将人群聚集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更是年轻一代学习、娱乐和交往的平台，为保证网络空间的有序，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需要每个人对网上的其他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简言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行为是由网民的观念意识引导的，而文明的网络行为是在一系列文明的观念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由于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其网络行为对网络空间的文明状况有极大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无疑有助于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网络规范必不可少，这已是共识。但需要有什么样的规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底线伦理或“负面清单”是共识性最强也是最起码的网络行为规范，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来列出的网络行为负面清单，通常也是有法律强制性的禁区，构成最低层次的网络道德规范。

归纳学术界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不”来认识网络行为的底线要求，或以此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文明上网的负面清单。不伤害——网络行为者既不要有意作恶，也不能无意为恶，如在网上进行攻击、谩骂，诋毁他人的名誉，或侵犯他人的安全、自由、隐私和利益等。不偷盗——在网络信息空间中，要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商品一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任，抵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不道德行为。不造假——每一个网民要从不进行信息造假做起，确保自己在网上发送的信息是真实的，尤其是自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的谣言。不浪费——即不发生信息浪费的行为，向网络发送垃圾信息不但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也会耗费网民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不盲从——上网时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轻信网络谣言而上当受骗，没有造谣的网民，就没有网谣的市场，网民就不会被网络污染的策划者所利用，不会不明真相卷入人肉搜索或网络围攻。

底线意识主要是从否定性的角度确立了网络中能做什么；而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行为，无疑就是开始了“做什么”，只要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去主导人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肯定意义上的网络行为意识。其中，做到平等待人或尊重他人可以说是形成积极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而这种基准意识可以通过“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和“契约意识”来具体体现。

所谓“等效意识”，就是当线上虚拟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行为时，要将其视为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具有等效的实际影响，因此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提出道德规范要求。所谓“反身意识”，可以说是等效意识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上的延伸，即一个人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损害到他人时，转换视角去设想当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时会有什么样的切身之痛，有了这样的反身意识，就会自觉抵制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就不会到网上去传播谣言。“价值意识”在网络行为中有多方面的体现：第一，它表现为对他人信息劳动的价值认同，比如尊重知识产权；第二，重视信息内容的文化意义，从而积极传播内容健康的信息；第三，意识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价值负载，从而关注信息技术使用的道德效应。由于技术普遍是负载价值的，不当使用网络可能会产生出负价值，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会耽误学业和事业，此外，网络是“内容为王”的空间，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新的疆场，青年人尤其是被争夺的对象。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而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契约意识”就是要具有信息契约精神。网络空间中，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分配乃至利益冲突问题，冲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各自权利和义务成为重构信任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当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在网上讲诚信、守契约、服从大局时，网络中新的信任机制可随之形成。

（摘编自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

A．没有健全而成熟的网络立法，违法的网络行不被惩治，文明的网络行为就得不到保护，诚信社会也难以建成。

B．网络行为必须要有文明观念意识加以引导，而“等效意识”“价值意识”等能够规范人们的网络文明行为。

C．“五不”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上网的负面清单，可以为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提供重要参照。

D．引导青年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念，有助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健康成长。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是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的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人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