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常见的艺术门类是诗歌、音乐、舞蹈、建筑、雕刻和绘画、戏剧、小说以及近代歌剧、哑剧和电影剧之类综合性艺术。这些艺术之间的分别和关系，自从莱辛的《拉奥孔》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德国美学家们一般把艺术分为“空间性的”和“时间性的”两大类，属于空间艺术的有建筑、雕刻和绘画，其功用主要是“状物”，或写静态，描绘在空间中直立和平铺并列的事物形状；所涉及的感官主要是视觉。所用的媒介主要是线条和颜色。属于时间艺术的主要有舞蹈、音乐、诗歌和一般文学。其功用主要是叙事抒情，写动态，描绘的时间上先后承续的事物发展过程，所涉及的感官较多。文学则用语言为媒介，而语言中的文字却只是代表观念的一种符号，本身并无意义。所以语言这种媒介不是感性的而是观念性的，也就是说，语言要通过符号（字音和字形）间接引起对事物的观念。艺术之间的分别就是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具有独特地位的首要原因。

其次一个原因是各种艺术都要具有诗意。“诗”（Poetry）这个词在西文里和“艺术”（Art）一样。本义是“制造”或“创作”。有人认为诗是最高的艺术，是一切门类的艺术的共同要素，例如莱辛虽严格区分过诗和画的界限。我国却很早就有诗画同源说。大诗人往往同时是大画家，王维就是一个著例，苏轼说过：“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苏轼本人就同时擅长诗和画。在起源时，诗歌，音乐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后来虽分道扬镳，仍是藕断丝连。例如在近代歌剧和电影剧乃至民间曲艺里，语言艺术都还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都足以见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所占的独特地位。

文学的独特地位，还有一个浅而易见的原因。语言是人和人的交际工具，日常生活中谈话要靠它，交流思想感情要靠它，任何人都不能不同语言打交道。不是每个人都会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和演剧，但是除聋子和哑巴以外，任何人都会说话，都会运用语言。说话的艺术就是最初的文学艺术。说活的艺术在古代西方叫做“修辞术”，研究说话艺术的科学叫作“修辞学”，和诗学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古代西方美学绝大部分是诗学和修辞学，亚理斯多德、但丁和文艺复兴时代无数诗论家都可以为证。专论其它艺术的美学著作是廖寥可数的。我国的情况也颇类似，历来盛行的是文论、诗论、诗话和词话，中国美学资料大部分也要从这类著作里找。

文学在各门艺术中既占有这样独特地位，它的媒介既是人人都在运用的语言，而它的范围又这样广阔。这些事实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天运用语言，接触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时时刻刻在动荡，所以既有了文学工具，又有了文学材料。那就不必妄自菲薄，只要努一把力，就有可能成为语言艺术家或文学家。当文学家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每个人都可当文学家，不要把文学看作高不可攀。

（描编自朱光潜《谈美书简》）

材料二：

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有些人进一步认为它们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唐人只说“书画异名而同体”。自宋以后，评论家就强调诗和画异体而同貌。例如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中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钱鍪《次袁尚书巫山诗》中的“终朝诵公有声画，却来看此无声诗”。“无声诗”即“有形诗”和“有声画”即“无形画”的对比和西洋传统的诗、画对比，用意相类。古希腊诗人说过“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西塞罗的一部修辞学里提到“正如诗是说话的画，画该是静默的诗”。“不语诗”“能言画”和中国的“无声诗”“有声画”是同一回事。因为“声”在这里不指音响，就像旧小说里“不作声”，旧戏曲里“禁声！禁声！”的那个“声”字。古罗马诗人霍拉斯的名句“诗会像画”，经后人断章取义，理解作“诗原如画”。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所谓“诗画本一律”。诗、画是孪生姊妹的说法是千余年西方文艺理论的奠基石，也就是莱辛所要扫除的绊脚石。因为由他看来，诗、画各有各的面貌衣饰，是“绝不争风吃醋的姊妹”。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它们的性能和领域的异同，是美学上重要理论问题。

（摘编自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材料一

近日，人民网研究院联合百度发布的《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显示，10年来国潮的关注热度增长了528%。国货的关注度从2016年的45%提高到2021年的75%。国货数码、国潮服饰、国货美妆、中国美食等行业频频成为热门话题。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更看好国潮品牌，年轻一代特别是“90后”成为对国货、国潮最为关注的群体，新国潮正在崛起。

人们发现，新一轮国潮热并非简单出自情怀，真正的原因是国货新品正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供应方面，“中国制造”升级是国潮热的基础。“中国制造”已经进军全球中高端产业链，“中国质量”正在大幅度提升。需求方面，消费回流让高品质国货赢得市场。尤其是接过消费主力棒的“90后”，是以一种平视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不会对西方品牌盲目崇拜，反而多了使用“中国制造”的自豪感。

于是，众多品牌纷纷加快在市场排兵布阵。现阶段的国潮更有民族文化与科技潮流加持，中国品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科技开始引领新趋势。

国潮姓“国”。企业需要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挖掘和表现当代中国积极的文化特征。要在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基础上，结合年轻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让产品、理念、技术等构成元素与时俱进，不断引领新风尚，让中国创造、中国文化、中国元素成为市场热点。

国潮要“潮”。潮流是动态的，要让潮流兴起和流传，不能成为市场“过客”。企业需要细分人群，关注消费新动向，以此推进产品变革与模式创新。实惠产品看价格，耐用刚需看质量，有趣个性看品牌。在这样的消费特点驱动下，“90后”推动着各大品牌与平台不断迈出年轻的步伐，唯有跟上新需求，才能与年轻消费力同频共振，不仅要“潮”起来，更要“潮”下去。

此外，从销售渠道来讲，下沉市场仍有增量红利。当前，下沉市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处于上升通道，且明显优于一二线城市。品牌要深耕下沉市场，打造“线上+线下”生态闭环，进行渠道升级。

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国潮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上产品良莠不齐，一些企业创新不足全靠模仿。此外，国货在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要让国潮不退潮，需要各行各业发挥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在科技、制造和质量方面取得突破，让中国品牌成为人们心目中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

（摘编自《但愿国潮更壮观》，《经济日报》2021年5月17日）

材料二

北京2022年冬奥会从大写意“冬梦”会徽，到雪游龙、雪如意、雪飞燕、冰丝带等场馆设计与命名，从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短片，立春、雪花、不点火之点燃火炬环节设计，到闭幕式折柳送别等场景表演，都体现了“以少胜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合”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冬奥会将国风、国潮推向世界。

北京冬奥会开启了国潮新时代，极大地提振了文化自信。但是从不同领域的“国潮”热现象来看，国潮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境。

现有的国潮热还更多停留在对传统文化表层形式符号的创意设计上，一些爆款出圈的文艺创作和产品没有触及中华文化的深层核心价值，如一些文博文创国潮产品停留在色彩挪用、元素提取、结构摹写方面，某些文艺创作作品停留在对传统经典或出土文物的名称采借上，使得创作徒有其名，难见其实。这可能导致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粗暴、简单化地“挪用”，难免形成对优质传统文化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滥用，而随意挪用或滥用资源将会导致优质文化资源价值的贬损与消耗。

“国潮”破圈跨界不能忽视内容本体，要处理好科技赋能与文化内容之间的关系。“国潮”赶上了最好的时代，AR、XR、动作捕捉、抠像等技术，抖音、快手等平台正在打破虚实世界边界，中国网络平台的迅速崛起对“国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融合破圈过程中需要发挥科技与跨界文化艺术各方面的最大优势，扬长补短。但是无论科技怎样发达，还是要以令人共情共鸣的文化内容为王。

（摘编自邓佑玲《冬奥“国潮”：中国文化复兴的新篇章》）

材料三

“国潮”热风中，市场快速变化，很多品牌把“国风”设计理解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简单复刻、一味堆积和拼贴传统文化元素，“生拼硬凑”和“用力过猛”的现象不在少数，这其实是因为缺乏对传统文化意蕴和价值的深刻理解，以致淡化甚至歪曲了传统文化的本来寓意。

现在，某种品牌凭借精准定位和国风包装，一经上市即获得市场广泛认可，但紧随其后的是一大批名字雷同、包装类似的跟风模仿，加速了“国潮”的泛化。国货变“潮”不是跟风追热和天下大同，而是品牌将自身独特的产品价值、文化表达、美学观念寄托于商品，在求同存异中追求推陈创新，从而打破同质化的怪图，让中国品牌百花竞放、各领风骚。

“国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碰撞中的华彩亮相，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才是中国品牌乘风破浪的应有之义。应通过举办精品“国货”行业展会、降低产品流通成本、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等一系列举措助力国产品牌发展；要搭建特色传统文化和中国原创品牌“组船出海”的展示平台，助力国货品牌在国际舞台精彩亮相、从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变。

（摘编自田卉、周子歌、白雪蕾《“国潮”澎湃如何更好彰显文化自信》）

材料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已出也。”（《主术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与有为截然不相容的，而从其积极精神方面讲，道家的无为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有为，乃至于无不为。

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不是截然排斥无为的，儒家主要经典《论语》，也记载有孔子称颂天道自然无为的言论，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同时，他也赞扬效法天道无为的尧与舜，如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儒家对于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极为尊重的，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定要按自然界的法则去行动。如荀子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译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些防止人类有为活动的随意干预，积极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材料二：

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简称“通语”，是一个国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在当代中国就是普通话和简体汉宇。通语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的，在现实社会中，通语使用范围和程度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通语普及程度高的地方，往往市场经济发达。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根源。早在1966年，有语言学家就观察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有学者在基于统计数据作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11.62%至15.60%之间，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语言文字不只是语言文字，更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者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与社会进步。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相关关系，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深度契合。在城市中从事着环卫、保洁、保安等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的人们，许多都操着较为浓重的乡音。在收入越高的职业中掌握通语的劳动者比例通常也更高，总体上呈现通语掌握程度与职业薪酬回报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在脱贫攻坚战中，语言扶贫被当作是“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扶贫措施”。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语言扶贫举措。当前，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同时也迎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素质，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当然，在做好通语推广普及的同时，还应处理好通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形成通语推广普及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方言保护的有机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这本身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

材料二：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普通话得以更广泛地应用，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则不断缩减。对许多“90后”“00后”而言，方言早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概念。

方言，本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方言已逐渐形成完整的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并已成为区域内民众进行社会交际的一种联结纽带。方言富有特色的表达，往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等相互融合，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句句方言，连缀着很多人有关故乡的记忆。方言在长期的使用中，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急遽变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方言与故乡的过往一并凋零，乡愁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论是出于情感传承，还是从文化传承等角度考虑，方言都应当受到保护。

保护、传承好方言应当成为一种共识，但保护方言不能只停留于理念层面。要实现“记得住乡愁”的目标，必须落脚于切实可行的举措之中。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语言文化资源，方言文化一旦消失就很难恢复。因而，保护工作必须重视起来。

更好地保护方言，民间层面的传承与保护必不可少，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样不可或缺。湖北省早已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片区项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调查团队，计划在3年内完成对省内50个汉语方言点的调查和记录。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为系统、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创造了优渥的外部条件。

保护好方言，还离不开新科技、新手段。以湖北为例，调查团队分赴不同的汉语方言点实地调查，并进行音、像摄录和语料整理。每个调查点，寻找4名“方言发音人”。这些“发音人”，需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到外地较少，能说纯正地道的方言，调查团队将对他们进行语音采集。而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相关依托新媒体渠道的保护举措，也正在推进之中。

（摘编自梁建强《留下乡音留下方言，或许不能再迟》）

材料一：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其实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依存的。我们的根据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里的论“劳动”等论述。该论述会造成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我们只消回顾一下以往统治西方美学的从康德到克罗齐那一系列的唯心主义大师的论点，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细心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马克思在下文又就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补充：自然中所含的人性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才存在；因为在社会里，自然对于人才作为人和人的联系纽带而存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辩证统一含有两点互相因依的要义：人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也有人。人得到充分发展要靠自然得到充分发展，自然得到充分发展也要靠人得到充分发展。自然是人的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来源，是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手段。人在劳动中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劳动就是社会性的人凭他的本质力量对自然的加工改造。

中国先秦诸子有一句老话：“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地尽其利”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过这句中国老话没有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因依，只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朴素的愿望。马克思却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替共产主义奠定了一个稳实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也替美学和艺术奠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在讨论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马克思提出了“美的规律”，我们不妨细心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原话：

通过实践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对有机自然界进行加工改造，就证实了人是一种存在。……动物固然也生产，它替自己营巢造窝，例如蜜蜂、海狸和蚂蚁之类。但一是动物只制造它自己及其后代直接需要的东西，它们只片面地生产，而人却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有在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才生产，而人却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也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时，人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动物，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联系到它的肉体，而人却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到处把本身固有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

恩格斯也是从生产劳动来看人和社会发展的。他一开始就说：“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人本身各种器官之中恩格斯特别强调了人手、人脑和语言器官的特殊作用。人手在劳动中得到高度发展，到能制造劳动工具时，手才“变得自由”，“所以人手不仅是劳动的工具，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人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劳动愈来愈完善，愈灵巧：在这个基础上人手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这个实例就足够生动地说明艺术起源于劳动了。

(摘编自朱光潜《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有删改)

材料二：

艺术是什么？

原始人类时代，穴居野处，当时人类之生活，实极简单。他们一方面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工具；一方面为满足情绪上的调和，而寻求一种相当的表现，这就是艺术。

我们尤当特别注意的，就是音韵为声音的舞蹈之表现，舞蹈实为动作的音韵之表现。人类在本能上具有表现其悲哀与欢乐的一种表示。这种表示的方法，只有两方面：即呼叫与手势。由此产生患音与形式，为一切艺术原始之原素。人类所异于其他动物，就是能把这种声音与形式变化无穷，而成艺术上的两种倾向。前者由言语之应用，以音韵为中心而产生音乐与诗歌；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叹之”就是这种意思。后者由文字之应用，以形式为中心而产生装饰、建筑、雕刻、绘画诸类。舞蹈是含着音乐的节奏、形式的均齐两方面的一种表现。

艺术是情绪冲动之表现，但表现之方法，需要相当的形式，形式之演进是关乎经验及自身，增长与不增长，可能与不可能诸问题。人类对此两方面比较完备，在表现方法上，积成一种历史的观念，为群体之演进，个体之经验绝不随个体而消灭的。

人类对着自己的情绪，只有两种对付的方法：前一种在自身或自身之外，寻求相当的形式，表露自己的内在情绪，以求调和而产生艺术。后一种是在自身之内，设立一种假定，以信仰为达到满足的目的，强纳流动变化的情绪于固定的假定及信仰之中，以求安慰而产生宗教。宗教之构成，总含着特别的条件，而出世与超物质的思想，为其根本方法。

艺术构成之根本方法，与宗教适相反。宗教与艺术同原始于人类情绪上之一种表现。艺术则适应情绪流动的性质，寻求一种相当的形式，在自身（如舞蹈歌唱诸类)或自身之外(如绘画雕刻装饰诸类)使实现理性与情绪之调和。

(摘编自林风眠《艺术是什么》)

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朝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神，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使“国学”真正发扬光大。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