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体育扶贫是指国家通过实施特别体育政策，履行“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法律义务，从而保障贫困地区公民享有现实的体育权达到或接近全国同等水平。

对国家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推进贫困地区体育事业、保障贫困人口享有体育权是各级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地区体育的政策投入水平需相应提高，体育政策在国家扶贫政策体系中的分量需进一步加重。三是实施机制的强制性。实现体育扶贫目标，以问责机制为保障，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对贫困地区人口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权利行使成本的非排他性。体育扶贫不同于个体受益显著的财产性扶贫，贫困人口可以共同享受政策普惠，基本不存在权利收益排斥。二是权利实现效果的互补性。贫困人口的体育权与健康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相互交叉，享有现实体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三是权利主体的参与性。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说到底是个体行为，政府和社会主要提供必要条件，个人须积极参与，别人无法代理。

（摘编自段鸿斌《体育扶贫：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完全不同的，甚至常常敌对的各城邦的希腊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1936年在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种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己在“竞赛”中的角色。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

（摘编自徐贲《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材料三：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大力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意见》首次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我国“简政放权”“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决定了“社会”是将来办体育事业的主体。群众体育行为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体育态度及具体的体育活动方式。它是衡量群众体育发展的黄金指标，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抓手之一。实践表明，“群众体育的进行除了少数是自发性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引导和驱动下实现的……目前，非正式体育组织已经在群众体育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正式组织具有的“明确目标、清晣边界、规范秩序、权威层级及追求效率最大化”等特征，非正式体育组织化水平较低、目标广泛而不明确，主要靠情感、道德等手段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对正式组织而言，非正式组织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当，积极功效明显，反之则会阻碍或破坏正式组织及所属成员的利益。

（摘编自胡好、翟波宇、王传平《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群众体育中的行为表现及规范研究》）

材料一：

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诸”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淑”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科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虹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和刻石等或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沧浪亭的“沧浪”二字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典故，园中临水的“观鱼处”得名于《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颐和园后山“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拙政园“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中的对联、刻石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留园五峰仙馆题有“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这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

材料三：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熌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

材料一：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尽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浸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有的人在学生时代已早早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也有人更爱好历史和乡土传说；有的人也许喜欢民歌，还有人觉得阅读那种细致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加富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摘选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稍为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于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使阅读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而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读书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此中心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为进一步高深研究做准备。如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须先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选择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其用意在于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当然，它对于初学者并不适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要领。如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求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

朱熹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只求故事结构，第二次只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只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它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只有这样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摘选自朱光潜《谈读书》）

材料一：

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同心圆波纹的性质，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儒家最考究的“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而后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群己界线从来也是不清不楚的，国也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来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重新审视费孝通水波纹比喻之后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费孝通心目中的“差序格局”是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既包括横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远近亲疏的“差”，也包含纵向的等级化的“序”。依我看，这个讲究尊卑上下的差序格局靠四个基本机制来维系。

第一，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来维系尊卑大小的差别，而这种不平衡不对称又经由一系列伦理规范而加以合法化。在这个机制下, 位在上者比位在下者享有更多的权利，也因此而可以对位在下者施行权力；而位在下者则对位在上者负有更多的义务，特别是服从或听话的义务 ,同时在权利和权力两方面则处于劣势。例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四伦都体现着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称不平衡的特点。而当朋友关系发展到结义兄弟时, 上尊下卑的不对称机制便会通过“兄弟”一伦的规范而发挥作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后的关系模式以及梁山泊众好汉之间的等级差别便是这方面的例子。

第二，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来维系尊卑大小的差别。以家庭生活为例，家长通过“家产共有”的方式而使其他成员依附于自己。根据同一逻辑，在帝国时期，皇帝可以随意剥夺其臣民的私有财产，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三，通过非正式的礼俗和正式的法律来惩罚敢于向尊卑上下差序提出挑战的社会成员，并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建立在差等之上的秩序。前者如位于下者不可以对位在上者直呼其名；后者如《大清律》规定，杀夫罪要重于杀妻罪，伤害兄长之罪重于伤害幼弟之罪，而辱骂父母的逆子甚至可以判处绞刑。这里，罪行和惩罚之轻重取决于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以下犯上，自然要罪加一等，因为在私人生活中的犯上往往会埋下在公共生活中作乱的种子。这便是孔子说的：“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第四, 通过某种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人得以逐渐或突然提升自己的社会位置, 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尊严。这种流动机制在改变个人位置的同时强化了尊卑上下的等级结构本身,因为每一个历尽艰辛爬到上层的人都自然会尽力维护尊卑之差等,以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苦尽甜来的满足。这在私人生活中便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的变本加厉；在科举制度中是“十年寒窗苦 ,终为人上人”式的踌躇满志；在官场上则是“一朝权在手 ,便把令来行”的迫不及待。

（摘编自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材料三：

当社会急剧转型、农村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乡土中国》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这一层面的意义，我们便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用不同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但是局限于乡土社会的层面，在此书中的“差序格局”仅主要适用于亲属关系及其投影的地缘关系。这一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黄光国在其书《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将人际关系分成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则分别适用着不同的交际法则——公平法则、人情法则以及需求法则，以此来分析中国人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及其思考过程。这种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是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并延续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的一种很好的例证。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20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花了整整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育成了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了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袁隆平传》）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2017年11月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

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10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极易暴发泥石流。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

材料一：

“不知中国画理，无以言中国园林。”中国画与古代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绘画和建筑的关系在“界画”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汇点。界画发祥之时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它以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为艺术表现形式，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界尺来辅助画笔，勾勒建筑物或者器物的轮廓线。由于科学、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舟车等为对象的古代生活原貌，早期界画的使用价值、档案价值或许更大于审美价值，一些早已消失于大火或历史云烟中的中国木质古建，得以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记、想象和怀念。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唐朝时官至工部尚书的阎立本既亲自参与设计图的绘制，又熟谙于山水。从他开始，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渐渐从原来的宫观效果图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山水画。

中国古典园林正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山水画与古典园林建造，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自然的愿望。造园大师计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积香炉”时，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词“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筑出满目风情。唐代诗人王维，不仅创作了“画中有诗”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物质实体“辋川别业”。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织。中国园林重意境，重诗情画意，被称为“三维的中国画”，其美学境界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形态相契合。

在传统山水画中，画面的主次关系是很讲究的，如果喧宾夺主，画面就会混乱、平板。因此，山水画在构图时，首先要找出有特色的山和树作为主体。如明代戴进《关山行旅图》，画家将主峰置于画面中心，以精细的笔法描绘出主峰挺拔陡峭、直入云天之势；把江渚、远山以及水景放在次要位置，画得简括、浅淡，烘托出主景的雄伟、挺拔。整幅作品近浓远淡，富有层次，工细之中见豪放，雄伟之中见秀气。

古典园林的整体布局也很讲究建筑和空间的主从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主次分明、多样统一的效果。如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白塔，与其前面的琉璃佛殿，在色彩上形成洁白与金碧重彩的强烈视觉对比；塔的弧线造型和高居山顶的位置，更使其成为琼华岛乃至全园的主体建筑景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则以其巨大体量与四周建筑物形成对比，成为全园布局的主体和重心。此外，形状对比也是园林布局的常见方式。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忌将主题和盘托出，主张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画面的中心思想。要把握好这个火候，“藏”与“露”的拿捏非常重要。如元代王蒙所作《长松仙馆图》，画面下方近水的岩石与长松交错，松涛阵阵似可听闻，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两处有藏有露的山居茅舍，传达了“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的意趣。

中国古典园林为表达园景意境的深邃，也会把某一景物通过山石、建筑、植物等遮掩一部分，使人看不到全貌，产生一种欲显而隐的含蓄美感。如苏州留园的石林小院，由于院墙、门窗遮挡了一部分山石，从院中看到的石林小景便呈现些许神秘感，表现出含蓄的审美情趣。苏州拙政园的花木隔、山石隔等更是运用这一造景手法的典范。

材料二：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含的东方审美重新引发建筑界关注，我国一批前卫建筑师及学者开始致力于将园林思维引入建筑设计中，力求将园林式审美意识及空间营构方法移植和转译到建筑创作领域，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本土化实践。

北京红砖美术馆是一座鲜见的内有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美术馆，整体设计汲取了中国造园艺术精髓，呈现出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园林式布局。美术馆设计精妙之处很多，一是遵循景观要素的布局法则，恰当处理山石、水流、墙体、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山林、岛屿、山泉、沟壑等自然意象，演绎出中国古典园林山、水、林、石、人共融的绝妙意境。二是运用大量光影要素，通过变换窗洞口的大小、形状、角度、深度等，利用光影关系弱化空间分界，构成了蕴含东方审美观的共融式古典园林空间。设计者还运用了框景、借景、障景、漏景等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手法，行走其中，步移景异。如美术馆入口设计先收再放，营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安徽绩溪博物馆的设计实现了徽州文化与自然山水的有机融合与创新，是用现代建筑技艺与材料诠释江南园林文化、意境与空间的成功案例。整个博物馆参照古典造园法则设计立体化观景路径，池水、假山、瓦墙、水墙、古树、台阶、窗洞等相互掩映，共同构成悠远深邃的中国画式园林景观。

博物馆屋顶营造了山的意象，金属式混凝土材料的青瓦屋面在雨天呈现深浅不一的色泽，远观如高矮不等的树木，赋予博物馆以山的细节和灵气。主入口庭院的视觉焦点，是一座由片状墙体排列而成的“假山”。这座“片石”假山，表面配以水刷石材质，与池岸相融，山池一体，相得益彰。“假山”之后有粉墙，状如中国山水画之宣纸裱托；再后为“瓦墙”，其形有如顶部“屋山”之延伸，层层叠叠，显近远不同之无尽深意。“片山”想法源于《清明上河图》中特殊的山石绘法，山体形态则源于明代《素园石谱》中的“永州石”。“假山”“屋山”和越过古镇片片屋顶而望得的真山，让人与这层叠深远的人工造景及自然山景相感应，得以“会心不远”，达致生命的诗意寄托。

“水墙”是博物馆设计的又一亮点。最初设计方案是用白灰掺墨方式做出如古徽州传统白石灰粉墙一般的斑驳沧桑的墙面肌理效果，但因墙体外保温层无法像传统青砖一样与外层灰浆吸融贴合，设计者最终选择了水波纹肌理的白色质感涂料，打造出“水墙”。一道道“水墙”，恰如中国山水画中将山景分层隔离的云雾水面，它们与池中的真水一起，映衬着“屋山”和片石“假山”，营造出深远的意境，成为绩溪博物馆“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篱苑书屋”位于北京郊区接近群山的地方，外围护材料使用钢化玻璃，玻璃外侧被4万余根长短一致、粗细相当的柴禾秆密密匝匝地包裹。从远处看，屋前水面、水边栈道、平铺的卵石路围护下的裹满禾秆的篱苑书屋，犹如生长在山谷中的巨型鸟巢。建筑内部唯一的隔断是混凝土大门处的玄关，浓缩的入口空间为接下来主要空间的呈现做了铺垫。书屋内部没有人造光源，阳光透过夹在立面及屋顶玻璃当中的柴禾秆将斑驳的影子投射到室内空间，明亮而温和，读书人仿佛置身于自然。

材料一：

宋祁《玉楼春·春景》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己见，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苏轼少作《夜行观星》有一句“小星闹若沸”，纪昀《评点苏诗》卷二在句旁抹一道墨杠子，加批：“似流星。”这表示他不懂苏轼那句，以为它像司空图所写：“亦犹小星将坠，则芒焰骤作，且有声曳其后。”宋人诗文里常用“闹”字来形容无“声”的景色，不必少见多怪。宋祁的词句和苏轼的诗句都是通感或感觉挪移的例子。

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正像拉丁语以及现代西语常说的“黑暗的嗓音”“皎白的嗓音”，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有“通财之谊”。培根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他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荡漾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方，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这算得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解释。

（摘编自钱锺书《通感》）

材料二：

阅读《荷塘月色》，我们感受到诗情画意。朱自清先生以诗人的心去感受荷塘月色，不但游目骋怀地观察，而且先辨淄渑地品味，从而细致地描绘了令人“惊异”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作者所写的月色是荷塘里的月色，所写的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层次里复有层次，使整个画面有立体感、渗透感；其中动静、虚实、浓淡、疏密，是画意的设置，也是诗情的安排。这样的描写，离不开作者娴熟而有个性的艺术技巧。有鲜明的比喻，有明显的对比，有强烈的衬托，有生动的拟人。但更令人赞赏的是，由于作者对描写对象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因此突破一般经验而产生一种奇特而新颖的手法，即古典诗歌中常有的通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处理手法，在现代散文创作中是不多见的。描写得细，来自作家对客观物象观察得细，体味得细。仅以对蝉声这一细节的描写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有些读者提出异议，以为月夜不应有蝉鸣，因此朱自清请教了好些人，最后还是亲自体察，“又有两回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才打消了本想修改的念头，因此他深深地体会到“观察之难”，以为不能“由常有的经验做概括的推论”（《关于“月夜蝉声”》）。整篇《荷塘月色》均体现了作者这种缜密审察的创作精神。他不但对荷塘做整体的描摹，而且做局部的审视，时而以荷塘为主景、月色为背景，时而以月色为主景、荷塘为背景，时而摹写花叶，时而描绘岸柳，时而淡勾云彩，时而轻描树影，层层铺陈，步步开拓，细腻地展现了荷塘月色之令人“惊异”之美。朱自清还认为“花和光固然有诗，花和光以外还有诗”“山水田园固然，有诗……仅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香气，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诗与感觉》）。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以敏锐的感觉去发现这些“诗”。从《荷塘月色》里不难发现，作者正是这样努力地去发掘蕴含在大自然里的这些“诗”的，并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摹写了月夜荷塘的声、光、色、味，从而创造了使人沉醉的意境。

除了描写技巧有独到之处，语言也有突出的特色。朱自清散文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新颖，如他自己所主张的，“新而不失自然”，他常常成功地以“不欧化的口语”来绘神状态、表情达意。优美的艺术境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凡杰出作家无不重视对语言的锤炼。《荷塘月色》的语言艺术确实达到了如作者所追求的“顺口”“顺耳”“顺眼”的境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荷塘月色》之所以无限动人，还在于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使作品不仅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

（摘编自刘泰隆《荷香月色，诗情画意——读，〈荷塘月色〉》）

材料三：

1927年7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想回扬州，他的两个孩子在扬州他父亲那里。但他与父亲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闹得很僵，他怕回去之后难以和父亲和解，为此犹豫不决。这样的心情表露在《荷塘月色》中，就是开头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而这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贴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心理和艺术的奥秘。朱自清自己曾说：“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这些表明朱自清因为考虑到对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地做政治的抉择。

（摘编自孙绍振《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荷塘月色〉解读》）

文本一：

曹丕提出了“文气说”，并且用这种观点来评论作家，指出他们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上的主要特征。他在《典论·论文》中论“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又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徐干时有齐气”。在《与吴质书》中评价刘桢“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这些评论都是比较确当公允的。清人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盛称“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又称徐干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这里“体气高妙”与“卓荦遒亮”，显然都是赞他的文风气格奇高；而“雍容静穆”也自然是纡徐舒缓的“齐气”了。应该说，曹丕“文气说”中，对作者个性、作品风格的差异的探讨是极有意义的。

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代文学批评影响极深远，文气之说从他一直到清代，都是我国文学批评上的一种重要理论。刘熙载指出：“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其实不唯韩、柳、刘勰，宋之欧、苏诸公直至清之桐城派，都很看重这个“气”字，就是刘熙载自己，在《艺概》中，不拘论诗文，论词曲，论赋，就连论书法也常常强调“气”。他在论文时说：“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他在论诗时主张“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他又这样论赋：“邹（阳）枚（乘）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邹阳狱中上书，气盛语壮。”当然他所说的“气”，有的是指文章的气势，不完全同于曹丕的“文气说”，但这也足见“文气说”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何等巨大。虽然曹丕注意到了作家作品的风格独特性，但他过分强调了作家的气质才性，而没有看到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就是对作家的气质才性，他也把它看成是不可变更的，是“不可力强而致”的。人的气质不等于个性，气质只能使人的个性带有一定色彩，个性是个人的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方面心理特征的统一体。个性特征是在人的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影响下，通过其本身的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是气质特点也能在外界影响下，通过实践活动而有所改变。曹丕把作家的气质才性看成是不能变更的，并过分强调它对创作风格的决定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他之后的人们，一方面接受他文气说的正确部分，另一方面也逐渐注意到并弥补了它的不足。

（摘自李树吉《由<典论·论文>简论曹丕的文气说》）

文本二：

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个以文气论文学的。他在《典论·论文》中论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命题。这种“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音乐曲调节奏虽然相同，但一到行腔运气，便有或巧或拙的千差万别，这是先天禀赋造成的，就是父兄也不能传授给子弟。曹丕在人们已用“气”来评述人物、用“气”来说明与文有关系的乐和言辞的基础上，用“气”来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指评论对象总的风貌、给人的总的印象与感受。曹丕以“气”论文同样如此，所谓“气”，类似于现在所谓个性、风格，当他说某位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的，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个性。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个性是一致的。这从他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中对建安七子的评价便可看出。曹丕“文气说”说明了文学与人、文学与自然环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要求作家尽情地显示自己的气质个性，抒发自己的情怀，形成独特的风格。这反映了汉魏之际经学束缚解除之后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也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重抒情、重个性的特征的理论概括。他提倡“文以气为主”，是对长期统治文坛的依经立体、讽上化下的传统理论的突破。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代影响极大，自他以后，历代以“气”论文者代不乏人，文气遂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气论也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摘自陈碧娥《<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价值》）