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杜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具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中引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中，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露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虚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粘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材料二：
意象可分为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自然意象以自然景物为象，包括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风雨阴晴等。社会意象以社会现象为象，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人物和人类生活景象，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曲折反映的神仙鬼怪的景象等。诗歌中的意象是使用语言来表现的。这种语言不同于一般性的语言，可称之为意象性的语言。意象性语言是一种具有形象性、概括性、典型性、象征性、拟喻性的语言。诗歌中，明月、江水、青松、翠竹、晚照、晴空、来鸿、去燕、宿鸟、鸣虫、三尺剑、六钧弓、清暑殿、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菱烟雨溪边晚钓之翁等，都是意象性的语言，也可说是意象。在这里，语言是意象的物质外壳，意象是语言的内涵。
诗人写诗，常运用意象性的语言，构建某种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感情。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照驿墙”“凫雁满回塘”等都是意象，尤其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把六种形象性的词语（鸡声、茅店、月、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并列在一起，这些词语描述的形象，已不再只是事物的客观物象，而是融入了作者凄凉悲怆体验的意象了。诗人正是利用这些意象的组合，构成一种“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的意境。
（摘编自张得良《诗得意象自生光——古典诗词中的意象浅谈》）
1．下列对两则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杜甫的一些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记游诗，可以作为地理研究的辅助资料。 |
| B．李白诗飘逸，杜甫诗沉郁，不同的诗歌风格是由二人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决定的。 |
| C．意象包括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人物是社会意象的一部分。 |
| D．诗人写诗运用意象性的语言构建某种意境，其目的是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 |
| A．在意象虚实的处理上《古风（其十九）》和《悲陈陶》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
| B．诗歌中的意象性语言具有形象性、概括性、典型性、象征性、拟喻性等特点。 |
| C．“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把六种意象并列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凄凉悲怆的意境。 |
| D．严羽认为，在意象的运用上，李白诗万景皆虚，杜甫诗万景皆实，说法准确恰当。 |
| A．“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通过江水、枫叶、荻花等意象营造了萧瑟凄凉的意境，表达诗人的离愁别绪。 |
| B．“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把急风、高天、猿鸣、清渚、白沙、飞鸟六种意象组合在一起，营造了肃杀凄凉的意境，表达诗人内心的愁苦之情。 |
| C．“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直抒胸臆，表达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 |
| D．“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塑造了周瑜这一人物意象，表现其儒雅风流的气度，表达了词人对周瑜的景仰之情。 |
材料一：
儒家推崇的道德至善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幸福问题的深刻思考。“孔颜之乐”是一种克己向善、安贫乐道的德性幸福观，孔子旗帜鲜明地主张“贫且乐”的德性幸福，获得幸福生活的首要标志就是德性的完满，反对世俗的物质幸福，也就是强调道德境界的提升与精神境界的升华，将幸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级。孟子的道德哲学力图建构的是一个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进一步追求个体向善的道德人格境界，进而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幸福。孟子提出“君子三乐”是对孔子的德性幸福观的创新与发展。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提出的君子三乐，从自身的品行、家庭的美满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三个维度道出了人生幸福之真谛。
孟子毅然将“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视为君子一乐，旗帜鲜明地将家庭幸福纳入到幸福观的范畴，把“孝悌”视为幸福起点，使幸福从虚幻世界拉向现实生活，使得每一个人都具备追求幸福的权利与能力。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德性幸福观，也使得儒家幸福观更加贴近实际，走近生活。孟子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幸福视为幸福之源，使得孟子幸福观具有平民化的特点，但孟子的幸福绝非仅仅包含功利幸福，其幸福的实质为精神的自由、道德境界的提升，因而又具有道德超越性。
孟子二乐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天人合一之乐，道出了天与人的紧密关系，天道与人道的互通，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蕴。孟子“天人合一”之乐主要是对道德问题进行考察，是道德完满后与天地合为一体的精神自由。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离娄下》）君子必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不为外物叨扰，犹如婴孩一样单纯洁净，具备天真淳朴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人具有善良本心，即恻隐之心、羞愧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乃仁义礼智之端，犹如人之四体，甚为关键。人人都有道德需要，道德需要得到满足，内心会产生获得感、满足感，孟子将这种内心的愉快情感称作“乐”。孟子又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孟子道德哲学的至高境界就是“天”，而“万物皆备”体现的就是一种天地境界，人对幸福的追求超越了世俗的限制，通晓万事万物之本性，实现人精神的自由自觉。“诚”乃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在“万物皆备”的基础上，反躬自省诚实守信，达到至诚境界，是人生一大乐事。人与天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性，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看来“心”“性”“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尽心方能知性，知性即可知天。人之本心根源于人之本性，不断挖掘内在的恻隐、羞愧、辞让、是非四心，就会了解人的善良本性，而人心中的善即为天道，“养浩然之气”进而实现“天人合一”之道德境界。
《孟子》一书中多次出现“教”字，并将育才视为君子第三乐，这是从社会幸福的角度出发的“教育之乐”。孟子为何将育才视为君子一大乐事？这就需要从孟子对于教育的理解角度出发来考察这一问题，君子自身可以节制欲望，躬行道德实践，进而获得幸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但怎样将仁爱之心惠及更多人呢？唯有通过教育这一途径。“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对于前来求学者不拒绝，怀着一颗广育英才之心去从事教育事业，培育贤德人才。“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君子之间相互切磋交流，传播“善端”思想的过程也可称之为教育。“而天下后世无不被其泽矣”，圣人先贤思想、主张广为流传，也是人生一大乐事。育才之乐是对儒家德性幸福的创新与发展，为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指引。
（摘编自 孙汇鑫 张方玉《从“孔颜之乐”到“君子三乐”：儒家德性幸福的现代生活化启示》）
材料二：
中国哲学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作为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谐，与作为身体、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因之，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亦即“中庸”，就成为基本要点。实际上，它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既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感性形式的审美境界，而不是理性与感性二分、体（神）用（现象界）割离、灵肉对立的宗教境界。审美而不是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目标。
“乐”在中国哲学中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就“天”来说，它是“生生”，是“天行健”。就人遵循这种“天道”说，它是孟子和《中庸》讲的“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而“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它所指向的最高境界即是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到这境界，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谓尽性知天、穷神达化，从而得到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可见整个极致并非宗教性的而毋宁是审美性的。
（摘编自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颜之乐”超越了世俗物质层面的幸福，其道德至善的理念将中华民族的幸福观升华至道德和精神的崇高境界。 |
| B．“孔颜之乐”强调克己向善、安贫乐道；“君子三乐”起于家庭幸福，不再关注虚幻世界的幸福，更贴近生活。 |
| C．孟子之所以提出育才之乐，是因为他认为教育是将个人的仁爱之心、圣人先贤的思想主张广为传播的唯一途径。 |
| D．无论“孔颜之乐”或“君子三乐”，都以现实中世俗生活的精神平宁为基点，以体用合一的审美境界为最高目标。 |
| A．孟子提出的“君子三乐”贵在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从自身、家庭和社会三个维度构建了社会伦理道德体系。 |
| B．孟子秉持平民化幸福观，所以将家庭的“孝悌”看作幸福的起点，以让每个人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和能力。 |
| C．孟子以人之本性为源，以人心之善为天道，向往“心”“性”“天”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境界是人生极致。 |
| D．中国哲学的“乐”强调天道生生不息和人至诚至信的自然合一，孕育了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
| A．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
| B．仁道莫先于亲亲，推其余，“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而况故旧乎？ |
| C．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 |
| D．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
5．李大钊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请结合材料，说说你对李大钊提倡的青年之“乐”的理解。
材料一：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相对于扛锄牵牛、单独劳作的农耕民族而言，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就是骑马射猎、团队合作，有巨大的天然军事优势。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显然，谦谦君子也绝非任人宰割的懦弱者。那么，中国文化对战争有什么看法呢？
第一，不推崇战争。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是不祥之物，也非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第二，不惧怕战争。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玄奘说过“宁可就西而死，岂东归而生”，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这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第三，战争胜负的根本是民心。虽然不推崇战争，但中国文化对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商纣王虽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只有三千臣民，却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摘编自文运《不推崇也不惧怕，胜负根本在民心——浅谈中国文化对战争的看法》）
材料二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枪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摘编自人教版选择性必修上册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但从史实上看，谦谦君子也决非任人宰割懦弱者。 |
| B．中国文化爱好和平，不推崇战争。这在儒、释、道的文献和相关主张中都有体现。 |
| C．中国文化认为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材料一中的民心所指范围包含了军心。 |
| D．八路军实行的人道主义不同于日本侵略者推行的三光政策，体现了对民心的重视。 |
| A．中国文化更关注战争的正义性，这是中国文化优于一般征服者战争文化所在。 |
| B．中国文化认为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必败亦必战，而非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 |
| C．因众人一心、同心同德，周武王只依靠三千臣民就战胜了有亿万臣民的商纣王。 |
| D．感念于我军的政策，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在我军的越来越多，他们都表现很好。 |
| A．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尉缭 |
| B．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陈寿 |
| C．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 |
| D．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 |
5．结合材料，试分析日本侵华战争必败的原因。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首。《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犹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精微、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 A．余光中等人探索了新诗音乐性，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之超越了古典诗歌。 |
| B．李山认为新诗创作没有必要讲究格律，西川则认为讲究格律会使诗人失去创造力。 |
| C．于坚认为人们对新诗存在误解、忽略，表明新诗已经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
| D．材料三认为，对诗人进行评价不应该抹去时代背景，否则容易做出不恰当的评价。 |
| A．余光中的《乡愁》借助一系列叠词表现出的音韵美，显示了深厚的语言功力。 |
| B．材料一以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为例，证明了中国新诗富有音乐性的特点。 |
| C．材料二中谢冕与王久辛均认为，要使新诗具有音乐性，诗人就要提高自身素养。 |
| D．从材料二中可以看出，业界对新诗音乐性的认识不同，争论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
| A．中国古典诗歌与新诗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式”的诗歌，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 |
| B．与西方现代诗歌相比，中国新诗发展时间短，虽有学习借鉴，依然不够成熟。 |
| C．中国古典诗歌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现代新诗具有了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 |
| D．新诗经过不断地探索、实践、创新，挖掘自身的元素，逐渐走向了自洽的生长。 |
(5)应如何评价百年新诗？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文化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现代社会充分展现出来，需要让其从历史中“走出来”“活起来”，成为人们可触可感的文化形态，融入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心坎。为此，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创新发展人们喜闻乐见、易于传播的文化产品，给人们带来身心愉悦和审美享受。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要充分发掘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在今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让中华文化增强“近者悦，远者来”的感召力，需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在交流中绽放中华文化的夺目光彩，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通过开展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既让世界从文化上了解中国，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情感上认同中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包容性，正是中华文化感召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化交流，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摘编自张垒《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
材料二：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也创造了同样悠久辉煌的文学。在古代文学的各个门类中，又以诗词最为传播广泛和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古典诗词并未因历史的冲刷而失去自身光辉，而是历久弥新，愈发彰显出永恒而独特的魅力。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风·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随着汉字、历史典籍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古代东亚形成了汉文化圈，古典诗词在整个汉文化圈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许多文士都酷爱诗词，并且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现在被统称为域外汉诗。例如，唐代诗人张志和曾撰有《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很快就传入日本，为当时日本天皇称赞不已，和亲王大臣们一起加以追和，据说这是日本填词的开端。白居易对古代日本民众影响很大，白诗的浅近易懂和清丽忧伤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朝鲜官方正史《高丽史》的《乐志》中，收录了多首柳永的词，足见当时柳永词作的广泛传播。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古典诗歌的非凡成就与重大价值，值得我们骄傲自豪。
中国古代有着“诗品出于人品”的文学观念，这昭示了文学的道德评判尺度。诗人们将修身立德视为内在的自觉追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典诗词往往是诗人们崇高情怀的集中写照。屈原坚持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耕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杜甫在狂风暴雨掀翻了茅屋屋顶的秋夜，依然心系百姓，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慨叹。陆游在临终之时，仍旧不忘毕生的恢复国土之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他最后的遗言。凡此种种，无不闪耀着高尚人格的光辉，学习这样的作品，无疑可以让我们的情感为之激荡，思想为之触动，心灵为之净化，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张巍《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要想让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来，就不能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一定要将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
| B．“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说的是我们要让世界各国在文化和情感上认同中国，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输出能力。 |
| C．古典诗词不仅与中华历史相通，而且形象具体、取材广泛，颇具趣味性，在表现历史的真实性上有其独特的一面。 |
| D．中国古代诗人常把自身的理想志趣寄寓于作品，人们可以通过诗词作品窥到诗人的人格光辉。 |
| A．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是因为中华文化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
| B．由于诗词在表现历史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学好诗词是研究好历史的主要途径。 |
| C．张志和等人的诗词作品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地，说明了我国古典诗词影响之大。 |
| D．我们要在与世界交往中充分发挥文化桥梁的作用，但首先要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基础。 |
| A．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
| B．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
| C．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绝句》） |
| D．太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
5．我国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二作简要概括。
材料一：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在家孝亲，推之事君；在家悌兄，推之事长，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治”，以及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部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包括孩子对父母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恩爱与尊重，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这一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因自由主义作祟而在认识“家”的社会作用方面所存在的盲区。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他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把他原先对一个小团体承担责任的能力，用来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个人必须拥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个和谐的、充满信任和平等的家庭里建立的。”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再是宗法式的共同体，“家”作为专制温床的时代，也早已过去。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节选自孙向晨《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材料二：
“家”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相比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从其起点上就不屈不挠地摒斥“家”，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这一“缘情制礼”的反复努力，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即使20世纪初以来，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家庭革命”甚嚣尘上，家庭结构和模式、传统家国关系频受挑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重建舶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想的依据。由此可见，不理解“家”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点及其构成和变迁。
其次，“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事实。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摘编自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国是由一个一个的家组成的，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具有同构性，也就是“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
| B．“家”“国”的同构性关系，常常成为人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例证之一，认为仿佛是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 |
| C．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是其他一切要素的基础，扩展到整个社会，如果家庭出现不和睦，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动乱而摇摇欲坠。 |
| D．20世纪初以来，由国外传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传统家国关系受到挑战，“家”的地位受到撼动，成为这些思想的依据。 |
| A．“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则属于私人范畴，因而难以进入公共领域。 |
| B．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不是人类天然拥有的，而是家庭教化的结果。 |
| C．由儒家文明发展而成的“家国一体”秩序体系，决定了我国传统文明伦理底色，成为民情基础。 |
| D．其他文明要研究中国文明，必须认识“家”是中国人情感与生命意义的承载，情感需求的港湾。 |
| A．左宗棠家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 |
| B．梁启超家书：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
| C．《黄氏家规》：人有祖宗，犹水木之有本源，不可忘也。 |
| D．《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
5．对于“家”的作用分析，选文两则材料和下面这则材料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对三则材料分别作答。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在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乡土中国·家族》）
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作为民众喜闻乐见和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一直以来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俗包罗万象，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信仰习惯、神话传说，都是民俗涵盖的内容。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乡土民俗渐行渐远，如何活化乡土民俗，不仅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是文学家特别是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
文学离不开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民俗。民俗文化在乡土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抓住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民间语言。乡土作家通过文学叙事，在文本中恢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既展现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意趣横生，又有助于挖掘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遗产，探寻民俗文化的当下价值。乡土作家对民俗文化的活化大体有三重路径。
在作品中传达民俗趣味和民俗意味是乡土作家“活化”民俗的策略之一。传统民俗文化看似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存在，但通过乡土作家的书写，就可能产生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审美趣味，通过这种审美趣味又产生了审美意味。这种意味与审美主体心灵的升华有关，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如汪曾祺对民间把玩蛐蛐、鉴赏古玩等民俗活动的书写，刘庆邦、毕飞宇笔下的民间传奇人物等。他们大多都没有拘泥于逻辑安排，而是根据不同民俗特性，彰显民俗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意味，让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渗透到读者的精神生活中。
对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书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活”起来的重要探索。乡土民俗作为村民千百年生活中习焉不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既可以通过产业转化的方式实现经济上的振兴，也可以通过挖掘其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的振兴。如张炜的《独药师》中，作者除了对胶东民俗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呈现之外，还主要挖掘并讲述了流传已久的道家“养生文化”，发现了它对现代人的重要价值，以此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科研人员的到来让楚王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楚王庄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如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历史悠久的楚国文化遗存、古老的烹饪技巧等，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作家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化可能性的独到思考，既让读者认识到了乡土民俗的非凡价值，也通过文本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民俗文化之路。
不仅如此，乡土作家也在思考，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价值在彰显民族文化自信上的重要作用。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文化“活”起来的深度思考。民俗除了与个体情感产生直接关联外，还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华传统根性文化的凝聚和再现。如果说乡土民俗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大多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那么作家通过小说所展现出的中华文明精神则大多是自觉的选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背后，实际上都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民俗成为乡土作家探究中华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渠道。
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为本土文化注入活力，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让民俗文化在民众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摘选自田振华《乡土文学：让民俗文化“活“起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民俗文化就是民间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信仰习惯、神话传说等，现正慢慢被取代。 |
| B．民俗文化在乡土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分量，乡土小说抓住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就成功了。 |
| C．传统民俗文化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存在，乡土作家能使其产生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审美趣味。 |
| D．让民俗文化“活”起来，指让民间传统习俗在当下焕发活力，也指挖掘其中的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文化自信。 |
| A．文学离不开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民俗。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乡土民俗渐渐淡化，这值得乡土作家关注。 |
| B．乡土作家通过文学叙事，在文本中恢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力，可以展现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意趣横生、挖掘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遗产、探寻民俗文化的当下价值。 |
| C．作家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化的思考，既让读者认识到了乡土民俗的非凡价值，也通过文本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民俗文化之路。 |
| D．乡土小说民俗叙事能激发本土文化活力，既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又让民俗文化在民众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
| A．沈从文在《边城》中记叙的端午节龙舟竞渡体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小说的传播使这一传统在湘西地区得到更大的发扬和发展。 |
| B．《荷花淀》着力于对白洋淀的风土人情和地域色彩的描绘，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追求也表达了孙犁对“真善美”的讴歌。 |
| C．动漫作家根据五羊民间传说，制作出具有武汉文化特色的产品，在动漫民族化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和产业化。 |
| D．赵德发在《经山海》中将地方传统曲目列入市级非遗目录，以海边民俗为基础创办海上高跷节目等，就有对传统民俗的改造及转化。 |
5．请简要梳理第四段的论证思路。
材料一：
埃德蒙在《社会人类学》一书里评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埃德蒙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
先以第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产生于埃德蒙所说的公众的经验。他所谓公众经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处境。
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我学人类学，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埃德蒙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
埃德蒙第二个问题的矛头则直指我的要害。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那么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我确是没想把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
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
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种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埃德蒙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
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埃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我随手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摘编自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材料二：
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的埃德蒙对四位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加以评判。他认为林耀华运用的不是人类学的描述手法；杨懋春对山东村落的研究则采用落后的早期民族学方法；许烺光的研究，类似于社区调查，但因声称“代表整个中国”，因此是失败的例子。在这四部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因为它与别的描述方法形成明显的对照，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而且不声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埃德蒙说：
与社会人类学者的所有优秀作品一样，费著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关系网络如何在一个单一的小型社区运作的细致研究。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虽然这种作品以小范围的人类活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其内容远比称为“文化人类学导论”的普通教材丰富博大。
埃德蒙的批评，强调的是中国人类学缺乏异文化眼光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目标在于通过异文化的民族志考察来体现人的通性，因而他虽主张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一般预设”，但是在本质上却主张在差异中洞见“普同性”，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特征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通论。这一看法，与费孝通的本意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摘编自李培林等著《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费孝通回应埃德蒙的第二个问题，也承认中国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确实不能概括中国国情。 |
| B．费孝通认为江村并不是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解剖江村能够了解各种类型的中国农村。 |
| C．埃德蒙认为，《江村经济》的价值在于通过小范围研究，反映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 |
| D．埃德蒙批评中国人类学者缺乏异文化眼光，他认为应该通过研究其他民族来了解人的共性。 |
| A．费孝通在面对西方学者的质疑时，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借此阐明了自己的研究主张。 |
| B．费孝通试图运用类型比较法，描述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进而了解中国农村的整体。 |
| C．埃德蒙用三位中国学者和费孝通进行对比，肯定了《江村经济》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
| D．材料二中，作者先概述埃德蒙的观点，继而系统阐述了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主张。 |
| A．《乡土中国》的作者通过观察和调查，形成了对中国农村的概括性了解，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
| B．《乡土中国》运用人类学方法分析乡村的时空特点，提出“文字下乡”的前提条件，体现学以致用的学术态度。 |
| C．《乡土中国》通过中西方对比，揭示出“差序格局”这一中国乡土社会特点，表明作者具有跨文化视域的优势。 |
| D．《乡土中国》中作者虽以自己的籍贯为例说明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但他的研究旨趣并没有局限于这种个案研究。 |
5．南粤中学组织同学们分组合作开展岭南文化调查研究活动。诸根据材料一，借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完成以下表格。
| 步骤 | 主要做法 |
| 第一步：制定方案 | ① |
| 第二步：开展调查 | 深入地，开展观察和调查 |
| 第三步：整理分析 | 描述所研究对象的特征 |
| 第四步：交流比较 | ② |
| 第五步：展示成果 | 以调查报告等形式展现岭南文化风貌 |
材料一：
至少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起点应该是如何把握农时。种植需要确定合适的时间才会有好的收获，它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自然因素配合。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天人合一”与“三才”（指天、地、人）思想的形成。
任何抽象的哲学理念都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才能实现其价值。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把握农时，实现天人合一，并获得好的收成呢？我们的祖先利用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加上北方耕、耙、耱（南方的耕、耙、耖）三者配套的抗旱保墒体系，再辅以中耕除草的技术，以少量土地养活众多人口，构筑了一条通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可以说，深厚的农耕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类型，它促成了天人合一哲学的产生，进而孕育了二十四节气概念和抗旱保墒体系，构成了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典范，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今的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其中化肥与农药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突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困难。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依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不管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基础的原理不会变化，即依赖自然而生产。人们依然要遵循自古而有的尊重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知识体系，指导种植、养殖等生产的各个过程，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产方式。二十四节气理念正以新的形式服务于中国当代农业。
传承二十四节气还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板块，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城乡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双向的、良性的，不能因为工业化而让乡村失去了它应有的韵味。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人们、城市不能离开乡村。通过熟悉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在未来将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二十四节气如同中国文化的一张核心名片，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中国人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时，西方一些国家很不适应，认为这是中国试图主导世界的行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和谐理念，不是征服理念，“一带一路”是用玉帛替代干戈的最好形式之一。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二十四节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和谐模式中才能产生。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实际上是无意间送给中国人的大礼。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个名片，排除干扰，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为整个人类谋福祉。
（摘编自徐旺生《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
材料二：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意味着对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认可和对中国承担保护职责的信任。这就要求我国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有序推动二十四节气的各项保护工作。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生产实践，是古代天文学和农学同步发展的结晶。其中蕴含的尊重自然、效法自然、爱护自然、利用自然、扶助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二十四节气本来是大众的生产生活日用文化，始于西周，于春秋战国基本定型，于西汉完成记载。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为其推广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通过官方推行，二十四节气才被普遍用于指导国计民生。两千多年以来，二十四节气既是国家行政的时间准绳，也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的风向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让二十四节气扎根人心，回归生产生活日用，才是真正的保护与传承。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不仅传承着二十四节气内在的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而且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还有谚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品、书画等文艺作品。
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有助于激起国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增强外国人士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摘编自张勃《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意蕴》）
【链接材料】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节气。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冬天结束，春天开始。随着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冬奥会开幕式缓缓开启。从雨水开始，至立春结束，一幅幅节气的美丽画面对应着中国古典诗词或谚语，将中国元素与冬奥会完美融合，惊艳了世界。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国人继承和发扬二十四节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空前高涨。 |
| B．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以把握农时为第一步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
| C．利用好二十四节气这张文化名片，落实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整个人类谋福祉。 |
| D．西欧农业模式的产物--农药与化肥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
| A．我们应传承二十四节气所包含的理念更多地引进西欧农业模式，建立新型生态农业模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种养结合，循环利用。 |
| B．二十四节气是天文与农学两方面知识高度配合的体系，只能在中华文明的和谐模式中产生，是中华文明体在早期优于其他文明体的证明。 |
| C．长期以来，二十四节气被全国各地采用，为多民族共享，各族人民通过创造性利用二十四节气，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 |
| D．只有采取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措施，使二十四节气扎根人心，回归日常农业生产及生活日用，才是真正的保护与传承，才能保障国计民生。 |
| A．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农业。 |
| B．《吕氏春秋·审时》有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
| C．壮族霜降节、农历二十四节气（苗族赶秋）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 D．游牧文明的发展仅需要了解四季这种较粗的时序概念，没有细分节气的需求。 |
5．张艺谋总导演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拉开了北京冬奥会的序幕。请你根据材料，从文化的角度，结合你对冬奥会的认识，谈谈自己对这一设计的意图的理解。
材料一：
布洛是现代实验美学的代表，他继承了“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方法，把对传统美学中审美客体的研究转向对审美主体的心理功能和美感体验的研究，建立了以观赏的效应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理论。他提出，在审美观照中，主体在心理上必须和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把眼前的对象同实践的、现实的自我联系割裂开来，切断同事物的实用、功利方面的联系，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它。保持距离会使司空见惯的东西发出奇光异彩，使身处焦虑、烦躁、恐慌之境的心灵体会到一种奇异的镇定与寂静，领略到一种功利的“我”难以企及的审美之境。
为了形象地说明“心理距离”的含义，布洛举了一个海上航行遇上大雾的例子。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因为海雾不仅会耽误行程，还会令人呼吸不畅，让人因置身无边的、未知的恐惧之中而感到惊慌无助。可是，那让人紧张焦虑的海雾也可能会霎时成为趣味与欢乐的源泉。一旦抛开海雾可能带给我们的危险及不愉快，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去看周围的景观，我们就能够欣赏海上雾景奇妙无比的美。
布洛所说的“心理距离”指的就是客体及其吸引力与人本身的分离，与人的实际需要、道德、目的、利害关系之间的分离。由于这种分离，日常事物的某些平时为人们所忽视的侧面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震撼我们的心灵，从而成为一种“艺术的启示”。因此布洛认为心理距离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但同时布洛又指出，作为一种审美原则，心理距离又有其矛盾的二重性。在欣赏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中脱离出来，抛弃事物的科学价值、使用价值以及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生活，要拿自身的经验来印证、诠释作品，从而激起感情的共鸣。只有将“距离的自我矛盾”安排妥当，才是艺术欣赏与创作的成功。
“心理距离说”矛盾的二重性强调了“美感的人”“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的辩证统一，认为处于美感经验中的主体也是“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无法将其从整个有机体中分离出来。作为“美感的人”，一方面须超脱实际生活，心中不能存有任何外在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帮助自己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以获求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这种理论的一大优点是其在像形式主义那样强调审美经验的纯粹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有利于或不利于产生和维持审美经验的各种条件。而且“心理距离说”将美感经验之前、美感经验之中、美感经验之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综合考察美感经验之前及之后的现实生活、伦理道德、实用功利及各种相关的社会因素对美感经验的影响。
（摘编自彭志勇《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朱光港早期美学思想》）
材料二：
在审美欣赏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距离太小，主体离客体太近，客体的局部相互遮挡会使主体领略不到审美对象的整体风貌造成主体对客体感知的困难。距离太大，离审美对象太远，由于光线漫射、空气浮尘等因素，审美主体会感到对象模糊不清，自然就无法欣赏到审美对象的美了。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听音乐、看油画、看电影时，都会保持一个适中的空间距离。听音乐时，太远了会听不清，太近了又会觉得震耳欲聋；看电影时，如果坐得太近，屏幕上的画面就会扁平得像一张纸，立体感的消失会使欣赏索然无味。欣赏艺术，“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保持适中的距离才能领略作品的美的魅力。
空间距离能够产生美感，同样，时间距离也能够产生美感。旧物、往事经过时间的沉淀，往往具有某种美的力量，让人感到情意依依。如乡情是一种人情美，时间隔得愈久，其情愈烈。
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过：“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他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的确，一件曾经让人嫌恶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远一点看，也许就会形成很美的意象。卓文君不守寡却和司马相如私奔，这在西汉时算是一件秽行丑迹，后世却把这段情史当作佳话。在李贺的诗句“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是画一般的幽美。
并且，时间距离还能使往日伤痛、悲哀的情感，转变为感人肺腑的艺术创作。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在其妻王弗离世后的第十年写下的悼亡之作，时间的距离，使深切的哀痛变成了情真意切的艺术之美，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纵观中国古代诗词史，除了悼亡诗的审美内涵和时间距离有关，咏史怀古诗同样如此，我想这也是时间距离具有美化、诗化作用的原因吧。
（摘编自曹熠婕《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浅谈审美距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布洛的美学理论承袭实证研究方法，以观赏的效应为研究对象，注重对审美主体的心理功能和美感体验的研究。 |
| B．布洛认为心理距离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人只要与客体及其吸引力相分离，就会发现一些平时忽视的侧面震撼心灵。 |
| C．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空间距离要适中，距离太小或太大都无法欣赏到审美对象的美。 |
| D．在中国古代诗词史中，悼亡诗、咏史怀古诗的审美内涵和时间距离有关，这体现了审美欣赏中时间距离的美化、诗化作用。 |
| A．布洛以海雾为例，证明审美主体想要体会到独特的审美之境，就要忍受审美客体所带来的危险。 |
| B．与布洛“心理距离说”的美学理论相比，形式主义审美观存在明显不足，它可能忽视了产生和维持审美经验的各种条件。 |
| C．适中的空间距离能够让人领略作品的魅力，而时间距离则不然，时间隔得越久，产生的美感越强。 |
| D．西汉时被人诟病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的行为，后世却传为佳话，说明时间距离一定会美化过往的事。 |
| A．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而没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 |
| B．在“忆之路”上，走得愈远，愈是有味，这是苦味渐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 |
| C．一个人，只有跋涉过漫长的生活道路，才会有各种滋味的回忆。 |
| D．人们在重温旧事时，便会发现生命之书中最美的一页莫过于其中一些段落所勾起的回忆。 |
5．鲁迅说过：“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老年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请结合材料，从“心理距离”二重性的角度谈谈你对鲁迅这一说法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