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飞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朝的“文”装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调敞、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将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人均粮食达到700斤。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材料一：

从一朵晶莹、素洁的雪花开始，从一声纯净、温暖的童声开始，从一株昂扬、葱绿的春芽开始，2022年北京冬奥会来到了我们身边。北京冬奥的背后，凝结着无数参与者的心血汗水。他们之中，有一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北京冬奥记录着、见证着、歌哭着，她就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作者孙晶岩。

孙晶岩从2017年中国申办冬奥成功开始，历时5年，走访国内外多个城市，面对面采访200余位与冬奥会相关的各界人士，全景记录了北京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充满曲折与挑战的历程。作品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立体、生动地书写了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更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孙晶岩坚持“报告文学要有宏大视野”的创作理念。她创作《中国冬奥》的初衷和记录冬奥筹备历程的重点，是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有活力、有实力的中国形象，是希望能真实记录冰雪运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正是作者的家国情怀，使整部作品呈现出文学反映时代重大进程的及时性和前瞻性。通过这本书，我们能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有中国国力的支撑、有冰雪产业的发展、有与世界的融合。

从这部《中国冬奥》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理念的躬身实践。孙晶岩说：“报告文学是行走的艺术，一定要用脚板子跑出来，要讲究文学性，刻画主人公的精气神，弘扬真善美。”为创作这部作品，她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凌晨5点就起床赶往建设工地采访；在零下20摄氏度的夜间，与张家口赛区的建设者们一起感受壮观的雪场造雪；坐着绿皮火车，穿过漫长一夜去冰雪基地采访，见到艰苦简陋的训练环境，为教练员、运动员的精神感动落泪。她寒来暑往、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到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跟踪场馆建设进展，前往黑龙江、吉林等冰雪运动强省探寻中国冰雪运动的拼搏之路……目力所及，是与冬奥相关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孙晶岩坚持一种“心心相印的采访”，在面对采访对象和写作时，她试图“进入心灵、走入审美”，相信“只有笔端常带感情，才能写出动人的文字”。也许正是这样的创作信念和行动，使她的作品扎实深刻、朴实动人。

“雪里已知春信至。”一场盛大的冰雪赛事折射着中国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冬奥》以文学的真诚与情意，为北京冬奥会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摘编自孔令燕书评《雪里已知春信至》）

材料二：

记者：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心情如何？

李剑叶：很激动也很荣幸，能举着自己设计的奥运火炬传递奥运圣火，内心无比荣耀。

记者：作为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的外观设计师，奥运火炬在您心中代表着什么？

李剑叶：奥运火炬最原始的含义是传递光明、希望与和平。每次奥运火炬的设计，大家都会特别关注，因为它代表着这届奥运会的举办国家和城市所要传递的信息和展现的形象。

记者：经历过整个设计过程后，是一种什么感受？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设计过程的话，你会如何形容？

李剑叶：这是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设计过程有太多大大小小的故事和插曲，整个设计过程很难，但是我更多想到的是“浪漫”这个词。

记者：浪漫？为什么？

李剑叶：当时我们决定做火炬设计的时候，第一个闪现在脑海中的画面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开场，一面红旗慢慢飘扬入画，有一种中国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也孕育着一种力量。它还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一种自我突破的意境。

记者：这是否如同谈了一场“浪漫的恋爱”？

李剑叶：是的，恋爱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样子，从一开始可能不认识，然后慢慢去熟悉它，跟它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流。同时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奥组委对我们的方案不满意，这个过程也非常痛苦，感觉要分手，马上会失恋了。

记者：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得知您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时，您的心情又是如何？

李剑叶：当时整个设计团队在开总结会，在会上我接到一个消息说“花卷出锅了”，当时就有点潸然泪下的感觉，但是因为设计团队成员都在，所以我强忍住了，其实眼泪已经溢出眼眶了。

记者：这是否如同经过恋爱过程后，在求婚时听到“我愿意”一样的感受？

李剑叶：对，但是我觉得当时只是求婚成功，证还没领。整个设计团队兴奋之后，立刻投入新的工作中，就是要将我们的设计稿做成实物。无论怎样，与奥运火炬从“相识”到“求婚”成功总是一件令整个团队都高兴的事。

记者：最终的“飞扬”火炬和此前第一稿有很大区别，“飞扬”火炬设计成中空是什么样的灵感激发的？

李剑叶：第一稿提交之后，奥组委并不满意，随后我们陷入了创意困境，中途甚至想过把糖葫芦作为符号元素设计到火炬中去，这个过程比较痛苦，很多时候是在不断围绕一个圆心画圈，你有感觉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很难直接走到圆心。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会议室桌上绿植的一片干枯树叶掉下来，给了我们灵感，那片树叶呈现出一种螺旋中空的形态。

我们观察到这片叶子的旋转是有加速度的，这种生命力让人找到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种连接，就是人生不止直线，而是曲线前进，且有快有慢，这也激发了我们的灵感。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四个字“道法自然”，自然能够给你不一样且新鲜的启发和灵感。

记者：在设计2022年冬奥火炬的时候，如何打破大家固有的奥运烙印去寻求更多的创新？

李剑叶：设计火炬本身是一个命题作文，这个命题作文在人类历史上被反复重写。奥运火炬的关注度很高，在设计过程中要出新，但又不能怪，因此设计过程确实有难度。

2008年的火炬通过卷轴体现造纸术，同时又用了“祥云”元素，某种程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回顾。我们在设计2022年北京冬奥“飞扬”火炬的时候，通过“祥云”图案渐变到“雪花”图案的设计，再把环保、绿色等元素放到里面，充实未来感，所以我想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设计。

记者：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去形容“祥云”火炬和“飞扬”火炬，您会用哪两个词语去形容它？

李剑叶：祥云火炬应该用“平和”来形容，而飞扬火炬是“激情”。

记者：您觉得“飞扬”火炬代表什么？

李剑叶：___________。

（摘编自中新网记者对李剑叶的专访）

材料一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

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国际、全国或省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摘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材料二

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摘编自黄金《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指的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中所说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很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的问题。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关于“修辞立其诚”的内涵有多种解说，尚无定论，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简而言之，就是怀真诚之心，发出来自心灵的声音，讲真话。

小说家卡佛说，写作或其他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述，它是一种交流。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他拿起笔，以文字发声，诚挚而坚韧地与外围交流时，他便从个体的孤立中走出，与外围发生了碰撞、融合或抗衡。总之，作者与生活是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不能不说，再个体的文字，也是有意义的，而这已足够。那些源自心灵的文字，其实已在日积月累中，自觉不自觉地与生活发生关联，并参与良性生活的构建。

生活承载的时代感严峻地摆在每个作者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对待？这一问题涉及文字的担当性。

纳博科夫在《文学艺术和常识》中这样说道：有时，在事物的进程中，当时间的溪水变成一股混沌之流，历史的洪荒漫过我们的地窖，认真的人们总要在作家、国家和宇宙之间寻找内在关系，而作家自己也开始为他们的职责忧心忡忡。他在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不是私人的。每一个作家拿起笔时，都会出于本能地进行有关生活、命运、环境、时代、精神等等的思考。这些东西看似芜杂又虚妄，却构成了作家的创作资源和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正是因其具有芜杂又虚妄的特性，作家内心才会有困惑、痛苦和挣扎。真正的作家会为文字只停止于表象描摹而不安，从而在对命运处境作深邃思考上不断努力并清晰地将其呈现出来。

从这层意义上讲，说真话，发出心灵的声音，实际上就是充分表现心灵探索的深度，构建灵魂的高度，并发散情感的温度，书写出时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我们处在历史绵长、文化驳杂、物质与精神越来越背离的时代，可以说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形势相当严峻。这当然是限制，但也恰恰是机遇。它在砥砺作家真诚面对，“修辞立其诚”，创作出具有担当的文字，收获大情怀大境界。

（摘编自朱朝敏《修辞立其诚》）

材料三：

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时不能只讲真话。

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

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因此，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

（摘编自李贵富、王长存《也说“写作讲真话”》）

材料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文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兴旺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生态宜居需要农民树立环保意识、培养绿色生活习惯。乡风文明需要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治理有效需要农民具备法制观念、掌握法律常识。这些美好的目标如果没有文化作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乡村振兴需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消除落后文化的不良影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少扶贫干部发现，落后的文化观念所带来的思想保守落后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有的贫困群众缺乏劳动技能，难以开展劳务输出；有的长期享受扶贫待遇，“等靠要”思想严重……可以说，根深蒂固的落后文化观念是脱贫攻坚的一大障碍。“十三五”时期，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但要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还要我们久久为功，消除落后的文化观念，普及先进文化，用先进文化培育新一代农民。

乡村振兴需要用文化凝聚人心。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只有农民人人参与，才能使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生根发芽、产生实效。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文化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上的独特作用，让农民真正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明白做什么、如何做、怎么做，懂得自己既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增强自觉性。通过文化“铸魂”，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在生活方式上、在价值追求上统一到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上来，为巩固脱贫成果、建设幸福美好的新农村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文化产业。农村是乡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发源地，拥有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丰富资源。多彩的非遗技艺、古朴的古村古镇、独特的民俗风情、优美的自然景观……都是文化产业的要素，经过产业化开发就可以成为致富之源。位于成都市附近的明月村现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游客云集，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拥有数十座风格各异的非遗工作坊，聚集着上百位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艺术家，成为远近闻名的非遗村、文化村。通过开展乡村旅游，明月村迅速脱贫，不但村民家家住上小洋楼，村容村貌也大为改变，绿水青山、翠竹鲜花，处处透露着优雅整洁，让明月村赏心悦目，成为度假胜地。

乡村振兴需要移风易俗、树立文明风尚。古人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一种良好的文化熏陶下，即使是落后分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生改变。当前农村地区还存在各种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俗，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往来负担沉重，封建迷信活动有所反弹，流行打牌搓麻将等娱乐活动……迫切需要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摒弃传统陋习，自觉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摘自人民日报《加强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有删改）

材料二：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高校要主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明确自身责任、发挥自身优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服务支撑。

提高教育水平。乡村振兴离不开知识和人才，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高校要瞄准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将教育资源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动能。一方面，探索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有效途径。广大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要持续开展支教行动，逐步提升乡村基础教育质量。深度推进校地合作，拓宽教育扶贫途径，借助信息技术加快数字化学习资源库建设，促进乡村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挖掘和利用乡村教育资源。鼓励高校师生开展农耕文化、民间文化研究，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引导学生利用寒暑假赴乡村开展体育、美育活动，送文艺演出下乡，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此外，还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借鉴乡村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和手段，提高农村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

强化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农村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需要更多优秀涉农人才。高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一是培养涉农综合型人才。在教育部门指导下，将招生计划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用好专项计划招生政策，扩大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优化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完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加快培养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人才。二是引导师生服务乡村。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好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技特岗计划等项目，推动各类人才资源向基层下沉。选送一批政治素质高、综合能力强、工作作风过硬的中青年教师、科技服务团，投身乡村、建设乡村。三是提升基层人才综合素质。统筹规划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学科优势，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培训机制，提升基层干部、农民、教师、医生等群体的素质能力。

（摘自人民日报《为乡村振兴提供服务支撑》，有删改）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对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民法典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绿色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融合，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民法典的施行，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社会根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新华社《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在民法典通过之际》）

材料一：

在《红楼梦》，那可说而未经人说的就是那悲剧之演成。悲剧为什么演成？辛酸泪的解说在哪里？曰：一在人生见地之冲突，一在兴亡盛衰之无常。我们先说第一个。“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仁者秉天地之正气，恶者秉天地之邪气，至于那第三种却是正邪夹攻中的结晶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便是这第三种人的基型。普通分三种人为善恶与灰色。悲剧之演成常以这三种人的互相攻伐而致成，惟《红楼梦》之悲剧，不是如此。《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善恶对抗的悲剧是直线的，显然的；这种冲突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曲线的，令人失望的。《红楼梦》写悲剧已奇了，复写成思想冲突的真正悲剧更奇，《红楼梦》感人之深即在这一点。

（摘编自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材料二：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建立在对某些价值的相信之上，正因为如此，价值的毁灭才构成真正的悲剧。以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为例，她们认同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的生活，但所有的这些价值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落空。《红楼梦》描述的毁灭，针对的不是某一种价值或人生，而是几乎所有的价值和人生。不是某一个人的毁灭，而是大观园的灰飞烟灭。《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原因正在于这种彻底的毁灭。

构成悲剧的诸要素中，不幸和死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基于神的意志和人的性格，无奈或者悲惨的结局都无法避免。同时，其中蕴含的人对于自由、正义和伦理的追求，与命运的冲突和抗争，让悲剧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世间内在于人性和社会的矛盾，无一例外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主人公带入死亡。比较起来，《红楼梦》似乎更接近于莎士比亚作品，虽然有一个神话的背景，但整部小说描述的不过是处在欲望、情感、秩序、伦理、宗教之间的心灵冲突和生命挣扎，不幸和死亡贯穿其中。十二钗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王熙凤、林黛玉的生命各个不同，却都无法躲过香消玉殒的结局。而在十二钗之外，作者不断地安排着冯渊、贾瑞、林如海、宝珠、秦钟、秦业、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睹雯等的死亡，让那些刻意营造的成功或者欢乐显得非常苍白和脆弱。每个人的悲剧被安放得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更突出了生命和世界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摘编自王博《〈红楼梦〉的悲剧让美好的东西获得根基》）

材料三：

我认为《红楼梦》是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历史趋向的一个艺术的总概括和总反映。《红楼梦》里写了两种毁灭，一种是新生事物的毁灭，这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毁灭；另一种是古老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毁灭。前者的毁灭是新的生命由于它还未成熟，经不起狂风恶浪的摧折而毁灭，但它健壮的根系和茁壮的幼芽仍在适宜的土壤里保存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它会继续生长，最终长成大树；而后一种毁灭，是腐朽加腐烂，是生命的尽头，最终是化为粪壤，永远成为过去、不可能再生。

所以这两种毁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前者反映的是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后者反映的是由荣、宁二府象征的那种腐朽势力的必然死亡。

曹雪芹的笔是非常狡狯的，他一再声称此书“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表面上说得非常好听，都是对封建皇帝和朝廷的歌功颂德，但一开头他就写了一桩贪赃枉法的人命案，同时带出了炙手可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此开头，也就开始了他对封建社会的大揭露，大批判。贪赃枉法的贪官贾雨村，是全靠贾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枉断了薛蟠所犯的人命案以后，还直接向贾府和王子腾报告，这说明一切横行不法的事，都与“四大家族”有关。通过对这个具体的“贾”府的描写，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具体情况，而且“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这就是封建社会政治势力的一张关系网。所以“葫芦僧乱判”一案，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封建官场的一个总揭露和总批判。

当然《红楼梦》最最动人之处，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他们的爱情悲剧，《红楼梦》是以宝、黛的爱情悲剧来贯通全局的。这个爱情悲剧的内涵是誓死捍卫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自择权，主张爱情和婚姻的自由。

（摘编自冯其庸《读<红楼梦>》）

材料一：

中国文艺高峰传统的品格，是指生成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艺高峰群在世界文艺高峰之林中呈现出独特而又普遍的气质。这就是说，中国文艺高峰传统诚然有其独特性，但在当今世界性文艺高峰语境中也可能展示出一种既无可替代而又可以理解的共通性意义，给予其他民族文艺高峰群以一种独特的参照作用。正像一个人需要照镜子才能看到自身形象一样，要把握本民族文艺高峰的独特民族性价值，就需要借助世界上其他民族文艺高峰群的照鉴作用，从而同时呈现出一种世界性价值。由此看，认识中国文艺高峰群的独特品格，有助于在与世界上其他文艺高峰的相互比较中进一步发掘其特殊的民族性价值和普遍的世界性价值。

首先，确实出现了创造文艺高峰的艺术家，可称为高峰艺术家。这里的高峰艺术家，可以是无名艺术家群体，也可以是有名有姓的艺术家个体，还可以是现代艺术产业中由若干个体组成的群体协作方式。每一个或一群高峰艺术家都会在其作品中刻画不同的人生情境，传达不同的人生体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

其次，高峰艺术家总是生长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并由此出发去反映时代语境，这种语境可称为高峰语境。这包括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思维环境、艺术制度环境等。人们常说的先秦诗文、两汉乐府民歌、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型文化等，就诞生于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语境中，这些时代语境因素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于艺术品的独创性艺术世界中，构成了与其他时代语境所孕育的艺术品之间的差异的社会根源。

再有就是，高峰艺术家总是运用特定的物质传播媒介去创造，这种媒介可称为高峰媒介。例如，在不同时代分别占据过主导地位的口头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互联网媒介等。而其中每一种高峰媒介都可能创造出与众不同而又不可重复的高峰艺术品。

还应当看到，高峰艺术家基于特定时代语境、运用特定物质传播媒介去创造，结果产生了可以感知其高峰品质的艺术品，可称为高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是来自不同时代语境、不同媒介的创造，彼此都是不可重复的天才之作，如《离骚》《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牡丹亭》《红楼梦》等。

最后，高峰艺术品不能只在当世被认可，到后世就湮没无闻，而必须依赖于后世的承认，否则就谈不上文艺高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文艺高峰都是需要延后一段时长，由后世去回头追认其效果的，这可称为高峰后效。

（摘编自王一川《中国文艺高峰传统的品格》）

材料二：

物质充盈之后，文化的不可或缺会更加凸显。除了作为物质的必要补充，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彰显民族身份的标识，是维系家国认同的纽带。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之中，随着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一个民族可以在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上效仿别人，但在精神内核、心理结构上却永远不能丢弃传统。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快速而程式化的生活节奏，容易助长内心的迷茫焦虑，但只要泡一壶清茶，品两阕诗词，就能神奇地安静下来。国家也好，个人也罢，走得再快，都不能忘掉根本之所系。做好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再有远见的古人恐怕也无法想象，今天的文艺作品会如此丰富。数据显示，2015年上映国产电影278部，出版图书20多万种，艺术团体演出200多万场……中国文艺的成绩，正不断获得世界的认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2015年“雨果奖”《三体》折桂，国产电视剧也开始走向海外。

创造无愧时代的文艺经典，是繁荣文艺创作的紧要任务。而原创能力的获得，必然需要扎根现实，从鲜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艺术来源于生活，远古时期石壁上的图像见证着人类记录的冲动，许多伟大作品产生的契机正在于现实激发的灵感。都市剧《欢乐颂》触动了奋斗的年轻人，其中职场的辛苦、租房的烦恼让人感同身受；家庭剧《小别离》直面教育焦虑，讲述父母的苦心、孩子的压力，让观众从中看到自己、心生共鸣。扎根现实、记录时代的作品才会有旺盛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是无根的浮萍。

当下的中华大地上，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实践，有太多的故事值得书写，太多的群体需要关注。这样巨变的时代，这样全新的土壤，应当伴随着文化活力的迸发，催生出更多好作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定要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写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经典，记录当代的精彩纷呈，为后世留下浓墨重彩。

（摘编自胡宇齐《扎根现实，创造中国文艺的时代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