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批评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批评”，但“批评”不是“批判”，不只是对作品局限、不足的否定和质疑，也包含着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肯定。“批评”两个字的内涵同时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层面，无法割裂开来单独强调哪一面，否则就容易形成误导。很多人似乎觉得对这个时代文学的否定比肯定更重要、更难，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误会。事实上，否定的前提是肯定，离开了这个前提，为否定而否定，否定就失去了力量。今天的批评家最缺乏的恐怕还是正常的肯定和发现的能力，他们首先应学会的其实是如何理直气壮地肯定一部文学作品，如何第一时间令人信服地发现一部作品的价值。我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对这个时代文学价值的正面发现和阐释。批评应行使的使命，是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在哪里，并把这种价值发现和阐释出来。如果说文学创作要追求真、善、美，那么文学批评就要发掘蕴藏在作品中的真、善、美，并阐释其何以为真、何以为善、何以为美。文学批评应该在作家和读者之间、作品和文学史之间搭起桥梁，以推动文学走进读者和文学的经典化。面对网络化、数字化时代汹涌而来的海量的文学文本，批评家应该有能力告诉读者哪些值得阅读，哪些是具有经典价值并可以进入文学史的。
现在文学界有些人将“剜烂苹果”污名化了，使得“剜烂苹果”成了充满敌意的批评行为。无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鲁迅所希望的“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其前提都是对“烂苹果”价值的肯定，正因为“烂苹果”有价值，所以即使有“烂”的地方也要去“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因此，对批评家来说，“剜烂苹果”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需要有精准的技艺才不会误伤了“苹果”甚至错杀、毁坏了“苹果”。
（摘自吴义勤《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
材料二：
如果批评家的行为很难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他的真知灼见对作家的影响作用也就淡化很多。由于无原则的吹捧泛滥，人们对批评家的正常推荐和真实感受也产生了怀疑。似乎只有“酷评”“骂派批评”才能见出真诚。难道批评的第一要义不是欣赏么？鲁迅曾经把批评家的工作比喻为“剜烂苹果”，但他不是强调批评家面对的作品是毫不足取的烂苹果，而是强调，要从别人以为不屑的烂苹果中剜掉坏的，留下好的，“倘没有（好的——引者注），则较好的也可以”。事实上，批评家应该最大限度地保留作品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显示果敢，把棒喝视作良药。
其实，批评家的职责就在于发现，要从漫无边际的大量作品中发现好的、较好的作品，从“烂苹果”中剜出仍然可以留下的部分。就今天的文学而言，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数量都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文学批评何为？我以为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从这些海量作品中向读者推荐好的、优秀的、风格突出的、题材独特的、叙述特别的作品。批评是一种阐释。在批评家眼里，作家作品有如一枚硬币。它有两面，批评家应当坦然甚至兴奋地激赏那好的一面，也有权利和自信指出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而这两面有时并不能够剥离，它们经常是一体的，是作家作品风格的组成部分。批评的难点正在这里。
研究和评论一部作品，既要重视文本，也要留心并知悉作家创作的背景、环境、情感状态，还要适度了解作品的发表、改编以及读者接受等传播史。做到这种立体的观察，一定有助于提高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很多时候，批评家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并没有做到完整阅读。在文学批评里，能够比较充分体现批评家的能力、对作家创作也颇有帮助的，我认为是关于作家创作的综合论述，也即通常所说的“作家论”。能够在一篇文章里系统梳理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背景、成就、特点和风格，又能够指出其创作中存在的局限、不足和可能上升的空间与路径，那是批评之责，也是作家之幸。
（摘自阎晶明《期待内部的、立体的批评》）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批评”不是“批判”，不只是对作品局限、不足的否定和质疑，也包含着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肯定，而后者更重要。 |
| B．由于无原则的吹捧泛滥，批评家的行为很难有效影响读者的阅读，人们对批评家的正常推荐和真实感受也产生了怀疑。 |
| C．文学批评是向读者推荐好的作家作品，而作家作品中好的一面与不足的一面经常是一体的，无法剥离，这是批评的难点。 |
| D．研究和评论一部作品，如果能够做到立体的观察，一定有助于提高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助益文学创作。 |
| A．“烂苹果”不是形容文学作品毫不足取、一无是处，而是指作品本身有问题或缺陷。 |
| B．“剜”的前提是对作品价值的肯定，肯定其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作品的价值。 |
| C．“剜烂苹果”要有批评的锐气和勇气，拒绝无原则的吹捧，多用“酷评”“骂派批评”。 |
| D．“剜烂苹果”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有时“烂”的部分和好的部分是一体的。 |
| A．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 |
| B．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
| C．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 |
| D．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
5．结合两则材料，简要列举优秀的批评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每点不超过10个字。
| A．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 |
| B．晏子使楚，驳齐人善盗之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
| C．求知可以改进人的天性，而实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实习尝试则可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 |
| D．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
材料一：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我们要拿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是要拿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即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就是文化传播的问题。
现在有个说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无法苟同这种说法。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只有经过有效传播才能是世界的。花木兰是中国的，可是直到如今，中国还拍不出一部像好莱坞的《花木兰》那样有影响力的影片。大熊猫是四川的，为什么我们没拍出《功夫熊猫》？所以，文化怎样走出去，是一门大学问。
历史上，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的文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及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以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一旦民间信仰和宗教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也有一种情况，是偶然传出去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很多东西，并非刻意要传播出去的。比如造纸术，是唐朝军队在中亚打了个败仗，俘虏里有造纸的工匠，才把造纸术传了出去。时至今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大障碍，是语言。中国应该下决心把中国文化翻译出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四书五经都没有国际通行的版本，还是早年传教士翻译的。
当然，文化软实力要通过硬实力才能起作用。现在不少外国人学中文，是因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生意越做越大，外国人要跟中国人打交道就想学汉语，而不是因为汉语有魅力。但是，他们掌握了汉语，就能够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了。
（葛剑雄《拿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材料二：
“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其好坏全在于其记述之是否真实，是否与所记之实际相合。
近人多说写的历史，宜注重寻求历史中事情之因果。其实所谓一事之原因，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先行者；所谓一事之结果，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后起者。凡在一事之前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先行者；凡在一事之后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后起者。一事不能孤起，其前必有许多事，其后必有许多事。写的历史叙述一事，必须牵连叙其前后之事，然其前后之事又太多不能尽叙，故必择其不能少之先行者与后起者，而叙述之。自来写的历史，皆是如此，固不必所谓“新历史”，乃始注重因果也。不过写的历史，所叙一事之不能少的先行者或后起者，有非不能少者。如叙战事之前，先说星见；叙帝王无道之后，即说日蚀之类。然此乃由于各时代史家对于一般事物之见解不同，非其写的历史之目的或方法不同也。写的历史之目的，在求与所写之实际相合，其价值亦视其能否做到此“信”字。
历史之活动的事情，既一往而永不再现。写的历史所凭之史料，不过亲见或身与其事者之述说，及与其事情有关之文卷及遗迹，即所谓“文献”是也。此等材料因与所叙之历史直接有关，名曰“原始的史料”。其有对于一事物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记录，本为写的历史，但因其对于其事物之发生或存在之时较近，后来史家，即亦引为根据，用作史料。此等史料，名曰“辅助的史料”。
历史家凭此史料，果能写出完全的“信”史与否，颇为疑问。世有史家，或为威劫，或为利诱，或因有别种特别的目的，本无意于作信史，如此之流，当然可以不论。即诚意作信史之人，其所写历史，似亦难与历史之实际完全符合。马克斯·诺都有言：客观的真实之于写历史者，正如康德所说“物之自身”之于人的知识。写的历史永不能与实际的历史相合。此言虽或未免过当，然历史家欲作完全的信史，实有许多困难。《易·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云：“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言尚不能尽意，即使现在两人对面谈话，尚有不能互相了解之时，况书又不能尽言，又况言语文字，古今不同，吾人即有极完备之史料，吾人能保吾人能完全了解之而无误乎？吾人研究古史，固不全靠书籍，然即金石文字，亦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研究历史，惟凭古人之糟粕，而此糟粕亦非吾人所能完全了解。此其困难一也。即令吾人能完全了解古书，又有好学深思之士，心知作书者之意，然古书不可尽信。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式成》，取二三策而已。”历史家固可以用科学方法，审查史料，取其可信者，而去其不可信者。所谓对于史料加以分析工作者：或于书籍文字之外，历史家另有其他可靠的史料。然史料多系片段，不相连属，历史家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运以想象之力，使连为一串。然既运用想象，即搀入主观分子，其所叙述，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此其困难二也。研究自然科学，若有假设，可以实验定其真伪。而历史家对于史事之假设，则绝对不能实验。韩非子所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所谓“人死无对证”。此其困难三也。有此诸困难，故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其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们拍不出《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有效传播出去。 |
| B．大批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形式之一。 |
| C．两人对面讲话还有互相不能理解的地方，古今文字不同，即使有完备的历史资料，我们也无法保证完全理解没有偏差。 |
| D．写的历史运用了想象掺入了主观分子，且历史家对于史事不能实验，所以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其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 |
| A．“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了，有生命力了，其文化经过有效传播就有可能主宰世界。 |
| B．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而独立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 |
| C．历史叙述一事，不能尽叙其前后之事，故必择其不能少之先行者与后起者，所以注重因果也。 |
| D．世有史家，或为威劫，或为利诱，或因有别种特别的目的，其所写历史，与历史实际难以无法符合；诚意作信史之人，人品可信，其所写历史，与历史实际当是符合。 |
| A．《大战中的插曲》中写到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救助了日本小姑娘。 |
| B．《别了，不列颠尼亚》中写到1997年7月1日第一分钟，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
| C．《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写到1964年3月除“三害”斗争达到高潮时，焦裕禄躺在病床上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 |
| D．《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中写到自1月23日“封城”后，疫情扩散得到有效遏制。 |
5．历史著作《明朝那些事儿》创新性地讲述了明朝历史和文化，因其想象性、趣味性、通俗性，受到多人追捧，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可也正因其想象性、通俗性而受人诟病，理由是其与信史差距较大，如此讲述不妥。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看法。
“古文运动”作为术语，最早见于胡适笔下。1921年，他撰写了《国语文学史》，认为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白话化的一个阶段，即从六朝隋唐骈文向宋元白话文转变时的一种“过渡”或“革命”，此观点影响深远。虽然现在看来不很符合事实。中国人使用文言的时间足够长，而其文章体式不过古、骈二体。历史上有过不少“骈、古文优劣论”，但到清中期，这样的争议已趋向消弭。而自胡适以来，继承“古文运动”之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却一直力图证明，韩柳所主张的古文在体制上具有相对于骈体的进步性。
1932年，胡云翼和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相继出版，两书都继承“古文运动”这一术语，并肯定其是一种进步。如胡云翼说韩柳“洗尽两晋六朝浮靡的风尚”“提倡一种有内容的实用文章”；郑振铎说，“古文运动是对于魏、晋、六朝以来骈文的一种反动。乃是一种复归自然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浮靡”是前世古文家指责骈体的常用语，但以古文为“实用”或“自然”，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想当然。就体式言，古文不须追求对仗，相对自由，但骈文的体制性只是对仗，未必“浮靡”；就历史实情言，骈文倒确实出现过“浮靡”的作品，但古文在当时却决不“实用”，韩柳的文风也决不“自然”。郑振铎还把六朝文章称为“美文”，这也是20世纪比较流行的看法，反映出“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如郑振铎对“古文运动”的评价也有保留的一面：“虽是一个文学改革运动，却究竟还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革命运动。为的是，他们去了六朝文的圈套，却又加上另一个秦、汉文的圈套。”按此说法，“古文运动”的意义仅仅是改变文体而已，那么，除非古文比骈文更“实用”更“自然”，否则这样的改变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在“古文运动”的论题上，20世纪流行的“进步”史观和“纯文学”观发生了对立的作用。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相比，30年代的文学史不再说韩柳语言“白话化”了，这应当是对历史事实的让步，但转向文体优劣的角度寻求“进步”性，也给后来者带来许多误解。
30年代郭绍虞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更关注观念的演变和历史人物本身的言论主张，就更容易对“唐宋古文运动”形成总体把握。郭绍虞的出色之处在于他归纳出中国历史上有“复古之思想”和“复古之文学”一脉，而把“古文运动”纳入后者。在他眼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认真处理“复古”问题为核心的。当然，他为“复古”之思想和文学求证价值的办法，仍是从中辨析出其有利于“文学观念之演进”的因素。
40年代出现了关于“古文运动”的专著，即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以韩愈为中心，上溯“古文运动之先驱者”，兼及“韩愈同辈之古文家”，又继以“韩派古文家”，基本叙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全貌。而将北宋纳入叙述范围的专著，则要到60年代初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可以说明，当初为了给“文学革命”张本而提出的“古文运动”一词，已经转化为对一系列文学史现象的比较稳定的指称，而对“古文运动”的研究作为一个专业学术领域，也正在被确立，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力求客观的研究和表述态度。时过境迁，策略性消除而客观性增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转向。而这种转向，也符合新中国建立前后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王运熙作于50年代的一篇论文，正面质疑了“古文运动”是文学语言的解放的观点。他考明，中唐的古文实际上比当时的骈文更为难读，反而是骈文比较通俗平易，接近口语的古文是到宋代才产生的。
这一“实事求是”的考察结果，现在看是个基本事实，但我们不能忘记，从胡适提出“古文运动”术语以来，这个基本事实是一直被扭曲的。就此而言，此文的意义可谓重大，虽然他强调的是语言问题，但语言实际上也跟文体密切相关，因为那尚奇聱牙的古文，是绝不可能比骈文更“实用”或“自然”的，至于其与骈文相比，“文学性”上高低如何，那最多也不过见仁见智而已。那么，结束从前扭曲史实的论法，重写“古文运动”的历史，便应该是文学史家顺利走上的征途了。
（摘编自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有删改）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为了给“文学革命”张本，胡适提出具备“白话化”的“古文运动”富有进步性的观点。 |
| B．继承“古文运动”说的中国文学史本质上也延续了传统“骈、古文优劣论”的纷争思路。 |
| C．郑振铎对“古文运动”的评价折射出20世纪的“进步”史观和“纯文学”观发生的对立。 |
| D．王运熙50年代对“古文运动”的研究意义重大，实事求是地重写了“古文运动”的历史。 |
| A．胡云翼说韩柳“洗尽两晋六朝浮靡的风尚”，错在将“对仗”与“浮靡”混为一谈。 |
| B．胡云翼、郑振铎对韩柳古文的评价比胡适尊重历史，但仍未跳出“进步性”的框架。 |
| C．韩柳古文既不“实用”，也不“自然”，但其尚奇聱牙的文风体现了某种文学性特征。 |
| D．指出了胡适歪曲“古文运动”的基本事实，本文也就否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
| A．“古文运动”再检讨——研究史和问题点 |
| B．“古文运动”的扭曲研究——从胡适到建国前后 |
| C．“古文运动”研究的起源 |
| D．实事求是地研究“古文运动” |
5．研究“古文运动”，龚书炽、钱冬父的研究和王运熙在角度上有何不同？请结合文章分析。
材料一：
我的《梁庄》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获得了一些好评，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梁庄》的价值和它的文学性就有多么的高。我认为，它的启发性，即它所呈现的一些新的视野和可能性要大于它本身的价值。那它为什么让人有震动之感？它只是写出了一些真实、现实与事实，但这些故事、细节早已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大地，并且还在继续。
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创作，除了理论上的一些必要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与作者灵魂相关的那一部分。作者要从书斋中，从我们逐渐中产阶级化的生活中走出来，走进你所书写的对象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生活”，这是我们必须清楚与正视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真诚，对于我们的书写对象而言，我们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们必须要有真正深入的行动，不管是主动的“卧底”，还是被动的“流浪”。而行动的前提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呢？譬如托尔斯泰关于俄国农民和贵族的思考，它必然涉及自我，有着自我心灵的紧张、痛苦与冲突，是一种深刻的原罪感，所以，即使在82岁的高龄，在中国早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他还要为此离家出走；譬如卡夫卡写《变形记》，那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可比拟的压抑；譬如你走在中国大地上，矿山、小镇、城市、原野，你不只是个思考者，你还应该是他们，试图以他们的眼睛来看待世界，然后反观自我，谦卑能使作者和人物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开放和贴近的关系，不只是审视、批判，更不是自恋或一种修辞，那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你要感同身受，不但要体会到他们的疼痛和黑暗，还要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真正的理解。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材料二：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在中国的登陆和中兴，相隔了一百年的时空，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新世纪的10年代。百年之间，先是报告文学逆风而起，一批写实性书写的大将横刀立马，撅起了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一次次风起云涌。
时光荏苒，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的报告文学年代，一大批报告文学横空出世，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构成了最纯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其影响甚至盖过了小说与新诗的势头。然而，十年后，报告文学式微，从此告别轻骑兵时代，转而向长篇转身，并以坦克集群正面强攻方式重新聚集，成为宏大叙事的主体方阵，涌现了一部接一部的长篇报告文学。
这种转场，由于远离了前沿精神，对现实生活干预的锐度大大减弱，不少报告文学家徘徊犹豫之后，转场去写国史大事，或写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事件，或为企业家作传，再无洛阳纸贵的名篇、名作出现。读者也觉得曾经他们喜欢的报告文学已经蓬头垢面，其思想锐度、哲学深度、文学纬度与情感温度，都今不如昔。尤其是随着文化的多元，再不是一部精品风靡全国的时代了，新世纪之后，报告文学越发受人诟病，渐次走向沉寂。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民文学》成为非虚构的大纛，以两位河南女作家梁鸿、乔叶打头阵，闪亮登场。一副青衣扮相，水袖掩面，抛出来梁庄众生相，拆楼记忆，莲步款款，引喉如鹂，非虚构很快形成了与报告文学分庭抗礼之势。
毋庸讳言，非虚构的出现是对报告文学及其致命弱点的一次拯救。《人民文学》当时推出的时尚作家当数梁鸿女士，她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一个村庄、几户人家、一群打工者的世相，是一种小切面的切片写法，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多舛。如今梁鸿已经实现了从非虚构作家到小说家的华丽转身。《人民文学》也将非虚构从民间和底层的书写，提高到了殿堂的高度，有第一国刊的导引，非虚构从一株小苗，迅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与风靡80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抗衡，形成了两座山峰。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到底有什么区别？简单地说，就是高与低、大与小、重与轻、宽与窄的关系。一个是殿堂性的书写，一个是处江湖之远；一个是国史叙事，一个是私人档案；一个是宏大题材，一个是苍生世相；一个侧重于时代之声，一个注重百姓之情；一个写江山家国，一个观人生宿命。前者是对时代精神的宏大叙事，后者则是对老百姓内心世界的细微观摩。报告文学担纲的是对一个时代重大事件的记录，像古代史官一样去记录，而非虚构就是一个家庭、一座村庄、一个群体命运的短歌散曲。前者因为高大上，在文学叙述上，往往会滑入假大空，后者更多生动灵活，但又会因为小而碎，导致坐井观天。但无论写什么、怎么写，真实性都是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共同安身立命的底线，亦是高压线，偏离或者背离了真实的基石，报告文学与非虚构书写都将被钉在文学史的耻辱架上。
与20世纪80年代属于报告文学相比，今天的非虚构远未达到报告文学的顶峰状态。其实，任何一件事物，一旦达到顶峰状态，就意味着跌落，走向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既是对报告文学作家书写的拯救，也是对报告文学体裁的弥补。
（摘编自徐剑《报告文学、非虚构的理性辨识与文学分合》）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梁鸿认为，《梁庄》能震动人心是因为其所展示的真实故事和细节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大地，并且还在继续。 |
| B．梁鸿认为，托尔斯泰在写作时，把人物的命运和处境跟自身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谦卑使作者和人物心灵之间形成既开放又贴近的关系。 |
| C．《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采用小切面的切片写法，描写一个村庄、几户人家、一群打工者的世相，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 |
| D．非虚构在报告文学逐渐走向沉寂的背景中产生并迅速发展直至顶峰状态，梁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
| A．材料一重在论述非虚构写作中“行动”和“谦卑”的重要性，材料二主要论述非虚构产生的背景、发展和与报告文学的区别。 |
| B．面对书写对象，非虚构写作者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是不行的，必须要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生活”。 |
| C．20世纪80年代，很多报告文学是最纯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作用，但十年后，这种作用渐次消失。 |
| D．非虚构既是对报告文学作家书写的拯救，也是对报告文学体裁的弥补，这一说法符合事物产生、发展、高潮、衰落的一般规律。 |
| A．梁鸿在写《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时候，想到的是：我要有能力知道在这一群人——外出打工者艰辛的生活背后的某种普遍性。 |
| B．为写《中国在梁庄》，梁鸿带着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河南梁庄，前前后后住了五个月，寻摸留守的梁庄人无人触碰的生活脉络。 |
| C．梁鸿认为，非虚构跟读者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你可以同意他，也可以不同意他，这是作者给你的，不是告知你生活就是这样的。 |
| D．梁鸿以书写对象的眼睛看待世界，在梁庄系列作品获得好评后，反观自身，觉得自己虚荣、自私和无耻，完成书稿后有一种极大的空虚感。 |
5．如何更好地促进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总人口的13.50%，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慢性病发病老年人数攀升，失能和半失能的老年人口也逐步增加。面对日益严峻的养老形势，中央多次强调抓紧养老布局、培育发展养老产业，面向老年人口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逐步完善我国养老体系。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最初倡导机构养老转变为社区居家养老，现阶段的养老重心则转移到医养结合。医养结合是一种有病治病、未病辽养、病后疗护的集医、养、康、护等于一体的满足老年人多种需求并对其进行持续性照护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双方参与协同推进医养结合，能够最大程度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口的养老及医疗需求，特别是高龄失能老年人，被认为是解决当前养老难题的一大有效途径。
（摘编自《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材料二：
前不久，国家卫健委等11个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国老龄人口特点、家庭发展趋势等新情况，瞄准医养结合的难点堵点，提出了多项政策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各方持续努力，让医和养结合得更加通畅。
医疗卫生机构在诊疗、护理、康复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身体调养等方面具有专长，二者相互合作，才能优势互补，发挥最大效能。过去，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辖，二者在业务上完全独立，导致医和养难以真正打通。这需要部门之间相互配合，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实现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在业务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前，一些医养结合机构提供的优质服务收费还偏高，普惠性有些不足。收费高的背后是医养结合机构的人力、租金、医疗耗材等综合成本高。降低机构服务成本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招投标等方式，让服务效率高的机构进入，同时发挥医保和长期护理险的作用，降低医疗照护负担；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医养结合服务的公益性，在土地租金、财税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患，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
专业人才直接决定着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和供给。要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增设健康和养老相关专业和课程，适当扩大招生规模，从源头上解决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盘活现有资源，扩充医养结合服务队伍，例如引导现有医务人员从事居家医疗服务、进驻医养结合机构，鼓励退休医务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开展志愿服务，加强对照护员、养老护理员等人员的培训等。目前，与医疗机构相比，医养结合机构薪酬水平偏低，难以吸引医疗和养老复合型人才。因此，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是医养结合吸引专业人才重要举措。
发展医养结合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不断疏通难点堵点，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为老年人提供专业规范、质优价廉、多元可持续的服务，让老年人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摘编自申少铁《让医和养结合得更通畅》）
材料三：
卫生和养老服务是两个系统，各有各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卫生服务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健康服务，突出健康预防、治疗等特性。而养老服务的对象则是具有一定风险性和脆弱性的老年群体，养老服务的目标在于为这些特定的老人群体提供保护管制和照料，具有很强的照护性。就养老服务与卫生服务的关系而言，两者在许多方面发生互动或重叠，如痴呆老人的照料、临终关怀服务、残疾老人康复服务和精神健康服务等。另一个重点是养老服务与医疗卫生中医疗护理（健康照料）的关系。这两种照料服务不容易区分，主要差别在于，医疗护理是在医院内辅助医疗的一种照料活动，而养老服务是在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中一项照料服务活动，有时需要药物治疗辅助。
尽管有时候养老服务需要卫生配合，但不能总想用卫生的思维和手段来提供养老服务，甚至用卫生的思维和手段取代养老服务。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不是说在养老服务机构都建立卫生服务设施就叫做医养结合了，养老服务过度医疗化挤占医保资金的做法不可取。所谓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属于养老服务工作中的一项，一定是以养老服务为主、卫生为辅。因此，我们一定要以老年人及其家庭的需求为基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新思考、重新定位、合理设计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
（摘编自李兵《关于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几点思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养老形势日益严峻，这就要求逐步完善养老体系。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发生着转变，现阶段的养老重心则转移到医养结合。 |
| B．《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多项政策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满足了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 |
| C．医疗卫生机构在诊疗、护理、康复等方面有专业优势，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身体调养等方面有专长，二者相互合作，就能实现优势互补。 |
| D．卫生服务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健康服务，而养老服务的对象则是老年群体，就养老服务与卫生服务的关系而言，两者几乎没有重叠。 |
| A．三则材料都论述了医养结合问题，但侧重点各有不同。 |
| B．医疗护理和养老服务虽然不容易区分，但本质并不相同。 |
| C．只要养老服务机构建立卫生服务设施，就能做到医养结合。 |
| D．想有效解决当前的养老难题，应协同、重点推进医养结合。 |
| A．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在养老机构中设立医疗服务站点，提供嵌入式医疗卫生服务。 |
| B．养老机构改造和增加护理型床位和设施，增强内设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
| C．养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签约合作，为老年人提供预约就诊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 |
| D．医疗机构应设法让患有重症的老年病人住在医院，既为其提供医疗资源，也提供养老服务。 |
材料一：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唐代的华夷理论，对汉魏六朝的华夷理论有所继承，但更主要的是有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以往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华夷观，从而提出了“胡越一家”、对华夷“爱之如一”的崭新华夷观。与此相联系的是唐王朝所执行的开明的民族政策。
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的记载，东突厥战败后，朝廷上下就怎样安置突厥族居民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多数大臣主张把降服的突厥族居民，“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令温彦博主张“请准汉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
贞观四年(630)朝廷大臣关于如何安置降伏的突厥族居民的大辩论，可知实行怎样的国家政体和民族政策，两种不同思想、政见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温彦博以他正确的华夷观，驳斥并阻止了强令周边少数民族与内地主体民族按相同比率纳税、离开故地、破坏其本民族聚居状态的动议，捍卫了地方最高政权二元格局的政治制度，是维护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此类恶劣事件之所以很少发生，与开明大臣的力排众议和开明君主的英明决断，是不无关系的。
在唐王朝，不仅提出了华(主体民族)夷(非主体民族)一家、一体的理论，而且根据这一理论所制定的开明民族政策，亦被唐太宗、唐玄宗出色地付诸实践，成就了中华民族史上少见的盛况。
唐太宗在他的治国实践中，确实履行了他所说过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的承诺。唐太宗逝世时，阿史那杜尔等人悲痛万分，请求“杀身以殉”。这就足以表明，唐太宗的开明民族政策，不仅团结了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而且增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
唐太宗死后，根据他的遗嘱将颉利等各族酋长14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昭陵14位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无疑是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一座丰碑，标志着唐代开明民族政策深受中华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拥护。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太宗死，“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翦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
唐王朝的开明民族政策，在唐玄宗时期亦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贞观、开元年间大量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国家文武要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唐太宗、唐玄宗期间，确实执行了对中华(主体民族)、夷狄(周边民族)“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
历史表明，中华文化中开明的华夷观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于维护地方最高政权的二元格局、为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和发展，确实从国家政体和中华文化(华夷观)层面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撑。
(摘编自黄松筠《华夷理论演变与中华民族形成》)
材料二：
唐太宗作为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民族隔阂、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思想是很少的。他基本上把少数民族和汉族看作一家，他从以德治为主，即以静为主的治国思想出发，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很少动用武力，而是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和亲政策，以此来巩固唐朝的封建统治。唐太宗否定了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和正统观念，他反对华夏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奴役，主张一视同仁，坚持“联加爱之如一”政策，表明他的民族政策已含有各民族一律平等因素，是对大汉族主义的一种反对。在对各少数民族关系上，如东突厥、西突厥等地区，唐太宗一律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有利于本地区稳定，同时和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建立了友好关系。
对征服或主动降服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设置中央政府管辖下的所谓“羁縻”府州，由原来少数民族官员担任，体现了民族自治色彩，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发展，保证了各民族区域正式纳入唐王朝的版图，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对征服或降服各少数民族首领，如被俘的颉利可汗被赐予在卫大将军的头衔等，体现了唐太宗重用少数民族首领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从而有利于与少数民族的团结。
(摘编自李钦《论唐朝开明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借鉴意义》)
1．下列关于材料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代的华夷理论是在汉魏六朝华夷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新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唐王朝执行的开明的民族政策上。 |
| B．在怎样安置突厥居民问题上，唐代朝堂开展了激烈的大辩论，最终因少数大臣的力排众议，才避免了恶劣事件的发生。 |
| C．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中开明的华夷观和正确的民族政策。 |
| D．华夷理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其内涵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历史表明唐代的华夷观至今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
| A．材料一与材料二都提及唐太宗，他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以德治国，不采用武力来巩固统治。 |
| B．中书令温彦博主张 “请准汉武故事”，说明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民族政策也是相对开明的。 |
| C．昭陵14位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证明了唐太宗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决策英明并深受拥戴。 |
| D．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主体民族执政者没有民族隔阂、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等思想。 |
4．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诚《唐诗风貌》）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文化只相信人而不相信神，使得协调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成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大事，协调人神关系则不重要。 |
| B．建安时期，因曹操政治集团的推动，受党锢之祸打击的士人得以重新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满怀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 |
| C．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意在克服各种弊端、挽救潜在危机，当时的几位诗坛大家都深深卷入激烈的政治变革之中。 |
| D．文学人才在封建王朝初期一般未积累到最充足程度，同时因时代稳定、社会繁荣，士人参与政治的愿望也不够强烈。 |
| A．政治的本质在于协调人际关系，因此应尽最大可能维护各个体、各集团的利益。 |
| B．诗歌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仍然可以抒发个人情感，这是由其本质决定的。 |
| C．战国时期出现了屈原这样的大诗人，这与楚国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 |
| D．封建王朝末世往往天下大乱，这不只是对诗歌发展不利，对文化事业也是灾难。 |
| A．《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 B．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
| C．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
| D．王国维认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
5．“诗与政治”相关联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高潮期”是如何出现的？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
材料一：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出自《后汉书·虞诩传》，意思是立志不应贪求容易实现的目标，做事不回避艰难，这是为人臣子的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队伍提出的“四有”要求中，也对干部的担当提出了要求，即“心中有责”。可见，古往今来，责任与担当都是为政者的操守。
① 。古人云，“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担当是一切动力的源泉，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推动工作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与发展问题相伴，经济与社会矛盾交织，这对广大干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面临前辈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时，干部能否承担责任与担当就显得更为重要。每个干部都应身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拿出骏马追风、驰而不息的踏实，敢啃硬骨头，打破利益藩篱，用自己艰苦奋斗的汗水来换取社会和谐、民生幸福。
② 。大时代需要大担当，而大担当需要大能力。如果水平跟不上，只会好心办坏事。因此，每个干部都必须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作为成长、成熟、成功的重要阶梯，一方面加强理论武装，积极主动地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学深科学理论，学透专业知识，学精现代科技，着力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努力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政治上清酲、业务上娴熟、知识上广博，实现靠博学蓄才气。
③ 。范仲淹的“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所以被人们千古传颂，就是因为他能正确看待得失，敢于担当、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做人做事。越是在危急时分，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越是在艰难时刻，越能感到担当的珍贵。当前形势下，领导干部的“日子”大多“不好过”，既然选择留下来担当，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付出，意味着牺牲。在工作中，干部要出于公心，要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得失，不能计较个人的名誉、前途。当然，担当有时会受到挫折和委屈，也要顶得住压力，经得起风险，把逆境和挫折作为人生阅历的财富，做到泰山压顶不弯腰，心中始终有群众。这样才能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干部。
青山矗立，不堕凌云之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中国正昂首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虽然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指日可待，但是前路依旧荆棘丛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我们唯有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才能把握机遇，成就一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事业。
（节选自陈思《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材料二：
经常“朝最厚的地方钻孔”，多到吃劲的岗位上磨练，一个人终将磨砺真本领、收获真才干，拥抱不一样的风景。
哲人有言，“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钻厚板”才能取到火种，“凿深井”方能得到甘泉，这是干事创业过程中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由此而言，成长无法抄近道，成功没有短平快。不可否认，现实中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付出太多、收获太少，哀怨时运不济、命运不公。其实，把付出转化为养分需要一定的过程，恰恰需要持之以恒地“朝最厚的地方钻孔”。只不过，有的人缺乏闯劲，拈轻怕重，喜欢简单重复，一味“复制粘贴”；有的人缺乏韧劲，遇到难题瞻前顾后，“总是在奇迹发生前五分钟停止努力”。倘若凡事追求眼前成绩，没有“再坚持一下”的定力，那么一个人是不可能钻透人生的硬木板的。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坠入自怨自艾的陷阱。
王安石写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最厚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困难多、风险大，却也是离成功最近的地方。事实上，成功大多长着一副“困难外表”，披着一层“危险外衣”。砥砺攻坚克难的毅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力，多倾注些耐心，多下点笨功夫，胜利的曙光就不会遥远。
换言之，经常“朝最厚的地方钻孔”，多到吃劲的岗位上磨练，一个人终将磨砺真本领、收获真才干，拥抱不一样的风景。
钻“最厚的地方”还是“最薄的地方”，对个体来说，或许只是一道事关自我发展的选择题，但对国家民族而言，却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必答题。譬如，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了，就会永远受制于人；腐败这个“最大威胁”拔除不掉，就会失去民心；深化改革中的“拦路虎”清除不尽，就会影响前进步伐。这些，都是绕不开、躲不过的“最厚的地方”。直面考验，迎难而上，钻得进去，研究透彻，才有利于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因“没有后方”而困难重重。邓小平却说，“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在最困难的地方站住脚、生下根的那股劲。面向未来，铭记“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砥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意志，我们拥有的将是无穷的力量。
（节选自陈大昊《事不避难者进！干事创业就要“朝最厚的地方钻孔”》）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期、深水区，面临前辈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更需要干部能够承担责任与担当，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民生幸福。 |
| B．在当前形势下，干部要出于公心，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得失，更多地奉献牺牲，不考虑个人名誉与前途，成为人民需要的干部。 |
| C．凡事追求眼前成绩，没有“再坚持一下”的定力，因而现实中会出现缺乏闯劲、拈轻怕重的人和缺乏韧劲、遇到难题就瞻前顾后的人。 |
| D．对于国家民族而言，面对绕不开的“最厚的地方”，只有直面考验，迎难而上，钻得进去，研究透彻，才能够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
| A．材料一中，习近平所提倡的“心中有责”与《后汉书》的“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责也”一脉相承，都论证了责任与担当是为官的操守。 |
| B．材料一通过援引《行路难》的诗句说明身处时代变革下的我们要学会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把握机遇，成就事业，同时也呼应了选文标题。 |
| C．材料二引用王安石的观点旨在证明“最厚的地方”虽常意味着困难风险，但往往也离成功最近，只有真正的“有志者”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
| D．材料二举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例子，说明共产党要在困难的地方站住脚，坚守革命奋斗精神，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砥砺意志，开创局面。 |
| A．陆谷孙教授为完成《英汉大词典》，花费近20年的工夫，等到下卷出版时已年过半百。 |
| B．87版《红楼梦》导演王扶林在拍摄前闭门三年专门研究《红楼梦》，听取红学家意见。 |
| C．作家费孝通理论联系实践，走入基层，综合研究，最终完成了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 |
| D．《现代汉语词典》定期更新，有编辑甚至用了半年时间来修订“骑”的读音及其含义。 |
5．两则材料都发表了关于“事不避难者进”的看法，请分析两篇文章论证上的不同点。
材料一：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我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做一个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象，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摘自波兹曼《娱乐至死》）
材料二：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波兹曼没有预想到互联网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这一媒介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印证着“娱乐至死”的当下。在这里，剽窃、拼凑的手法更为高超，碎片化信息组合的能力更加强大。抄袭者或谣言传播者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团队、一众人，也可能是一个指令，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机器思维系统，它利用大数据，制造人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这样，信息的制造者和接受者都没有明确的主体性可言，因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被大环境阉割掉了的“残次品”，或是衍生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复制品”。意义不再完整，从形式糜烂至思维深处。信息处理方式的拼凑法与内容的碎片化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智力的功能只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真正理解它们。人该有的“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长的冷静与客观以及耐心等”特质统统被抛弃了。人们不再低头沉思，而是在歇斯底里中跌入娱乐的深渊。
当图像开始占据文化中心之时，就意味着人们在对事物给予关注时，将重心从大脑的深度思考转向了肤浅表面的感官享受。詹姆逊表明，“新潮作者在拼凑之余，的确还能设法使我们身处的日常文化现象浸透着一份幽默感。”而这份“幽默感”就是文化的娱乐先行主义。大众在“自我陶醉的映像世界中”，迫使文化逻辑从严肃转向戏谑，使自我理性让位于情感的过度狂欢。当一切都以娱乐为原则，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会失去价值、失去信服力。背后牺牲的是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精神，而所谓的娱乐至死就是物极必反，个人的理性让位于情感的狂欢，最终“自我”不复存在，真正的情感无所寄托。
（摘编自张雯雯《波兹曼＜娱乐至死＞中的后现代文化逻辑演绎》）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圣经》禁止以色列人制作具体形象，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形象需要人们进行抽象思考。 |
| B．语言是一种原始的不可或缺的但不是唯一的媒介，人们的世界观会受到语言结构的影响。 |
| C．媒介不会对这个世界作出明确具体的说明，它以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
| D．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使得人智力的功能只知道而不是真正理解很多事情。 |
| A．以互联网为会话工具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感受和定义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而影响我们的文化。 |
| B．语言产生文化，但其他会话工具也会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使得不同文化的世界观存在分歧。 |
| C．如果文化的中心被图像占据，人们关注事物的重心会转向感官享受，这是一种娱乐化倾向。 |
| D．文化的娱乐先行主义戕害了公共话语的严肃性，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会失去价值、失去信服力。 |
| A．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连接起古老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 |
| B．益智游戏《考古现场》让人身临其境，进行考古发掘。 |
| C．韩剧《鱿鱼游戏》全球爆火，家长担心滋生校园暴力。 |
| D．交通警示节目《谭谈交通》贴近大众而又诙谐幽默赢得好评。 |
5．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我们应如何应对如今这场新媒体狂欢？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