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的文化时，必须抛弃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一个种族或群体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看作是最好的，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别的种族和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我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错的。种族中心主义走到极端，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就会引起种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为了避免种族中心论，人类学家对文化采取了相对态度，即主张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否合理，不应当用外部标准来判断，而应当用他们自己所在的社会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比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中亚人吃饭拿手抓，各自有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否合理，要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判断；要不要改变，也要由他们自己决定；外人不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应当说这是一种客观的、公平的文化价值观，它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和平相处。于是文化相对论就成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主流思想。

但是文化相对论也不是无限的，不同文化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共同标准的。如果把文化相对论无限化，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就会导致世界上没有公理，无法沟通，这就会阻碍社会进步。比如一些部落吃人，按他们的习俗是对的，别人不能反对。一些民族实行奴隶制，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可以买卖，可以杀戮。按照他们内部价值标准说，这是合理的，应当的，别人也不能反对。倘若普遍如此，那么社会还能进步和发展吗？事实上，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民族和国家之间交往更加频繁，这就必然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要不然世界各国人民怎么互相交往与共同进步呢？所以说，不能把文化相对论无限化，既要承认文化相对论有客观性，又要承认人类需要有共同的价值标准，这才是科学合理的态度。

一个种族或群体的文化价值，是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在他们那个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是在人类交往和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前者是种族和群体文化的特殊性，后者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性。经济社会越发展，世界交往越频繁，人类共同价值就越会增多。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大趋势。

（选自杨心恒《说说文化相对论》，有删改）

材料二：

文化相对论者主张抛弃欧美中心主义，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反对用暴力干涉落后民族的文化，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不作分析地把一切文化都看作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化，忽视其文化背后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主张帮助落后民族提高文化水平，使不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落后状态。

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都同等价值，并不是都要受到尊重。文化相对论者极力推崇文化的多元性，反对西方人用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落后民族文化，并野蛮干涉，使落后文化服从“优秀”的西方文化，或者同化它。这是文化相对论中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但是，难道被西方人看作是落后的文化，一定是文化相对论者想象的那种有民族特色的原始美，被当地人喜爱的那么值得去推崇、保护的文化吗？那种文化保持下去，一定永远那么吸引人吗？

其实文化相对论者只注意了文化的特色，一味地去保护、尊重，而不去了解这种文化在道德伦理角度、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民族文化水平提高角度和现实生活角度的好坏，不去分析那些文化的差异，那是十分片面的，是十分不理智的，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虽然文化相对论者在理论上很得意地用仁慈的中立态度去对待每一种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万万行不通的，文化并不是同等价值的，并不是都要受到尊重，有的甚至要去推翻它。

与文化相对论一样，文化进化论有片面性，但事物不能不“进化”，用哲学的话讲是“事物总是要发展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能永远停留在文化相对论者所保护尊重的“落后”特色时期的，不然会受外来民族的侵犯，所以各民族众多有识之士去“先进”国家寻求文化“进化”，以此来使本民族站起来。我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绝对反对到处肆意地乱用“物竞天择”。过分强调物竞天择，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不安宁，国家之间相互战争，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后果很难设想。希特勒就是一个过分强调物竞天择的人，由此想灭绝犹太人。

（选自王顺《文化相对论是一把双刃剑》，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的路径有许多不同点，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我们试设想西方文学中没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拉辛诸人，或是设想歌德没有写过《浮士德》，莎士比亚只做过一些十四行体诗，就可以见出史诗和悲剧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要了。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剧三杰的希腊，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长篇诗的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缺陷。

西方史诗都发源于神话。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体化，史诗则又为神话的艺术化。中国原来也有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商周时代已成过去。神话时代是民族的婴儿时代。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老早就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的恰不外“怪力乱神”四个字，在儒教化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史诗不发达，自然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

西方悲剧不外两种：一种描写人与命运的挣扎；一种描写个人内心的挣扎。没有人与神的冲突，便没有希腊悲剧；没有内心中两种不同的情绪或理解的冲突，便没有近代悲剧。中国人民的特点，在处处能妥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这种妥协的态度根本与悲剧的精神不合，因为它把冲突和挣扎都避免了。

西方所崇拜的英雄为希腊的阿喀琉斯、拉丁民族的查理大帝和罗兰，日耳曼民族的西格弗里和贝奥武甫都是气盖一世的伟男子，具有扛鼎搏虎的膂力，一生全在困苦艰难中过活，打过无数的胜仗，杀过无数的猛兽，如果没有他，全民族就要灭亡。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帝三王，大半都是在“土阶茅茨”之中的“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的君主，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中西的人生理想所以有这种分别者，也和社会开化的早晚有关。中国社会安定极早，没有很大的内忧外患，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只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西方民族在文学初露萌芽时代，还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是“杀人不敢前，须如蝟毛磔”的战士。这种人生理想的差异在文学上也留下很深刻的影响。史诗和悲剧都必有动作，而且这种动作必须激烈紧张，才能在长篇大幅中维持观众的兴趣。动作的中心必为书中的主角，主角必定为慷慨激昂的英雄，才能发出激烈紧张的动作，所以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和悲剧的主角。中国“无为而治”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因为他们根本就少动作。

（摘编自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材料二：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北宋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的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低级的。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摘编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编者按)，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财经三人谈：“羊了个羊”爆火，是巧合还是必然？

《环球时报》2022.9.24

编者的话：近日，一款名为“羊了个羊”的消消乐类游戏爆火朋友圈，其游戏特色是简单易上手的操作和“永远都过不了”的第二关。用户被逼看广告获得道具的盈利模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旨在探讨“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爆火，国外如何看待这一类型的小游戏，以及“羊了个羊”可能会对我国游戏产业产生哪些影响。

材料一：

“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火？主要因为以下几点：第一，“羊了个羊”利用反向营销。游戏玩法并不新颖，是模仿而非创新。但其并非以通关来激发玩家热情，而是通过卡关难题甚至“死局”激发玩家胜负欲。

第二，“羊了个羊”上线门槛低。大型网游需要申请版号，而小游戏不需要版号，当然小游戏也不能有充值接口，故而利用广告变现是小游戏的常规操作。“羊了个羊”由此把运营重点都投放在社交媒体传播上。所以，“羊了个羊”并非游戏内容上的创新，而是营销上的成功。

第三，“羊了个羊”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有效传播。当前，微信对于小程序流量略有倾斜，小程序也的确更加容易诞生爆款。

综上所述，“羊了个羊”的确为小游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利用用户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传播力来吸引流量，并以广告实现流量变现。但“羊了个羊”这个小游戏的火爆注定是短暂的。一方面，“卡关”和广告让游戏玩家体验很差；另一方面，没完没了的社交媒体营销和各类广告，可能会让游戏面临违规风险。首先，卡关有诱导营销的嫌疑。游戏制作者一般会留下一条不用看广告就能通关的路径，如果看广告是游戏通关的必选项，那么游戏本身就不是游戏，而是诱导用户看广告，是诱导性营销行为。

其次，广告内容的合规性问题。嵌入广告的内容本身需要严格审核。对于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及时发现游戏广告中的违规内容，防止违规广告、虚假广告嵌入其中；另一方面，要明确广告内容审核责任，当游戏广告出现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及时找到相关责任人。

第三，防止小游戏利用社交媒体恶意营销。社交圈传播可以很快导入用户流量，但要避免恶意营销和骚扰用户，要赋予用户选择权，广告推送要获得用户的授权。

“羊了个羊”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游戏作品，但它的确是一轮成功的营销。在国外，类似的小游戏也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次数多了，用户审美疲劳很快产生，相似做法的小游戏“卷”成一片。而对于社交平台来说，其也担心小游戏不佳的口碑带来负面影响，故而国外很多社交平台正在不断降低这些小游戏的流量扶持权重。

笔者认为，游戏产业可以从中学到游戏营销的思路，利用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扩大游戏影响力，但游戏产业不能在游戏制作上走“羊了个羊”的老路。相信随着我国游戏版号发放正常化，更有新鲜感、制作更加精良的游戏“正规军”将重新占据用户终端。

（摘编自盘和林《营销“成功”难掩违规风险》，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材料二：

对游戏行业而言，这种被定义为“超休闲游戏”的品类，往往都会伴随着社交网络上的病毒式传播。无论是现在的“羊了个羊”，还是之前的“合成大西瓜”，浪潮永远翻腾不休，只是浪头大小有别。

作为一款以“三消”（三个相同的图案连接即可消除的游戏——编者注）为基础玩法的游戏，“羊了个羊”深谙“超休闲游戏”的底层设计逻辑。无数玩家成了“羊了个羊”社交裂变链条上的一环，循环往复着“玩游戏——遇到困难——分享广告——继续玩游戏”的动作，让其在短短数天的时间内，覆盖了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个人朋友圈。

当然，这不是“羊了个羊”的问题，而是“超休闲游戏”在设计之初就天然存在的问题：这类游戏所有设计的最终导向，都只是为了让你点开广告或分享链接，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于社交网络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而“超休闲游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与移动端游戏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愤怒的小鸟”作为此类游戏的鼻祖，证实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由于制作成本低、周期短、回报收益高等特点，“超休闲游戏”在国内游戏市场上出现也愈发频繁。

但对游戏行业来说，笔者认为这并不值得鼓励。“超休闲游戏”的投入与产出比是畸形的，而无论是传统的主机游戏、独立游戏，还是常规的移动端游戏，从制作到发行层面，每一个环节都是充满风险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游戏行业才能拥有如今的盛况。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早已对这些夹杂在信息流与视频广告中的“超休闲游戏”习以为常。和国外成熟产业链下制作的游戏相比，国内游戏产业生产能力与经验相对羸弱，类似“羊了个羊”这样低成本、以营销见长、以“圈钱”为目的的游戏依然大行其道。因此，我国的游戏产业要向上发展，还需要监管的革新、游戏从业者和舆论共同努力。

（摘编自王瞾《“超休闲游戏”长盛不衰是怎么回事？》，作者是游戏门户网站3DMGAME主编）

材料三：

一款大概率无法通关的游戏，居然能够引发巨大的话题度，这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从“羊了个羊”游戏本身的游戏规则来看，其吸引人的一点是“低门槛”，只需要玩家点点屏幕，没有复杂规则，一眼就能看懂的游戏设置，是让游戏具备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础。同时，游戏出现的“无规律性”也是激发玩家好奇心和持续探索的动力。可以看到，游戏第二关出现了大量无规律的元素排布，一方面骤然提升了难度，但在另一方面也让游戏就如同刮彩票一般，全凭运气，这满足了玩家猎奇和撞大运的心理，能让他们持续不断地投入和开始下一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完全随机也满足了当下社会公众期待的“公平需求”。不少游戏大作，充值付费玩家或者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玩家的实力肯定要远远强于新手，但是“羊了个羊”这类以随机性为爆点的游戏则不然，没有充值渠道也没有太多技巧，所有人在一局游戏开始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一视同仁，因此也正是这样的设计，具备了让人们乐于分享的基础。

类似于这样的爆款小游戏，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例，其满足了上述的需求之外，或许也因为满足了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即指“先入为主”印象带来的效果。游戏内简单的三消和色彩搭配起到了对人们第一印象的美化作用，进而强化了其传播效果。

当然，随着游戏的广泛传播，自然也有不少人动起了歪脑筋，不少媒体报道有人利用玩家迫切想过关的心理设置了一些诈骗手段，这些行为应当被及时制止和处罚。但需要指出的是，因游戏而产生的违法犯罪并不一定是游戏创作者主观设置的结果，舆论切不可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游戏创作者，对于负面的情况，如何正向引导才是关键。

（摘编自施钢《小游戏火了当心有人动歪脑筋》作者是心理学家、中国农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主任）

材料一：

1915到1921年这六年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究竟什么路径才是救亡图存之道？究竟什么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究竟什么主义才能复兴民族？

《觉醒年代》全剧直面历史追问，巧妙地将镜头对准大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作风折射了当时社会精英们不同的救亡路径，让马克思主义“自洽”地战胜落后思想，凸显了先进思想逻辑上的合理性。

20世纪前叶的北京大学新旧思想激荡，以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尊敬的对手。但剧中并没有将保守派知识分子刻画成一群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负面形象，反而从史实出发，刻画出一群学养、才情堪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匹敌的“传统”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是辜鸿铭在北大开“论中国人的精神”讲座的演讲、林纾与鲁迅的隔空笔战，均光明磊落，不失书生本色。可以说，《觉醒年代》巧妙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政治等层面的新旧之争，浓缩进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之中，一幕幕话语交锋的场面让蛰伏在时间长河深处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大时代的精神图谱在北京大学得以展现。

《觉醒年代》多线并进的叙事模式，将保皇派的复辟路线、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社实验乃至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探索一一呈现出来。在描写诸派斗争之余，亦可瞥见当时一众精英人物为旧中国谋出路的种种探索。如“反派”张丰载赫然提出“袁世凯复辟才是救国之策、富强之本”的观点。这固然是新青年觉醒之路上的绊脚石，但也代表了当时一派的救亡思路；而以陈延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团体互助社的成立与失败，则以一种亲历式的探索为黑暗中前行的国人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碰壁”，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新文化运动到张勋复辟帝制，再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的命运始终牵连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觉醒年代》将历史定格在北大，无疑是选择了一个最具解剖价值的历史切片。剧中的毛泽东来到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碰面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史实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发生，《觉醒年代》在进步学生与保守官僚两派势力针锋相对的角力、互动中构筑风云变幻的旧世界图景，并呈现大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徐宁《基于受众意识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从<觉醒年代>看主旋律剧集创新叙事策略》)

材料二：

《觉醒年代》全剧深入表现风云激荡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的展现，试图改变以往同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如《觉醒年代》重点表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个体人物，对他们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特别是陈独秀这一人物，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衫褴褛地偷吃留学生们的饭，一边吃饭还一边喊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的狂言；剧中还表现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培对其“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他和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争辩等。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继而引发共鸣。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是让人物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将李大钊对妻子的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友们的关爱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剧中对陈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面，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这样的个体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知。同时，也因为这种新而产生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觉醒年代》在获得观赏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术创新性。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术不能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化”的影像追求。剧中更是多处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辑来进行视听叙事。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便颇具代表性。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地看街景等，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这组镜头将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细致地呈现出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洁而有力的叙事。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在具体表达上，该剧获得了新的认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赵卫防《<觉醒年代>：思辨与观赏的逾越》)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来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销、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浓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侯实、杜晓帆《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的建设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对文化道产的保护，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在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者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兰溪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利用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材料一：

建筑风格，是建筑的时代的、地方或民族的形式，就是建筑的整个表现。它不只是雕饰的问题，而更基本的是平面部署和结构方法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牵制着的，所以寻找民族形式的途径，要从基本的平面部署和结构方法上去寻找。而平面部署及结构方法之产生则是当时彼地的社会情形之下的生活需要和技术所决定的。

历史上民族形式的形成都不是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形成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艺术创造差不多都是不自觉的，一切都在不自觉中形成。每一座建筑物本身可能是一件很好的创作，但是事实上建筑物是不能脱离了环境而独善其身的。否则，每一个城市都可能成为一个千奇百怪的假古董摊，成为一个建筑奇装跳舞会。请看近来英美建筑杂志中多少优秀的作品，在它单独本身上的优秀作品，都是在高高的山崖上，葱幽的密林中，或是无人的沙漠上。这充分表明了个人自由主义的建筑之失败，它经不起城市环境的考验，只好逃避现实，脱离群众，单独地去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

19世纪以来日益发达的交通，把欧美的建筑病传染到中国来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中，中国人完全失掉了自信心，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养成了十足的殖民地心理。在艺术方面丧失了鉴别的能力，一切的标准都乱了。建筑师们对于本国的建筑毫无认识，把在外国学会的一套罗马式、文艺复兴式硬生生地搬到中国来。这还算是好的。至于无数的店铺，将原有壮丽的铺面拆掉，改做“洋式”门面，不能取得“洋式”的精华，只抓了一把渣滓，不是在旧基础上再取得营养，而是把自己的砸了又拿不到人家的好东西，彻底地表现了殖民地的性格。

现在那个时期已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我们从事于营建工作的人，既不能如古代的匠师们那样不自觉地做，又不能盲目地做宫殿式的仿古建筑，又不应该无条件地做洋式建筑。怎么办呢？我们唯有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形式的建筑。

科学化的建筑首先就与大众化不能分离的。我们必须根据人民大众的需要，用最科学化的方法部署平面。次一步按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用最经济、最坚固的结构方法将它建造起来。

建筑艺术和技术的传统又是与前两项分不开的。在平面的部署上，我们有特殊的民族传统。中国的房屋由极南至极北，由极东到极西，都是由许多座建筑物，四面围绕着一个院子而部署起来的。它最初的起源无疑的是生活的需要所形成。形成之后，它就影响到生活的习惯，成为一个传统。陈占祥先生分析中国建筑的部署，他说，每一所宅子都是一个小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宅子。因为每一所宅子都是多数单座建筑配合组成的，四周绕以墙垣，是一个小规模的城市，而一个城市也是用同一原则组成的。这种平面部署就是我们基本民族形式之一重要成分。它是否仍适合于今日生活的需求？今日生活的需求可否用这个传统部署予以合理适当的解决？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

（摘编自梁思成《建筑的民族形式》

材料二：

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城，有着千年历史，境内古建筑星罗棋布。有关数据显示，福建泉州市共有1.3万余栋历史建筑普查线索，正式公布1199栋，挂牌保护的传统历史建筑669幢。

为更好地保护利用古建筑，让泉州古城更有古早味，今年以来，在积极推进申遗工作和向福建省政府报批《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背景下，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紧密结合古城保护规划设计实践，加快编制《泉州古城传统建筑修缮技术导则》，进一步完善古城保护技术与实践方法，加强和提升泉州的古城保护工作。目前，编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已形成《泉州古城传统建筑修缮技术导则（初稿）》。

中山路、西街，泉州人耳熟能详的古城街巷代表，节假日，是游客集中打卡的“网红点”，平日里，亦是泉州城人间烟火的温馨所在。编制过程中，结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中山路、西街等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空间研究为切入点，从战略，上对古城空间保护进行控制与引导，并对城市街道、绿化、广场、街景等公共空间环境进行研究。

同时，围绕中山路（涂门街—钟楼）综合提升、八卦沟古城水系保护提升、小山丛竹公园及周边区域规划研究、通政巷、花巷等街巷规划提升的规划设计和工程实践，对古城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提炼出涵盖形制、风貌、结构、功能、空间完善等各方面控制要素索引40余项，并逐一明确相应修缮要求。

（摘编自《让古城留住古早味   福建泉州编制古建筑修缮导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