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网络暴力，实际是一种舆论暴力。这其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在没有互联网的社会，流言蜚语带来的伤害，同样不少见。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将这种扭曲的舆论力量前所未有地放大，它对个体的伤害，很多时候可能是“毁灭性”的。

网暴为何会如此流行？这方面的分析其实已经非常多。有人说，互联网的虚拟性，让一些人放弃了言论责任，从而导致“口不择言”的现象变得更多；还有分析说，在网络上输出语言暴力的人，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在网上谩骂他人，实际是为了追求一种心理上的补偿。这些分析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同时也要看到，多数网暴者也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线下可能同样是善解人意的，甚至，一些网暴本身还是打着“主持正义”的名号出现。这背后对应着的两种社会心理结构可能仍需要被重新认识。

其一，互联网的普及，或者说线上生活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对“远方”及遥远的他者的共情，缺乏对“远方”世界的多元理解。这两年，社会学家项飙的“附近的消失”概念很火，它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只关心自己和更遥远的世界，而对自己所身处的环境缺乏应有的体认。但就网暴现象来说，可能很多人对于遥远世界的关心，也同样是有隔膜的。因为他们只是带着自己的固有偏见去“认识”远方的世界和人，而没有表现出该有的包容与共情。

其二，由部分网友正义感“爆棚”所制造的网暴，或许与现实中维护正义的力量没有让足够多的人产生信赖有关。作为个体，有正义感是好事。但是，当“正义感”在网络上集体输出，变成一种私刑，无疑就越过了界限。其带来的结果，不仅与正义无关，还制造了更多的伤害。

网暴流行的原因，总结起来，可能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互联网的传播介质特点，为网暴的输出提供了便利，并强化了网暴的“威力”；另一方面，它是真实世界的一种投射。换句话说，它发生在互联网上，却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真实的社会土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如何通过改造后者来实现对网暴的釜底抽薪，注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对人心的涵养，也有赖于现实治理的优化。

(节选自光明网《网暴频繁出现，我们该如何反思》）

材料二：

网络同心，文明同行。8月29日，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社会共建论坛在天津举办。有关政府主管部门、部分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平台负责同志，以及正能量网络名人、青年好网民代表等共同围绕论坛主题“争做网络文明使者共建网上精神家园”畅所欲言。

东风浩荡，无边波浪拍天来。30余载时光，曾经“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万里神州，现在正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阔步迈进。今天的中国，网民规模突破10亿，网络空间已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好，心情好，生活工作好。我们越发深刻认同于这个最朴素的道理：“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文明的网络世界，是人民之福、发展之要、时代之光。

网络文明，须凝聚“上善之力”。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同样也来自于一个风清气朗的互联网空间。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也是为党育人的重要载体。文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说到底，来自于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正面引导，二是负面纠偏。比如在今年网络文明大会上发布的《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提及，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网络文明新格局”又比如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200万余条，处置账号13.4亿个，封禁主播7200余名，下架应用程序、小程序2160余款，关闭网站3200余家。该引导的引导，该整治的整治，网络生态环境自然气清景明起来。

网络文明，须倡导“共享共建”。文明不是一触而就的，更不是可以突击完成的。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需要的是朝夕之功、春秋之力，需要的是韧性和坚持。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网络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依法治网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网络安全法到数据安全法、再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陆续出台，网络文明的基座越筑越稳。共建文明环境、共享文明新风——对于亿万网民来说，文明互动、理性表达，争做新时代好网民；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重信守诺、科技向善，践行社会责任；对于网络社会组织来说，健全规范、自律互律，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人人争当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网络素养的培育者、网络诚信的践行者、网络文明的弘扬者，逐渐把“最大变量”变为“最大增量”、将“最大流量”转为“最大能量”。

键盘间有星辰大海，鼠标上有日月山河。就像网友说的，每一个代码背后，都有一场跨山越海的奔赴。是的，2022年的中国互联网，成长许多、勇毅许多。天朗气清、风清气正，是人民对网上家园的美好向往。网聚正能量、共画同心圆，是时代对网络强国建设的深情呼唤。有专家认为，新时代中国网络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为净化全球网络环境、修复全球网络生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深入推进全球网络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而其实，这智慧、力量和方案，恰是新赶考路上全球命运共同体共振之频率、共鸣之和弦。

（节选自中国青年网《2022，奔赴网络文明的星辰大海》）

材料三：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它创造了新的社会交往空间，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给公共事务治理带来重要变化。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了“互联网+党群”“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居民”等服务平台，实行在线办事，兼有信息采集、利益表达、民意征集功能，提高了政府效率，便利了公众参与，增进了社会福祉。随着智能感知技术的普及应用，一些城市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开发了多样化的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

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把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根本目的。“互联网+”属于一种技术治理路径，将技术治理嵌入公共治理过程，目的在于依靠科技赋能，及时识别、回应并解决问题，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技术治理具有天然的工具理性导向，然而，过于强调技术因素则会忽略人的价值。引入技术治理需要重视人的价值，注重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基层治理中，以人为本具有明确的价值规定性，就是要关注人的需求，坚持为民服务，及时识别基层问题，协调相关责任主体有效解决问题。

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需要秉持公众参与的价值导向，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构建社区论坛，支持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从政社互动的视角看，互联网技术扩展了居民参与、需求表达和监督行政的渠道。借助社区APP等应用软件，居民可随时提出服务需求，并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相关责任主体。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公共部门只能对共同需求作出回应。基层治理需要基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分工，合理界定公共部门的职责边界，做到政府有为而不越位，不能凡事都由政府包办。

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需要坚持协商民主的价值导向，通过议事机制来增进利益协调。基层治理主体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行动者，各自的利益诉求具有差异性，基层治理需要运用协商民主机制，围绕普遍关注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构建集体论坛，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各方在论坛中表达诉求，同时也倾听他人意见，在对话中调整各自偏好，在互动中增进共识，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进而组织集体行动。

（节选自人民论坛《“互联网+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行动路径》）

材料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0月10日通报，9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4例，其中本土病例373例。当前，全国疫情仍然呈现出“点多、面广”的特点，国内还有一批中高风险区，防控任务艰巨繁重。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深刻认识到“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继续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是一场大考。疫情防得住，经济才能稳得住，人民生活才能平平安安，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平稳健康。必须清醒看到，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加上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令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一旦形成规模性反弹，疫情蔓延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最终付出的代价会更高，损失会更大。

坚持动态清零，较好地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让我们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实践来看，正是因为坚持动态清零，我们才保证了极低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住院率，以及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疫情防控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动态清零是综合社会成本最低的抗疫策略，是现阶段我国及时控制疫情的最佳选择。

衡量一种病毒是否严重，将传播率和致病率两者相乘，是一个重要指标。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远大于流感和此前的新冠病毒毒株，且部分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的免疫逃逸能力出现明显增强，对老年人和基础病人群仍具较大威胁。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老年人群体数量多，如果选择“躺平”，疫情蔓延开来势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更严重损失，其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难以估量。

应该看到，动态清零并不是追求完全零感染，而是发现一起、扑灭一起，既不让新冠病毒在疫情发生地流行，也防止病毒传播扩散到其他区域。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防控，搞“一放了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过度防疫，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坚持动态清零，必须不断提高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水平。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的地方优化布局核酸采样点，设立电子地图，让群众方便查询和就近采样；有的地方根据流调结果，科学划定中高风险地区和管控风险人群；有的地方建立“1+N”群众诉求排忧解难平台专班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各地实践启示我们，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防控工作才是真正有力度，也才会更有成效。

与疫情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意志的比拼。当前，全球疫情仍起伏反复，我国外防输入压力不断增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因时因地因势不断优化防控政策措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既是秉承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基本要求，也是遵循科学规律、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

（摘编自人民日报《“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超6.18亿例，死亡病例数超653万例，今年以来全球死亡病例数已超百万例。当前全球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仍在不断变异，这深刻警示我们，“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坚持动态清零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疫情失控造成巨大损失。

衡量一种大流行疾病的危害程度，群体的视角最为重要。截至9月28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为86.26%，还有相当部分老年人尚未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加上相当数量的儿童和有禁忌症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疫苗接种率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屏障。一旦放松疫情防控，势必会在短期内造成大量人群被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死亡病例，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让正常的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解决，形成恶性循环。从实践看，正因为坚持动态清零，我们才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卫生健康事业各项指标持续优化。能够取得这一成绩，科学有力的疫情防控功不可没。实践充分证明，动态清零符合国情、符合科学、有效可行，坚持动态清零实质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躺平”没有出路，消极防疫后果严重。据报道，日本在“躺平”后遭遇感染病例激增潮。日本厚生劳动省前不久发布消息称，全国病床使用率居高不下，还出现了很多急救送医困难以及医护人员缺勤的情况，多地医疗系统严重承压。美国由于放任新冠病毒传播，导致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103万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较前一年缩短近1岁，这是该项数据连续第二年下降，新冠疫情是首要原因。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目前美国有近2400万成年人患有新冠长期后遗症，其中81%的人在日常活动时存在困难。

从科学角度而言，“躺平”增加了新的变异毒株出现的风险。新冠病毒变异和进化存在不确定性，感染病例越多，新冠病毒变异的机会也就越多。放松防控将大幅提升病毒变异风险，而新的变异毒株出现后又可能带来新的传播风险和感染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前不久表示，预计未来仍将出现新的感染潮，各国须保持高度警惕。作为奥密克戎BA.5变异株衍生的第三代亚型，BF.7正在全球迅速传播。近日，我国已有多地检出BF.7变异株。相对于BA.4或者BA.5，BF.7的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代际间隔更短，极易造成大面积传播。这警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事实上，一些国家选择“躺平”，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不是因为不想防控疫情，而是无法防控也没有能力防控。这些国家经过多种尝试后，找不到一种理想的控制新冠疫情策略，干脆选择“躺平”，这恰恰是由于前期未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已经失去了动态清零的机会。一旦感染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往往又会收紧防控策略。据报道，法国卫生部表示“不排除恢复在封闭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强制要求”；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呼吁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和接种疫苗，迎接秋冬季感染高峰。相比较而言，由于防控政策得当、措施有力，我国本土疫情状况总体上完全可以做到也能够实现动态清零。

（摘编自人民日报《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

材料一：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提出“诗界革命”，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还试图通过对诗歌、小说文体的改良，架起由艺术实践通向社会实践的桥梁，达到“新民”“新人”的目的。但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很多人发现“新语句”和“古风格”难以兼顾，因为“新语句”不仅涉及新名词，还涉及新句式、新意象、新思维、新观念。其中，新思维和新观念尤为重要，如果不能树立新思维、新观念，即便使用再多“新句式”，创造再多“新意象”，也很难创作出“新语句”，更难创造出“新意境”。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当时很多创作者没有完全树立起新思维、新观念，所以“诗界革命”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于今天的诗歌界而言，百年前的“诗界革命”仍有借鉴意义。诗人不仅是诗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从“高原”迈向“高峰”，不仅取决于诗人个体的水平、能力、见识，也与一个时代诗人群体整体的精神标高有莫大的关系。新时代的中国诗歌界要想再现群星璀璨、佳作涌现的生动局面，应该在整体境界上先有一个大的提升。

境界是什么？我们不妨从唐诗宋词这些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中寻找答案。比如，宋词的高峰是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一批伟大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些诗人不仅在诗词创作上成就卓然，也在现实中建功立业，勇于承担各自的历史使命，是“写实家亦理想家”的典范。“写实家亦理想家”意味着既要立足现实、掌握规律，还要合乎自然、合乎大道，又要“邻于理想”，敢于大胆构思畅想，这就是境界。

简言之，境界在境外，不在境内，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要突破诗歌界自己的小圈子，走向历史、国家、社会的大天地，要将对诗歌艺术的“小追求”融入对家国情怀的“大追求”，比如，“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就是突破现实局限、勇于创造“境外之境”的典范。

（摘编自宋湘绮《诗歌须从“小我书写”走向“大我书写”》）

材料二：

新时代的中国诗歌强调民族性和人民性，强调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更有着不一般的现实意义。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的语言比任何文学样式更精辟，更凝炼，更有感情，更有境界，更富哲思。古人讲究炼字，炼句，炼意；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讲究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无论翻来覆去怎么变，只要诗人心中以人民大众为中心，必能让读者读出诗意，纵使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必能思而得之，引发共鸣。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人民群众中藏龙卧虎，潜藏着各类人才，比如早先的木匠齐白石，最终成了世界级国画大师；当然不乏诗人，比如原先的普通青年女工舒婷，终于成了当代很受读者喜爱的著名诗人。他们都不是贵族，不是小众，而是不折不扣的大众，谁也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高雅的精品。宽泛一点说，纵使被人推崇后来成了诗仙、诗圣的李白、杜甫，也何尝是贵族？“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是典型的流浪诗人，全国山川几乎都可以觅到他浪迹的诗踪；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没有任过府以上之职，对底层百姓的困苦耿耿于心，方能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三吏”“三别”等代代盛传不衰的诗篇。

诗属人民大众，诗歌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事业。从《诗经》起，千百年来诗歌一直是属于平民百姓的。中国自古有诗国之称，历来百姓人家对孩子都重诗教，孩提时代便能背诵许多诗词，比如教孩子爱惜粮食吃饭不掉饭粒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歌伴着人的成长、陶冶人的情操，都有很显著的效应，千百年来家喻户晓，一直活在人民口头。写这些诗的诗人许多均是无官无职的平民大众。新时代需要有更多接地气高质量的精品活在人民口头。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健康发展，必须深入剖析、研究诗坛现状，一定要让失控的诗坛有序地回归人民大众。诗人是人民中一分子，责无旁贷关心时代进步，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民疾苦，也就是应具有“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才能写出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来。诗可以流派纷呈百花齐放，但不能小众化，不能将诗困死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不应无视大众，不应否定生活中涌现的大众诗歌，我觉得网络诗歌也许正是未来繁荣大众诗歌的契机，关键在于正确引导。

诗应该是生活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感悟。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能心灵与心灵对话，才能有社会的和谐、诗美的共享，最终潜移默化，培德铸魂。

（摘编自黄东成《新时代中国诗歌属于人民》）

材料一

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

材料二∶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傅乐成教授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与刘子健的“内省说”有相同之处。宋代文化的确具有“内省”或“内敛”等特征，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到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范仲淹在内省中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依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即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再如苏轼提出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无穷无尽，其广博大气世所罕见。

与唐人的粗犷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精细入微，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宋代理学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并于“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宋人自身的修养，“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则指通达中庸之道，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宋代文化意与韵的形成，离不开宋代“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叙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其独到的理学即哲学。如果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所在。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并在“祖宗家法”的保障下，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乃至逼向“极高明”之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

（摘编自沈松勤《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材料一：

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文心雕龙·诠赋》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是“体物”文学的代表，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再者，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雅趣所至，多有题咏。皇甫谧《三都赋序》认为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器物与辞赋的联姻，是“物之魅”与“文之美”的结缘。

辞赋中的器物与器物上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辞赋与器物之间的关系，其最终表现形式仍是文学作品。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恃事杂音，诗不能驱故为赋以铺陈之”，因为赋在修辞上的鲜明优势，与器物相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追根溯源，敷陈器物材料。枚乘的《七发》有一节专写音乐，重心落在“琴”上，古人以桐木为琴，选材是制琴的第一步，接着再进入到演奏的阶段。琴在汉代极受贵族、文人士大夫喜爱，桓谭《新论·琴道篇》说“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而由蔡邕焦尾琴的典故，既可见选材之难，又可见蔡邕精于琴道。琴是士人言志的重要器物，嵇康《琴赋》甚至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他们都重视书写制作乐器的材料的生长环境，至于其他器物题材赋也多如此。

二是曲尽其妙，提升器物品格。唐代李德裕曾作《画桐华凤扇赋》，序曰：“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灵禽五色，来集桐华，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绩于素扇，以赉稚子，余因作小赋，书于扇上。”赋以扇为描写对象，而扇上有鸟，全文先写鸟之高洁，既而针对班婕妤《团扇诗》的哀怨，作者认为扇用以消暑，而不去做女性的道具，与班氏哀怨天凉“弃捐篮笱中，恩情中道绝”不同的是，作者说，“虽清秋之已至，常爱玩而忘餐”，扇有了更高的价值，其品格得以升华。唐时张九龄《白羽扇赋》，以“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作结；元代赵孟頫《纨扇赋》曰“苟行藏之任道，愿俟时乎安之”都已脱离宫怨，注入沉雄之气，在反复铺排中，烘托、抬升器物的气格。

三是争奇斗巧，广纳异域器物。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世界有着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流，西方不少器物也流入中国，并进入辞赋写作领域。汉末曹丕曾作《玛瑙勒赋》《车渠杭赋》，《玛瑙勒赋》序文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车梁挽赋》序文：“车梁，玉属曲，多纤理得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玛瑙勒、车渠椀在当时都是新奇之物。及至明清，新器物涌入中国者更多。新器物、新科技是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进入作品赋予辞赋新的生命。赋的铺排令新来器物的特征、性能全面展示出来，带来奇趣，更添新知。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体，北朝魏敢说“会领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敢传》)，器物是物质文明的表征，研究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蒋晓光《器物之魅与辞赋之美》)

材料二：

画像石(或砖)在当时的建筑、雕塑、壁画上，都是五彩斑斓的。今天不断发现的汉墓壁画和泥俑证实了这一点。后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描述当时地面建筑的雕塑绘画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

与这种艺术相平行的文学，便是汉赋，被后代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的这些重皇大赋，其特征也恰好是上述那同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赋体物而浏亮”，从《子虚》《上林》到《两都》《两京》，都是状貌写景，铺陈百事，“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尽管有所谓“讽喻劝戒”，其实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仍在极力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山如何，水如何，树木如何，鸟兽如何，城市如何，宫殿如何，美女如何……

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尽管是那样堆砌、烦琐、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不无刻意描写，着意夸扬。这与汉代画像石、壁画等等的艺术精神不正是完全一致的么?它们所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土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汉代文艺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一：

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所带团队日前披露三项科研成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病情无一加重，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风险降低八成多，康复患者症状改善复阳率低。仝小林说，从轻症、重症/危重症到康复期，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三个不同阶段，构成一个完整链条。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彰显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了中国智慧。

②其中第一项研究是在武昌社区开展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使用寒湿疫方(武汉抗疫方)干预。该研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仝小林团队、武昌区政府、湖北省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刘保延团队、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建平团队等共同完成。他们以武昌区隔离点居家治疗的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为目标人群，以寒湿疫方(武汉抗疫方)为暴露因素，服用寒湿疫方的患者为暴露组，未服用任何该药(包括汤药、配方颗粒)的患者为非暴露组，分析两组患者的转重率及患者转重的影响因素。

③研究结果显示，最终进入分析的共有721例，寒湿疫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主要的结局指标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寒湿疫方组为0例(0.0%)，对照组为19例(6.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总体年龄的均数为48.5±14.4岁，中位年龄为48岁。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例数为334人，占46.3%，合并使用中成药的例数为452人，占62.7%。研究表明：在社区推行寒湿疫方对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护作用。

（摘编自《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

材料二：

①中医以独特的思维活动作用于诊断过程，构成了中医诊断的核心因素。中医诊断思维是中医思维在诊断疾病上的应用体现，也是认识疾病的必然过程。中医诊断学把这个过程分为四诊和辨证论治两个连续阶段，其原理来自整体观念的指导，体现在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衡变、因发知受四个方面。

②“司外揣内”见于《灵枢·外揣》：“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

③从狭义上，“内”是指机体内在的病理变化，“外”是指机体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征象，包括症状、体征等。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内部与外部具有统一性。“司外揣内”就是通过诊察表现在外的各种征象，推测体内的病变。从整体观出发，“外”广义上也指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因为人处在天地之间，所以“司外揣内”不仅要重视人自身显现出来的征象，也要关注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变化，从而揣测内在的脏腑变化机制。

④“见微知著”，字面意义是通过细小的变化能够了解整体的结构。应用到中医诊断的思维上，就是一方面注重局部与全身的关系，从局部微小的变化所隐藏的机体生理、病理信息能推测到整体的变化，同时也要注意疾病的动态变化过程，做到防微杜渐。

⑤随着中医诊断技术的发展，“微”不再仅仅体现在舌、面、耳、眼、鼻、脉等传统意义上的四诊采集的信息上，还可以借助现代的中西医诊断仪器设备和手段。比如脉诊仪、舌诊仪、电子鼻等，可以使医生在诊断“微”的时候更加客观化；阴道镜、胃镜、生化指标等现代仪器检测的微观表征可以延伸四诊信息采集的范围，辅助医者进行“状态”的辨识，把握疾病发展规律。

⑥何谓“以常衡变”？《玉篇·巾部》云：“常，恒也。”可引申为常规、规律等。“变”是指变异、变化。“常”是一个界限，一个标准，因此要求诊断的标准要非常明确。在中医四诊信息采集、分析的过程中，要力求标准化、客观化。同时，也要注意，“常”与“变”也是相对的，在一定情况下的“常”，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变”。如老人的“常”与年轻人的“常”是不同的。孕妇的滑脉属“常”，但出现在非孕期可能就是“变”。再次，“以常衡变”的“常”和“变”也体现在量变到质变上。临床上的多数症状与体征的两端，都存在着极限或界限，也是症状与体征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在诊断病证时，不能只重视质的改变，而忽略量的改变。

⑦“因发知受”，即根据机体所表现出来的证候，推测是否感受外邪以及感受何种外邪。“因发知受”是一个逆向思维过程，是“司内揣外”。中医学这种探求病因的方法，称为“审证求因”。“因发知受”是在整体宏观思维的指导下进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观察患者，搜集所“发”病情资料；立足于机体当前的整体反应探求所“受”病因；综合考察多样化的致病因素，全面分析，整体把握。

⑧整体观念是中医思维的核心，贯穿于中医诊治的全过程，其主要包含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时空统一三个方面。辨证论治是整体思维在临床中的具体应用，既体现了中医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中医运用宏观、联系的思维看待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特点。

（摘编自《中医诊断的基本原理》）

材料三：

①2006年，一些人提出“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等观点，在社会上引发激烈争论。这个提议使得中医药步入了危机。但是否要废除中医药，这个问题有待大家的深究。在自然科学概论这门课程中，我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有关中医药的一些知识，针对“是否要废除中医药”这个问题，社会各界人士各持己见，在此同时我也有了思考。

②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在博客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6月13日，张教授又发表了《从中医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一文，引起了网友强烈的反响，评论达百条。其中表示反对意见的占大多数，之后张功耀围绕这一话题继续撰文多篇。10月7日，张功耀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

③中医中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神农氏尝百草开始，一直到近代为中国人的诊病疗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间诞生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伟大的医学家。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为何坚决地认为中医中药无可救药？为何要让中国人抛弃几千年的传统？发起“取消中医”的签名行动，是理性的探讨抑或纯粹是无聊的炒作？但是无论张教授出于什么目的，中医药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与解决。

（摘编自《中医必须废除？大学教授发起取消中医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